口罩背后的文化心理差异

科技工作者之家 2020-03-24


目前,国内疫情发展态势逐渐向好,但是国外疫情却进入大爆发阶段。而当我们浏览国外疫情新闻时,却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相比于恨不能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起来以防止病毒入侵的我们,国外的民众却依旧“赤手空拳”走上街头。特别地,在美国,戴口罩的华人小孩被店员辱骂,英国等地戴口罩的留学生亦受到他人谩骂侮辱。疫情发展态势如此严重,为何他们仍然不注重防护呢? 

疫情之下的美国芝加哥街头(图源 Reuters @Joshua Lott )

首先,我们可以从文化心理学中典型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角度来进行解读。集体主义认为,群体是社会的单元,是判断价值标准的出发点,社会是由群体组成的,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必须服从群体的利益。个人主义则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单元,是判断价值标准的出发点,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要尊重个人的自由与意志,实现个人目标。具体来说,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中国,我们强调的是集体的利益。因此佩戴口罩不仅使自己免受病毒的侵害,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同时,我们也一直响应国家号召,从疫情开始之初,全体国民就开始长达两个月的居家隔离。虽然其中不乏有政府的各项硬核强制性措施,但国民自觉为他人为社会做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反观英美等个人主义国家,街头的集体活动,酒吧的娱乐活动,宗教的集会仪式等还在照常进行,并且参加的民众并未佩戴口罩等防护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参加活动的大多为中青年群体,他们认为病毒尚不足以严重到致使自己死亡的地步,而以个人为中心的观念不会使其意识到如若自己感染病毒,会对周围的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同时,研究发现,个人主义者自我意识较强,更多关注自己内心的想法,坚持自己的信念,因此较少会受他人影响而表现出从众行为。而集体主义中的个体看重群体,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为了获取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认可,会表现更多的从众行为。在疫情之下,国内民众在国家号召全民戴口罩的倡导下,在周围人都佩戴口罩的大趋势中,亦会自觉佩戴口罩以符合社会群体的规范。而西方一些国家则不会受周围他人的影响,依旧会按自己意志行事。正像另一种文化心理理论所指出的,我们是社会规范紧严的文化,个人行为受社会规范影响比较大,而典型的西方国家是社会规范宽松的文化,个人行为受个体态度影响比较大。

其次,人格特质中内外控倾向会对个体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内控的个体认为事件的发生是个人的努力和属性所造成的,可以由自己加以控制或预测;外控的个体则认为事件的发生,不是本人行为的后果,而是由运气、机会和命运所造成的。而文化则会影响个体的内外控倾向,具体来说,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倾向于内控型,而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则倾向于外控型。在国内疫情发展之初,例如英美等典型的个人主义国家,民众普遍认为我国的疫情是由于个体自身不注意个人卫生造成的,因此他们认为只要自己注意勤洗手,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就不会感染病毒,而认为口罩对防护病毒的作用并不大。

而且,长久以来,戴口罩在有些国家是被污名化的。比如美国的常识教育认为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口罩的作用是为了防止传染他人而非避免被他人传染。因此,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他们将现在戴口罩的人看作是病患,而为了以防被他人贴上病毒传播者这个污名标签,他们选择不戴口罩来证明自己的健康,以防止被社会排斥。在这一点上,虽然他们不戴口罩和我们戴口罩都有考虑他人怎么看自己的成分,但我们的考虑包含了他人怎么看待自己的责任和社会性,而他们则考虑的是他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健康和个体性品质。因此,仍然是有文化差异的。就像文化心理学经典研究所揭示的,西方人在描述自我时,更倾向于用能力和个体特质来描述,而我们更倾向于用身份角色和人际关系的网络来描述。

最后,相对而言,西方人更崇尚逻辑理性和科学,中国人相信科学以外,也不排斥常识和经验(包括中医),总体上更倾向于实践思维和实用理性。对西方人而言,特别是伴随着国外媒体一直以来将肺炎疫情等同于流感病毒的宣传之下,他们认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只有通过科学手段研发疫苗才能有效对抗病毒,而目前主要依靠个人,相信传染和病死的基础概率,朴素(而无情地)认可基于自然选择的个体竞争。所谓“集体免疫”,并不是相信集体,而是相信集体中的个体竞争。当他们慢慢意识到口罩的防护作用时,长久以来对口罩不重视而导致的短缺口罩资源已不足以供给大量民众使用。对中国人而言,注重实用性,以实践经验为指导,按照李泽厚的说法,是注重实用理性。某种程度上,实用理性具有中庸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非线性思维。因此,科学、常识、基于经验的中医,不会特别强调彼此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是基于效果来衡量。这也解释了一部分老百姓的非科学的做法,例如戴多层口罩,这未尝不是从象征意义上表达一种执着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与天奋斗的精神。当然,像通过煮沸口罩来消毒这样的举动,是过于依赖感官经验而忽视理性和科学了。

同时,戴口罩作为一种一眼看过去就具有防护性心理意义的举动,符合中国人在熟人社会沉淀下来的防护陌生人的心理倾向,在不确定、不安全、流动性强的现代社会,可能确实具有镇静剂的作用,所以偶尔能看到小区广场上熟人之间仍然是摘了口罩聊天的,也经常听到熟人一起打牌的、聚餐的新闻。这种个体防护的行为,与城市和社区在执行隔离政策时对流动人口和来自疫区较重地区过于严苛和歧视的做法,怕是具有相似的心理结构。回到口罩,从雾霾天戴口罩可有效防霾,到春夏之际戴口罩防花粉柳絮等一系列实践被证明有一定效用时,这种心理意义加上实践效用,使得民众不约而同会选择佩戴口罩。据说,现在很多日本年青人在没有污染的天气也经常戴口罩,具有社交保护不与他人交往的意义。是否,在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形下,戴口罩也有拒绝与人交往的含义呢。而西方人习惯与陌生人搭讪和交往,向他人展示很高的受人欢迎的宜人性特质,是很重要的,戴口罩则传达了与宜人性相反的信息,真是不可取。

总之,文化是系统的,任何现实中的具体行为,背后都可能包含一整套文化的意义。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虽然世界各国人都会出现恐慌和抢购,也都存在瞒报和撒谎,但是文化的差异仍然清晰可见。这里不特别强调哪一种行为本身绝对的正确或是错误,但结合本次疫情的特点却可以看出哪种相对适应性更强一些。除此以外,不管任何文化,要想制定一个适当的政策,并更好地实施,既要有文化的自省,又要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

注:文中部分观点受到第二作者参与的某小微信群讨论的启发,相关主题亦在中国人民大学2019级社会心理学方向硕士生3月19日“文化心理学新进展”线上课进行讨论,除第一作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曲珈慧、冯嘉溪、朱安润、张恬路几位同学,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韩悦,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2019级社会心理方向硕士研究生;韦庆旺,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心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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