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协和身影

中国自古以来饱受瘟疫之苦。据相关学者统计，自战国末期至辛亥革命的两千余年，有史料记载的瘟疫即达350次以上，相当于每6~7年就会发生1次。

协和创立之初，就把宗旨定为“赋予中国最好的现代医学，中国可以从医学的最新进展中获益”。而传染病则是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对广大老百姓影响最严重的一类疾病。因此协和的科研，无论是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还是公共卫生，对传染性疾病的重视都是无以复加的，因此也造就了诸多顶级传染病学家和一批重大成就。

1921年，毕宝德（Francis W. Peabody）来到协和参加开幕典礼，接着作为客座教授在协和工作了1年。次年夏天回到美国以后，他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述评，对协和内科极尽赞美之辞。结核、伤寒、梅毒被毕宝德认为是协和内科极为常见的疾病，而猩红热、天花、回归热、斑疹伤寒和黑热病也是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内科疾病。尽管也涉及了其他部分内科疾病病种，但传染病，显而易见，成为协和内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协和管理层对传染病也是十分重视，因此从基础学科到临床学科，在传染病上投入的经费和精力都非常可观，相应成就也极为丰富。其中黑热病的研究尤为出色，经历几代协和人的艰苦努力，终于为上世纪50年代彻底消灭黑热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协和基础学科中与传染病关系最大的是细菌学-寄生虫学-病理学系，1920年即聘请美国学者田百禄（Carl Ten Broeck）为首任系主任。他和助手瑞典人鲍尔（Johannes B.Bauer）饶有兴趣地研究了粪便中破伤风孢子存在的状况，探讨将破伤风孢子植入肠道诱导免疫的可能。而田百禄的继任者林宗杨，与伍连德同样出生于槟榔屿，一度追随伍连德拟赴其筹建的北京中央医院就职，但因伍连德辞职而赴美攻读公共卫生专业，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受聘于协和，自1922年一直工作到1942年协和被日军占领，取得了诸多成就。一方面，他的科研工作成就斐然：1925年首次在我国患者中找到立克次体（为此亦不幸感染）；同时他还系统研究了真菌的致病性。另一方面，作为微生物学部门负责人，他对于结合临床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对伤寒的诊断方法等也作出过一定贡献。他在1930年被聘为教授，1937年起担任教务长，培养了一大批传染病相关的重要学者，在以后数十年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谢少文是另一位影响深远的微生物学家，他由湘雅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协和内科工作，在完成1年的内科总住院医师之职以后，从事了医学微生物学。他于1928年就开始发表有关伤寒的临床研究，1932年发表了我国第1篇布氏杆菌病流行病学的研究，后来在梅毒、结核、霍乱、白喉等传染病的实验室诊断方法改进方面作出过十分重要并且实用的贡献。谢少文1932年哈佛医学院进修期间，在辛瑟尔（Hans Zinsser）教授指导下研究斑疹伤寒。MR Castaneda和他共同发表的论文“The antige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us x-19 and typhus rickettsiae: a study of the Weil-Felix reaction”，对确立外斐氏反应在诊断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同时，谢少文还在世界上首先成功地应用鸡胚在动物体外活细胞内培养了立克次氏体，为后来美国学者制备出疫苗并在欧洲应用于控制该传染病的流行起到重要作用。

此后，辛瑟尔于1938年来到协和任客座教授，指导谢少文等研制成功立克次体疫苗。辛瑟尔在协和的研究卓有成效，以至于《中华医学杂志》出版题名为“病理学、和微生物学专刊”的增刊来纪念辛瑟尔的工作，辛瑟尔是首位获此殊荣者。

此后，协和1934届毕业生黄祯祥也步入这一领域，他在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进修时所做的“马脑炎病毒西方毒株在组织培养中滴定和中和作用的进一步研究”，意味着病毒接种可以在试管内进行，这是病毒培养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以至于十余年后，因脊髓灰质炎病毒研究而获诺贝尔医学奖的恩德斯在获奖演说中，还特别提到了这位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因此，在传染病的实验室诊断领域，协和一直在努力与国际前沿同步，在传染病的治疗方面也有建树。曾任药理学系主任的伊博恩（Bernard Emms Read），在留美归来以后，不遗余力地推广大枫子油的本土化生产，降低麻风病的治疗成本。

自从万巴德（Patrick Manson）爵士在1866年在厦门进行寄生虫研究后，中国的寄生虫疾病研究就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福斯特（Ernest Carroll Faust）正是为此来到协和，并将协和的这一领域发展成为最高产的领域。福斯特等总结了中国寄生虫病的疾病谱，为临床带来了不少便利。他对日本血吸虫的详细研究为日后提供了防治依据，且认为梅亨利（Henry E.Meleney）是第一个发现中间宿主是钉螺的学者。福斯特和许雨阶对华支睾吸虫的研究也非常详尽，并指出食用生鱼是感染华支睾吸虫的最主要原因。协和对黑热病、阿米巴病、疟疾等寄生虫病的研究，也十分全面、系统而实用。福斯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了华支睾吸虫的专著，并与梅亨利合作出版了日本血吸虫的专著，达到了该领域的前沿水平，为我国防治这两种寄生虫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福斯特还在华北的家犬中首先发现了细粒棘球蚴的绦虫成虫。何博礼（Reinhard J. C. Hoeppli）接任寄生虫领域负责人后继续着这一领域的辉煌，直至协和进入军管时期。他最著名的成就在于针对血吸虫卵致敏作用的IV型变态反应；日本血吸虫卵成熟后周围出现一个嗜酸性晕轮，被称为“何博礼冠”。冯兰洲对黑热病和丝虫病的研究也十分引人瞩目，在日军占领北京以后，他已经不得不把主要研究方向调整到北方寄生虫病领域。这一时期，尤格尼•欧匹(Eugene L. Opie)来协和作为客座教授，也是成就斐然，成为又一名享有《中华医学杂志》“纪念专刊”待遇的国际知名教授。而太平洋战争前最后一任药理学系主任安德森（Hamilton Anderson），一直在努力研究砷剂对阿米巴病的药理作用，直至协和沦陷。

协和的公共卫生在世界上是影响深远的。这一领域由兰安生(John B. Grant)于1922年创建。而恰恰协和公共卫生的重要贡献在传染病防治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由协和促成的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大幅推广了预防接种，并对妇婴死亡威胁最大的产褥期感染和新生儿破伤风进行了简单而有效的干预。

在兰安生大力支持下，陈志潜在定县建立了中国农村公共卫生的“定县模式”，其中卫生站的工作除了门诊和上门服务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健康教育和各种常见传染病的预防免疫；而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样围绕着当时常见而棘手的疾病——传染性疾病。

陈志潜在1933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了在当年的一次霍乱流行时，拒绝入院的患者死亡率很高；而入住当时区卫生中心医院（定县模式三级医疗网的最高级机构）的45例患者均顺利康复。定县模式的成功和可复制的特点使其立即成为全国卫生健康事业推广的极好范例，然而卢沟桥事变的暴发使这一宏伟事业在其初露峥嵘之后就不得不夭折于襁褓之中。尽管如此，协和公共卫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传染病防治模式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对世界上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也有着示范意义。

作为备受重视的协和内科学系，对传染病的重视自然是重中之重。建院伊始，骆勃生（Oswald Hope Robertson）就被任命为内科感染性疾病方面的负责人，而杨怀德（Charles W. Young）作为副手。

首任内科主任麦克林离开协和以后，骆勃生接任这一重要职位。谢和平、梅亨利、李宗恩以及后来从协和毕业的吴朝仁、钟惠澜、王季午等先后加入这一团队。内科对于传染性疾病的工作更偏重于临床诊治的全方位不断改进。杨怀德提出用胸骨穿刺可替代脾穿刺来协助黑热病的诊断；谢和平和吴宪合作，通过生物化学方法，利用血液中骤升的球蛋白辅助诊断黑热病；梅亨利、李宗恩和钟惠澜，都先后对黑热病的诊治作出重要贡献。

不仅如此，基弗尔（Chest S. Keefer）在协和期间研究重点虽然是血液病，但对于黑热病的血液系统变化却非常感兴趣，因此和许雨阶等一起报道了黑热病患者的全血细胞减少的情况，并于此后针对这些变化给予了相应治疗。谢和平长期追随骆勃生研究肺炎球菌，并于1931年赴美进修时，与道森一起将一株死肺炎球菌转化入一株活菌，使其由非致病性转化为致病性。其后的一系列实验证明了DNA才是遗传物质，最终这一成就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谢和平的早期工作在其中是关键一步。协和在传染病临床研究方面的其他贡献，如吴朝仁和谢少文对伤寒病例的回顾性研究、钟惠澜和张曦明对伤寒和脑膜炎床旁鉴别的见解、钟惠澜对回归热继发沙门氏菌感染的病因研究，均对当时的临床诊治有着重要价值。

传染性疾病，尤其是重要的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当时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在协和的临床与研究历史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常常为多学科合作和多维度研究，成果累累。不仅如此，在协和的各相关领域中均涌现出了一批重要学者和医生，在新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高贵品质和严谨学风，也激励着一代代协和人。在新的时代，艾滋病、埃博拉、SARS、MERS、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尽管慢性病已经取代传染病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死因，但新型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并且对人民健康产生极大的威胁。然而每一次协和人都不会缺席，不仅在国内，也常常在国外发挥着协和特有的能量。

2019岁末，新型冠状病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湖北全境，并向全国蔓延。在赵玉沛院长的带领下，协和医院开展联防联控工作，尽最大努力防止人群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相继派出4批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共计186名队员，接管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房。在历史的坐标系上，写下了协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