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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申明，本文提到张双南先生，饶毅先生，施一公先生，吴国盛先生，秦伯益先生，王晓东先生等学者，他们都是我所十分敬重的。特别是饶毅和施一公先生，他们是不多的放弃美国的优越的科研生活条件，热情地回国参加中国的建设者，并为之做出了许多突出学术贡献和社会贡献，让我深深敬佩！这里仅是和他们讨论学术观点上的问题，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一点点质疑。

在2016年我曾写过一篇《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高端人才》，发表在我的《随想录》中。它是一个持续争论的热点问题，再看到近日张双南和饶毅两篇文章后，还想再谈谈我的看法。

因张双南先生对科学的狭隘定义，引出西方古时就有科学而中国古代所有的观察研究都不是科学的结论，因此说中国文化有“缺陷”，又叠加上如今应试教育的问题，而致使中国至今无诺奖（屠呦呦除外），再看到犹太人，瑞士和日本都常有诺奖，这些让中国人对科学和教育都毫无自信！对中国的不自信，那自然引出西方教育先进。学习西方的教育理念就办起了“非公办”的西湖大学，和无数年幼孩子被送出国学习等混乱问题。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古代方方面面的观察和研究之中到底有没有“科学”这个核心问题。

1.1  中国人无科学素养和中国教育问题

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和对教育的不自信，真是一碗“搅乱人心”的迷魂汤。下面先主要从最近看到的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说起。

张双南教授：《大多数中国人不懂什么是科学》

饶毅教授：《我们尚未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

著名的中科院天体物理学家张双南教授说：“我们只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这很显然是中国社会科学素养底下的主要原因”。

他还说：“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并不重视探索统治自然和宇宙的基本规律。既然不寻找基本规律，实用主义就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他又说：“中国古代的农学、药学、天文学、数学、博物学等都曾经世界领先，但是强调的都是实用性，而没有对这些知识做出进一步的理性和系统的整理和抽象概括，探索内在规律成为系统的科学理论。”（不知为什么这里张先生有意地回避了“中医学”）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当拥有颠覆性技术才有真正的技术自信”。他的意思是“自信”发生在要有了技术，而且是有了“颠覆性技术”之后。显然，当有了“颠覆性技术”自然会有自信这是没有问题的。（也不尽然，美国早就有了“颠覆性技术”，现在却也不自信了。）

我们说自信，那更是应该在做一件事之前，是我们有信心去完成它，这才是非常有意义的自信。当毛主席领导的游击队仅仅1000来人，而且屡屡打败仗。有人就怀疑了，“红旗能打多久？”这个质疑就是“不自信”。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小小游击队被赶的往山沟里钻，毛主席的回答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看吧！这就是毛主席的信心！所以，信心不是发生于成功之后，而应该是出现于办事之前。“自信”对于我们去奋斗，去战胜困难有重要的意义。“自信”也就不是必然是发生在“有颠覆性技术”之后。今日看看在抗击严重的新型冠状肺炎中，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就是信心满满，它终于让今天的天边出现了最后胜利的曙光！

今年10月29日，在上海拉开“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论坛邀请了一位15岁的小姑娘谈方琳，她是高一学生，她从小就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研究数论。她的“菲波那契数列与贝祖数的估计”获得了“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比赛”一等奖。加拿大一个蜚声全球的数学家Rankin教授指名要拜访这个中国女孩，该教授说："这个问题我一直苦苦钻研了5年都没有弄出了头绪，竟然让一个中国人给破解了，而且还是个小女孩。”

会上，谈方琳跟牛津大学院士吉罗·麦森伯克分在一组。她向院士请教：您认为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教授亲切地告诉她：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最难得的是面对困难和失败的时候不气馁、不松懈、不丧失自信。

看来，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要有信心！

前面那些舆论，让我们对发展科学和教育都不自信，这种不自信的言论的扩散是很有危害性的。

再看清华吴国盛教授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中国古代技术发达，在运用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生活这方面，远远走在世界前面’，但不是科学发达。而中国缺乏科学的基因。”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西湖大学董事会董事饶毅教授发表的文章《我们尚未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仅从这模糊了的标题看，“没有证明是‘有智慧’”，其字面后的意思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智慧的民族”。真遗憾，他这个论断，对中华民族真是一个空前严重的否定！他真不应该随意地这样说。

饶毅教授结论是依据中国没有诺贝尔奖，他说：“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

饶毅教授他还不断拿诺贝尔奖说事：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遥远的人口小国瑞士是只有700多万人口，已经获得过20多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邻国日本从1949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至今也已获20多次诺贝尔奖。

对于这种说法，其实想想，西方的现代科学是学了古希腊，而现在古希腊连其人口和民族都早就无影无踪，现代欧洲这么多民族，他们都非古希腊人的后裔！而且他们与古希腊之间隔有长达1000多年还包括了欧洲的“黑暗时期”，历史远没有连续，更不是线性。当穿过了长时期且包括“黑暗的欧洲”，意大利人才翻译和学习了古希腊著作，再经过文艺复兴，才得以发展出现代科学。把古希腊的科学传统说成是现在欧洲人的，这岂不是李戴张冠？他们之间完全没有血缘关系！

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教授也这样认为，他说，从“李约瑟之谜”，到“诺贝尔奖情结”，再到“钱学森之问”，都反映了中国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缺失。

不少学者在呼唤大学精神的回归时，都会怀念西南联大。质疑为什么中国就再也创造不出西南联大的辉煌？如秦伯益教授所说：“联大的成功在于它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蓄。”他点出了原因：“自由”！

看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有科学，诺贝尔奖数目越多，科学越发达，人越智慧。那就是“唯诺贝尔奖”的观点。

哲学上看，美国信仰唯武器论，那是形而上学不附合客观发展的规律。毛主席一贯是以具有代差落后武器打败武器先进强大的敌人，甚至包括打败了在朝鲜的武器相距好几个代差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再看美国打伊拉克阿富汗用了相距几个代差的武器经历了十几年最后却也没打赢！唯武器论是不是该破产了？可是，至今美国仍信仰武器，有几艘核航母就要保卫他的“美国第一！”，这是梦想！

“唯诺奖论”可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唯武器论”，也必然破产，它也是形而上学的思维。

还有许多人基于“中国没有诺贝尔奖”和教育负面的评价，扩展到说不自由不民主，中国文化不适合科学，直至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有一位著名女精英资中筠，她就直言认为只有将“人才与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相结合才能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奇迹”。言外之意就是没有“民主制度”，科学研究上就不可能有什么杰出贡献。她更直白地呼唤西方的“民主体制”。

1.2  教育不自信的危害

上面从科学的狭义定义引出了中国发展不出科学，又引出了严重的“教育不自信”！

若中华民族真没有智慧它能够生存下来吗？能够绵延5000年而不中断不被毁灭吗？对比同时先后出现的那些古代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它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许多人都吹捧犹太人，这里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为什么历史上以及现今全世界许多国家人民都看不上甚至憎恨犹太人？只能说，这个民族的处事行为是有很大的缺点；再问，犹太人几千年至今也没有创造并形成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几度濒于灭亡。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出现一个有大智慧，有杰出战略思考能力，能够惩救民族于危亡的政治家！几千年都没有出现一个解决这个最关键问题的政治家的民族，能说是杰出的“智慧民族”吗？仅以诺贝尔奖这一点评论，是不是太片面？切不要以此来忽悠群众！

认为中国现今的高等教育不好，施一公教授等人就创办了非公立的《西湖大学》。对此我也曾写了一篇对事不对人的评语留言：（施一公是很好的杰出的爱国科学家，他的父亲还是哈工大50年代我的校友）

2018年4月15日-我对文章《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开工建设新型在何处》写了以下留言：对西湖大学，施一公表示，“用五年（达到）亚洲一流，十五年（达到）世界一流。”他还说：“我相信在它五年以后，等他能达到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一篇世界级的学术成果”，还说“用最优秀的师资培养最优秀的学生，打造一流的成果，在这方面我相信不仅不需要百年，也不需要十年，因为很简单，等到博士生毕业的时候，他的成果就出来了。”对办这样的西湖大学，他说他们就是以：“这种现代办学的模式，理念为出发点”。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存在问题，是需要改进，施一公敢于去挑战，去革新，这是好的的精神。然而，其某些理念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我质疑。

我们都知道，科学研究是不能够严格计划的，它常常会有失败。怎么就能够肯定经过五年西湖所有的博士都一定达到世界级的学术水平？西湖大学的博导都是世界一流，又招收国内顶尖学生，五年带这么多博士。其中会有“世界级的学术成果”，但也肯定并不个个都是！再说，若能够在相同条件下，西湖也未见得强于国内著名高校。比如潘建伟在西湖能够取得的成绩未必在中科大就不可得！

再看，施一公说：“去行政化了吗？学校将依法设立中共西湖大学党委会，党委书记通过参加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参与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我想西湖党委仅是“参与”，并无决策权，要是遇到如香港学生占中事件，西湖大学能够把握住方向吗？会不会迷失方向，会不会跟着“占中”那伙人跑？我希望我的怀疑不是真实！

你还看到现在许多家长让那些“公知们”忽悠的深信国内教育水平低下，就把唸中学甚至小学的孩子远送出国，包括许多仅是一般的工薪家庭，集中了全家多年的积蓄；也有以全家多年积蓄送孩子上国内“私立学校”，“贵族学校”。认为这样的“寓教于乐”的学校质量高。按我的说法，这简直是花了钱还坑了孩子（后面再解释）。再从香港事件和台独的去“中国化”深刻的教训可以看到，颜色革命正是从那些拒绝中华文化影响的学校开始的，这种模式正是那些鼓动颜色革命的人所希望的。我们这些办私立学校的朋友要认识到这点，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去上那早已等在那里的贼船！

为了分析上述问题，我们要从最基本的概念讨论起，认真看看什么是“科学”？为什么我们要在科学定义上争论并再提出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否很重要？是否正确？从上一节可以看到，正由于过去一个狭义“科学”的定义，搞乱了整个对于中国文化，科学研究和对中国教育的认识，已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后果。

2.1  科学的狭义定义

张双南教授提出科学的定义由三个要素和七个内容所决定。三要素包括目的、精神和方法；科学的目的的是发现各种规律；科学精神的内容是质疑、独立和唯一；而科学的方法则是逻辑化、定量化和实证化。

为堵住漏洞他还补充说，并不是所有揭示规律的学术研究都是科学研究，因为很多学术研究都不完全符合科学的另外两个要素。依此完整的“三要素七内容”，他得出数学不是科学，哲学不是科学，中国古代全部对自然的观察思考都不是科学研究。

张教授这个定义，代表了许多其他人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说法，这里姑且就以此说法来分析之。

连“数学”也不属于“科学”，这种定义下的“科学”，“科学精神”，“科学素养”等等还有什么意义？这样，许多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会问导师：数学不是科学，我们的研究还是“科学研究”吗？这是多么尴尬的问题！

张先生曾具体地指出，“中国古代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非常伟大，但是它们都不是科学发现，而只是技术发明。我们的祖先没有刨根问底地去研究这些技术背后的规律，因此不但没有发展成为化学、电磁学、地球物理、自动化等科学学科，当时先进的技术也逐渐被西方超越。”

他的这段话是对的。在这些方面中国古人没有去动脑筋。但他所说的这些远远不是中国古代人所研究的全部。对于后者他说，“中国古代的农学、药学、天文学、数学、博物学等都曾经世界领先，但是强调的都是实用性，都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一些实用的知识，而没有对这些知识做出进一步的理性和系统的整理和抽象概括，探索内在规律成为系统的科学理论。”

张教授上述这个论断，错了！中国古人在上述方面经历无数次实践获得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了反复地深思熟虑，不再仅是经验的积累，已经从感性认识上升到了抽象的理性阶段，是理性的认识，形成了规律性的认识，此规律性认识又不断在指导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如适合农业耕种的天文历法，节气的划分，中医的理论，包括适合治疗虐疾病的青蒿用法等等，这些都是不能否定的“规律性”的科学成就。

年轻的海归学者饶毅教授的观点与张双南教授却在原则性上有一点不同。饶毅明确认为：“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他明确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但饶毅他认为：“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

“有没有”是原则，强一点，弱一点是次要的。更何况，在那个古老逝去的年代，不是古希腊后裔的欧洲人的“科学”连“弱”的影子也完全没有，丝毫没有！

看来，即使都是来自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研究生教育的学者，观点也不尽相同。

饶毅教授关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他还说：“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这里，饶毅先生却又错了。

2.2 科学的广义定义

上面张双南介绍的科学定义是狭义的。他们认为符合它则是科学，反之即“非科学，伪科学或反科学”。认为，他们这个定义是“天经地义”千古不变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也正是依据类似的科学定义，长期将中医学称之为“伪科学”。

我看，这是教条主义。想想类似这样的洋教条在中国革命中曾经造成过多大的危害。李立三、王明、博古等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由此他们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恰恰相反，毛主席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胜利之路。因此，今天我不希望看到西方教条再次阻挠中国前进。他们无知的照搬外国教条的说法原本可以谅解，但那些洋教条对中国影响之大，它将严重促退中国的复兴，我们真不能不认真以面对！

什么是科学？也如同狭义的“科学”定义一样，它应该是“对客观世界的理性的认识”，这样，这个理性认识就可以称得上是“科学”。换言之，即是摈弃次要因素仅取张双南科学三要素七内容中主要精神概括而得，就得到广义科学的定义。

广义科学的定义：其目的就是追求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方法是在对客观世界多次实践所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严谨慎密的思考，将感性认识上升到高度抽象的理性认识，且形成系统的理论。这个理性认识又能够反复多次的在实践中得到印证和不断地修正补充。这个过程就是“科学研究”，而所得到的系统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简称“科学”。

而科学精神不只是张双南说的“质疑”，而是更广泛意义的四个字：“追求真理”。在这个定义中我摒弃了狭义定义中的实证化和严格的定量化的要求。这样，数学和中医学都获得解放了，他们都是科学了。

其实，关于广义科学的概念，中国过去早有人提到过。

1916年，学者任鸿隽发表《科学精神论》一文，明确提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也”。1941年，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多次阐述过科学精神，他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指出：“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

当有了上述广义的定义，古代也就有了“科学”，中国古代的农学、中医药学、天文学、数学、博物学，兵法学都是科学。因为他们都是从观察客观世界中经思考总结提升的抽象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并且又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验证和发展。

我们高兴地看到，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这个件事（我对她是非常敬重的），却从旁证明了科学广义定义的正确性。屠呦呦获得的诺奖，是因为她继承了东汉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的思想。这里她是“继承”，而完全不是如“诺奖委员会”所说的“得到启发”。因为她原封不改的应用了葛洪的“青蒿治发热病决不能如传统中药那样煎服”的思想，只不过是用了现代方法去“提纯”而已。这样，原创应该是葛洪的，葛洪的思想就符合诺奖的科学原创性原则。而它却是发生在距今1700年前，远远在西方现代科学问世之前！在瑞典人诺贝尔发明火药之前。中医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这样科学思想。如今，中医也用来给中国和世界治病救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说，中医是科学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系统的理论认识。从屠呦呦获诺奖就意外地随之证明了“科学”广义定义的正确性。

前面张双南教授的科学定义内容中仅仅提到“质疑”。科学的发展过程，其实应该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对已有的理论的质疑；其二是，当遇到从未研究过的新领域，毫不知道其规律，这时就要勇敢地去“探索”。所以研究的过程既包括“质疑”也包括“探索”，两者缺一不可。

我认为完整的科学精神应是“追求真理”。有了这个精神，我们会大胆去“探索和质疑”，探索一切不了解不认识的客观现象；质疑一切前人提出的假设以及已经是公认的“理论”。甚至提出创新性的前人未曾认识的客观规律，或发明新的技术手段。

本节最后，对比一下科学的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两种定义在科学的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科学研究的本质要求。其差别仅是广义定义是宽松一些，但即使宽松也严格地要求能够为实践所不断的检验，它仍具有严肃的科学性。而“广义定义”却避免了“狭义定义”所带来的诸多负面问题，突出了人类对认识客观世界的不断追求。

在科学研究的目的性上张双南教授这样说：“如果我们问科学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都会回答：科学的目的是造福于人类。这个回答并不完全正确，或者可以说完全不正确。”他说：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各种规律，但是如何应用这些规律则并不是科学本身的目的。因此科学家不需要关心它是否有用、是否危险。他更明确地说：科学研究本质上就是，为追求规律而追求规律。”

饶毅教授也这样认为：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华裔美国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生命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教授认为：“我看创造性的工作来源也是三个：傻，碰，和熬。只有傻到一定程度才能把一生的成功依赖以碰，和一时碰不着也要熬着等机会碰。”

他还说，“我们的工作离项目指南越近，离诺贝尔奖也就越远”。他明确不要“指南”。

张双南教授他们都反复强调，科学研究的目的应该与其实用性无关，科学研究者仅为探索客观自然世界的规律而研究，如古希腊人他们那样并不追求研究有什么好处。这就是张双南和饶毅等人所说“无功利性”。概括他们的意思就是做科学研究不要带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这就是科学目的的“唯理论”。

关于上面这个目的的“唯理论”，古希腊那时就真是以追求真理为乐，毫无功利目的。这种无功利的追求应该是有条件的，必须是绝对在衣食无愁这个条件下。然而，古希腊人却在这种“无忧无虑”中被入侵者消灭得无影无踪，连他的后裔也找不到，在地球上消失了，真是可悲的命运！反而对比地看，中华民族，他们却十分聪明，不断将科学成果应用于实际，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5000年而从不间断！两种模式的高低不是清清楚楚吗？

有人总结历史告诉了我们：

他说“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标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重大转折。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19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催生了由机械化转向电气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前期，量子论、相对论的诞生形成了第二次科学革命，继而发生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变革，基于新科学知识的重大技术突破层出不穷，引发了以航空、电子技术、核能、航天、计算机、互联网等为里程碑的技术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一些国家抓住科技革命的难得机遇，实现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快速提升。

我们近代没有赶上上述多次的科技革命，我们落后了，历史还无情地鞭打过我们，有了“科技落后，就不断挨打”的惨痛教训。我们完全不是“衣食无愁”。因此我们中国人充满了“为国家强盛”而努力发展自己的“科学”，无数仁人志士因之为发展科技而奋斗终生。

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做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95年，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同志号召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再次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胡锦涛同志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习近平在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招。

1968年12月5日首都机场一小飞机降落时失事着火，现场发现两具紧紧抱在一起黢黑烧焦的尸体，当人们把他们分开时惊讶地发现，两人中间夹着一个完好无损的皮质公文包，其中是“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钱学森的美国同学，著名且杰出的核科学家郭永怀和他的小警卫用生命捍卫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中国梦”。在他们牺牲22天后，我国第一颗武器化热核导弹成功试爆。昨日为“功利”奋斗闪烁的星辰陨落了。

郭永怀和夫人李佩

张双南他们指出的若科学研究不应是具有为“功利目的的追求”，那样会影响到使研究结果达不到如“诺贝尔奖”的高度。这话反过来说就是，做科学研究要想获得如“诺贝尔奖”的高度，研究只有取“无功利目的的追求”。这些话对吗？符合中国国情吗？目前中国国情尚未达到“衣食不愁”，因严重“威胁”尚在，它允许我们“衣食不愁”吗？所以，不要离开上面所说的中国百年苦难的历史和当前国情来看问题。

再看那些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个个都是“无功利目的追求”者吗？非也！你看看历史上有多少著名诺贝尔奖学者为争名誉而打得不可开交，他们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值得尊敬，而那争名夺取“功利”之事，却也被记载下来，万年遗臭。

《数学恩仇录》一书，记录了历史上许许多多数学权威之间的恩仇的例子，甚至包括了鼎鼎大名我们非常熟悉的牛顿和莱布尼兹人。牛顿和莱布尼兹分别独立创立了微积分。牛顿却侮蔑莱布尼兹“剽窃”，并利用自己是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职权，重罚了莱布尼兹，使莱布尼兹抑郁终生。我们还知道类似这个问题甚至也多次发生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之间。

有人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意义，无论如何赞美也许都不为过。但它发现的过程，则很难说是科学史上的光彩一页。为了“谁的贡献大”这一问题，沃森和克里克打得不可开交。

当然，我们是应该对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不要用“功利”去限制他们，不要要求他们的研究必须有什么应用背景，“有”当然更好。科研得到的规律性认识若没有“应用背景”，它却一点也不差。这样的规范学者就不会感到压力，就可以更随心所欲地去探索自然真理。

其实，很多例子已表明，基础研究所获得的创新的新理论，一时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后来却发现了它们有许多重要的应用。不用说较远的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个伟大的例子，就我自己研究的并联机器人所应用的数学《螺旋理论》，它是19世纪所创立的，其后，它被束之高阁半个多世纪无人问津，直到20世纪中叶后，它才被提起用到机构学上，它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科学研究的目的上，关于纯理论目的和带功利目的这两者研究，应该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依据当前的国情“指南”还真是非常必要的，只是要放宽一些。对这些搞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只要其题目新颖，理论上有价值，我们不要对他们提出任何实际功利的目标以限制他们，该给的钱如数给他，基金评审也不要对研究基础理论的人苛刻要求并考核其“应用背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当今国情条件下，每年有关部门发出的“科研项目申请指南”，提出一些关于国家重大关键的研究方向，是要一直坚持这样去做。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那是为了国家强盛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科学研究无功利性与实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2.4  广义定义的意义

广义定义是符合科学的，按照科学的广义定义，中国自古就有科学研究，许多已经形成了科学的理论。

经络学和穴位在中医学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西医早就取解剖方法以探视，可就是找不到“经络和穴位”，因之西医就不承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数例证证明经络的效果存在，许多曾反对中医的西医大夫，承认了它们是客观的。这个典型例子直接说明，用狭义的定义不符合实际，会引出不出正确的结论。

再说中医理论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五行理论”。这里的五行表示了人体的五种脏腑。五行图则表示了器官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对比西医，它的理论建立于解剖学之上，认为人体是相互无关的一个个器官叠加一起构成。长期来他不认识器官之间有相互依赖和制约的关系。近些年来的研究，才逐渐认识到各个器官之间是有关系的，不是简单地叠加。我曾看到西医的一个研究报告，他说“发现了人的情绪会影响疾病”！多么奇怪！而这个道理中国人早就知道，喜怒哀乐就会造成“乐死了，气死了，哭死了，吓死了”，它们却都来自中医的理论，中医理论早就认识了这个相互关系。

西医樊代明院士说：每一个西医都在做正确的事，但局部正确却造成了整体的不正确的结果。此话虽非完全正确，深层的道理却值得去思索。

古代研究战争规律的《孙子兵法》，它2500年后至今仍旧得到全世界高度承认，更得到广泛地应用，它远不止于用于军事，还用到商业，经济、体育等众多存在竞争的领域。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的西方最著名军事科学理论鼻祖，是公元1832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然而，不仅后者晚了2300余年，特别是它却仅仅适合军事。从仅适合军事这一点来说，它的思考的并没有达到如《孙子兵法》所具有的理性抽象的深度和高度。谁高谁低不是很明显吗？对此，还能说中国人不善于思考吗？不是智慧的民族吗？

从这些例子看到，在确立科学的广义定义后，结论恰恰与前面饶毅教授的结论相反，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智慧的民族。中华民族十分智慧，十分善于思考，有思考的传统，有会思考的基因，有追求认识自然规律的习惯和能力。有5000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还有会学习的能力，现代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没有产生于中国，那不就和瑞典，日本一样，去学习吧！现代科学也并非产生于瑞典，瑞典日本他们不也就是通过学习得知的吗？连最早的意大利也是翻译了古希腊的著作学习后发展起来。现代科学不是一学就会的吗？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不会学吗？学不会吗？不想去学吗？

二战后，美国成了超级大国，它集合了全世界的科技精英，长期盘踞于世界科技的顶峰，立于科技的前沿，有世界最多的诺贝尔奖。人们自然都归结于美国的教育制度优越，认为这个制度可以让人才辈出！

上面教授们就是这样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适合培养杰出人才的模式，是现代优秀教育的典范。因此，他们认为教育要“全面学习美国”，提出开办私立学校，推行“寓教于乐”等等……。美国的这个教育制度是否适合我国呢？

其实，深入了解美国的教育模式，可以发现那是一种特别设立的具有一定意义上“分层固化”的模式。美国学校分公立，私立。公立学校学费较低，贯彻“寓教于乐”，学生高高兴兴就毕业走向社会。私立学校，学费特别贵，私立中学学费就堪比一般大学学费，但私立学校要求严格，教学质量很高，学生也都得拼命地努力。美国也有少数质量高的公立中学，但学区房价也非常高，进这样中学也要有经济实力。

除去上面所说的直接费用外，在美国要上好大学，一流大学。不仅学习要好，还有许多附带的其他的要求，除了包括申请者的中学平时成绩外、还要大学预科课程成绩、课外活动表现、体育文艺特长、申请文书以及专家推荐信等。这许多项都是需要数额不菲的支出。

此外，在美国私立名校申请的过程中，还存在两类有特殊意义的“后门”——“家族遗产录取”方式。第一类是如果申请者的父母或家人是该学校的校友，那么学校会优先录取。那年哈佛有14%的新生是本校子弟，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高于50万美元。普林斯顿大学那年刚入学的本科新生中也有14%是子弟。第二类是父母通过对学校进行巨额捐款的方式，来确保孩子走进该大学。近日，中国地产大亨潘石屹就向美国哈佛捐款了6个亿！果然，他的小儿子上了哈佛。

这样的西方教育形成了一个社会分层的机制，大众教育只提供基本、有限的教育，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从市场上花高价另行购买教育，买不起的人则自然地被淘汰了。西方教育通过这样一个宽松的过程，偷偷完成了社会分层。这样的学校教育制度，下层人想往上爬是十分困难的，就造成了两个阶层的分离和固化。

长期来美国国家有钱，干什么也不少挣钱，生活不错，下层人民也自得其乐。可是如今，情况大变，为什么有大批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产业空心化的如今，失业了，他们因当年没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改行也困难，他们对现状就不满了。美国教育模式的缺点也就显露了。

如此说来，他们的教育制度也远非最合理，远非最好的。虽然他集合了全世界的精英，确实培养了少数高端杰出人才，但这种制度下，数亿青少年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在他们应该努力学习的阶段，荒废了人生，种下了他们后半生艰难的苦果。我们可不能学习美国的这种分层的教育制度，不要盲目迷信！更不要不自信！

中国的应试教育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近几十年，盲目追求升学率，忽略了孩子们的全面发展。其中最让人诟病的是，虽然学了许多知识，却让许许多多孩子失去对科学的兴趣和对创新的追求。这里仅集中谈谈这个问题。

对这普遍指责的问题其实早在距今2500年前就有一位伟大的中国老人，他那时就指出了其2500年后今天这个问题深刻的实质！且言简意赅，仅用六个字，那就是：“学而不思则罔”——孔老夫子。因此，解决之道也非常容易，那就是“学而再思”，岂有他哉！孔夫子思想之深刻，真叹为观止！

中国现实的教育却是学到了许多必要的知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相反“寓教于乐”模式就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却是它的最大问题，毁了一代孩子。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1.5万中国未成年留学生被困英国，背后的现象让人深思》。我真为滞留在英国未归的这1.5万孩子所揪心。想想，在整个西方世界又有多少这样分散遗留的孩子，学校关门，又处于被新冠病毒所包围，且又回不了家。每个孩子都牵涉一个家庭，这有多少家庭在哭泣！？他们正是受了那些“对中国教育不自信”所忽悠造成的后果。

如前所说我们在“跟踪”这历史阶段中，中国广大学子做出许许多多的创新，它证明了应试教育的缺点在实际中也并不难扭转和克服，“学而再思”！

张双南在另一篇文章中却说得很对，很好。他主张对中国顶级高校，要鼓励他们“发展特色”。“清华坚持以工科见长、北大以文理共进为优势，而中科大在自然科学方面做到极致，如果哪一天把清华办得超过MIT，把北大办得超过哈佛，把中科大办得超过加州理工，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就真的牛了。”想法是很好，但这真是非常非常困难和遥远的事。

但是话又说回来，回想80年代，我曾和学生说要努力去赶上英国，学生笑笑：“这哪里可能？他本来就在你前面，你走他也走，好比月亮赶太阳！”那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可有谁能想到，今天中国真把英国远远甩在后面自己却达到世界第二！还是毛主席的话对：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再说，关于中国开班“私立学校”。从香港动乱的激励原因看，动乱起因是自它回归后“学校没有宣传中华文化”，这正是引起动乱的根源，是颜色革命的起点，它也正是西方乱华者所希望中国大量采取的办学模式，他要“请君入瓮”，贼船等着你去攀爬，我们可切勿上当！

上面分析了美国教育制度的缺点这方面，美国教育制度的优点是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我们不学美国的教育制度，我们是否也能够培养出较多的杰出人才呢？下面就先从中国少有诺贝尔奖说起。

这篇文章回避不了钱学森之问和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上面数位专家都提到过。对这个问题我过去曾经专门讨论过，发表在我的《随想录》书中，这里仅简单叙述我的观点。

首先补充一点，关于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在网上已公布了具有对应意思钱老的原信。从信中看到钱老的意思根本不是如一些人自以为是的认为，“钱老不满意中国科研的不自由”。“不自由”是这些人强加给钱老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人民对百多年的屈辱深有体会，国弱则被欺。要想不被欺就要尽快地建设国家。钱学森为什么回国？包括我自己一大批南方学子为什么到边远寒冷的东北去？就一个心眼，一句话：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我们自己强大的国家！

如何能够尽快赶上去？唯有模仿跟踪，这是最快的捷径。学习人家，包括派遣大批留学人员。人家搞原子弹，我们也搞，人家钢产量几千万吨，我们也着力发展钢铁工业，为此就在哈工大设立我学的这个轧钢机设计专业。……这就是取的跟踪路线。都知道，跟踪中都不是原始创新，不是就不可能有诺奖。没有就没有！国家不受凌辱才是最重要的！国之不存诺奖何用？

为什么许多回国学者包括张双南先生，饶毅先生等都认为中国没有任何创新，搞的都是山寨？我是这么分析：

现在那些年纪不大，出得校门就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在国外又呆了许多年，他们对国情真一无所知，更无从对国人奋力追赶的努力与创新发生直接的感受。

这里，他们还不断嘲笑，揶揄我们科研不过是“山寨”！你们笑错了，不是上一辈那样明确的为国家强大这“功利目标”所做出的努力，没有郭永怀用生命所换来完整的皮质公文包，哪有今日之和平？哪有今日这个稳定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泱泱中华？

我们模仿外国是“山寨”吗？想想，中国几千年来都在国际上领先，几千年中外国学习了我们多少先进的技术？他们是不是也在“山寨”我们呢？再说，他们搞了原子弹、航空母舰、GPS、隐形飞机，我们也要搞，仅以“山寨”的方式能够搞成吗？我们去搞这些虽不是原始创新，但是，没有自己的创新（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绝对搞不成的。中国的进步绝不是“山寨”所可能得来的。

举个小小的例子，我的一位博士生到一家企业参观，看到了他们制造的一台高技术的6自由度飞行并联运动模拟器，他仔细一看，发现其并非所要求的6个自由度。该企业仅仅是照葫芦画瓢，并未理解其原理，将6-UPS设计成6-UPU。表面上看完全相同，一模一样，实际上模仿错了，画虎类犬。这真正是在“山寨”。作为博士生他掌握了我们提出的并联机器人理论，一眼就发现了问题。所以要模仿也要从提高基础理论开始，再加上不断地创新。

近年，一家企业为抢先申报了一个先进装备的专利，他们一点都不懂得理论，也装上了一个6-UPU。错！它跟本不能运动，它一个自由度也没有。

没有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跟踪只会是空谈，印度也在跟踪，他进步慢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在这个赶超过程中，中国聪明的又善于思考的广大知识分子拿出了最大的努力，切切实实做出了许多不是可有可无的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但那些海归“评论者”认为那都是山寨，更不承认中国在创新，他们真不知道那些先进技术是山寨不来的。他们没有亲历中国的跟踪，自然都不知道，体会不到，对之真可以宽宥。只有在水中游的鸭子，方知水温升高，最直接感受到了春天。

中国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这个追赶的历史阶段中做出了不可或缺众多的，巨大的创新。它让美国这个有800个诺贝尔科技奖支撑的军事强国都感受到科技的压力与时间的紧迫！要收紧全球兵力集中以遏制中国！

有人基于统计概括出一个很有意思，有说明力，还值得大家深思的结论：“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几乎全部出自从中国去的知识移民及其后裔，在美国有这么多的土生土长美籍华裔，却没有出现一个著名的科学家。美籍华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概率不仅远远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数，在特定条件下比较，甚至还超过了犹太人，这似乎真让人有点不可思议。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对邓公（邓小平）说过：‘华裔人数之少，与其对这个国家贡献之大，不成比例’。”

这一段话充分说明了，有5000年文化底蕴所孕育的中华民族是非常优秀的，非常有学习，思考和创新的能力。而去美国已近200年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他们远离了中华文化的哺育，他们就差的远了！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中国之所以没有诺贝尔奖，不是中国人不会思考，不是中国人没有创新的基因，而是处于那个“追赶”阶段使然。追赶中的众多创新都不是原始创新，也就没有达到诺奖的原创水平，没有诺奖。仅如此而已。中国的再次复兴是几代人的梦想，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梦想即将实现，这对中国人才是最最重要的。

一旦追赶阶段结束，我们到了科技最前沿，这些在追赶中做出过无数创新的奋斗者，又有什么能够拦住他们，要他们裹步不再向前？他们每往前迈出一小步都是原始创新，若是一大步，那就不得了啦！

到了科学的最前沿，再大步向前迈是很困难的。但这时已经在赶超中做出众多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众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有了这个长期的奋斗过程的体验，让他们自然怀有对创新巨大的自信。自信就是继续发展科学的力量！今天可以说，我们已经掌握了“颠覆性技术”，按张双南的观点，中国人真有了满满的信心啦！

实际上，可以看到如今许多年轻人已经在科学研究上冒尖了。年仅22岁的曹原，小学在深圳耀华，大学在中科大少年班，出国仅3年就在科研的西方原有前沿上迈出了一大步，他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发表原创论文，荣登上“2018年度影响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的榜首。显然，他的创新思维是在国内教育所培养形成的。前面说的像有创新思维的谈方琳这样许许多多的后生，真是不可限量！

最近，我们还看到50名青年科学家荣获“首届科学探索奖”。在赶超结束之时，中国离有价值的原始创新还远吗？

看，那真是：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202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