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的另类视野

一场危及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新疫情正在考验着人类治理社会的能力，同时又再一次显示出生物的力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问题。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远不是单纯“生物”的安全，而是交织于社会、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安全领域，我们不妨从“生物域”视野来认识一下生物安全。

准确的概念界定是研究新事物的逻辑起点。生物域安全与生物安全只有一字之差，但所代表的涵义、关注的重点和采取的措施却有很大不同。两者的差别，重点就在这个“域”字。

“域”的本义是疆界、疆域、范围，字义可以不断引申。其英文为“Domain”，源于拉丁语名词“Dominus”（领主、统治者），《韦伯斯特字典》解释是“土地完全而绝对的所有权”（Complete and absolute ownership of land）。作为“完全而绝对的所有权”定义被引申到军事术语中的“制权”中，如制信息权（Information dominance）。“域”代表着“控制、争夺”的涵义，体现在某一领域反复较量的动作过程。

“域”只是指控制权争夺的动作，需要与某一具体的空间结合才能产生新的争夺控制领域。如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域”代表的动作理念已经被广泛用于军事理论研究中。生物域是“域”界的新成员，是指对生命空间、范围、疆域所有权归属的描述，其范围以生物为主题，但远远超越了生物类技术或生物化技术，而是以生物这个场域及功能为目标的多科学、大科学、复杂性科学融合集成的科技领域，是以生命空间的控制权为争夺对象的新兴作战领域，是以占领经济时代发展先机为战略机遇的新兴疆域。这一权利的获得要依靠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外交等来保障，顺延出多个不同领域的生物控制权争夺，如生物政治、生物经济、生物军事、生物科技等。

生物域安全是指生命空间控制权没有危险和威胁。生命空间并不是简单的生物体的生命空间，更是一个政治、科技、经济、军事等空间中与生物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空间总和。首先是指生物体自身的安全，包括人类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且这项权利不因社会和技术的发展而面临危险。其次是生命空间的控制权被牢牢掌握，是所有权的归属安全、控制权的相对安全、主导权的绝对安全。最后是健康权、生命权、控制权、主导权等权利不会受到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而变化，能够始终牢牢把握住主动权，是静态安全和动态安全的有机统一。

生物域安全不是传统的生物安全。目前，生物安全的主流定义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可见，传统的生物安全观念认为生物安全问题的两大核心是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并未关注到生物技术的引领趋势，以及生物技术的广泛辐射性和时代主导性，未上升到一种类似“战争”思维来思考影响生物安全的要素。这场生物安全“战争”目标不是国家、民族或集团的政治延续，而是国家、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生死存亡，这是国家、民族或政治集团的生存底线，没有人的健康一切都是浮云，不容有失、一失万无。生物域安全掐住“域”的本质含义，引入作战行动中争夺和控制的动作过程，阐明生物“安全”的态势不是等来的，是主动争取来的，是“战争”较量后的结果反映，更强调对生物安全可能的危险或威胁要进行早期谋划、先期技术储备、应急队伍建设和战时物资、人员动员力量检验，要把生物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建立以人类或民族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为核心的生态闭环，协同维护着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

生物域安全不是单纯的技术安全。俄专家沙瓦耶夫将全球性危险源分为三类：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创造的技术和工艺世界。而生物技术却能够贯穿于这三者之间。生物技术能够合成病毒、细菌、衣原体等，形成类似于SARS、新冠肺炎等疫情；可以制造生物恐怖事件，如美国的炭疽事件；可以被反向运用，如基因编辑婴儿的问题。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来看，它源自于自然界病毒的变异，从中间宿主感染了人类，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威胁到了生物安全，继而影响了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科技安全等国家安全体系。根本原因是人类侵袭了动物的领地，扰乱了大自然的生物规律，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负产物”，并不是由生物技术引起的。因而，生物域安全把生物安全比作一个“作战域”，把维护好生物安全看待成一场“战争”，把“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作为捍卫生物安全两个常态行为，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技术等要素，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建立本国以及全球的生物安全体系，从影响生物安全的源头来寻找解决的对策和方略。如对非洲埃博拉病毒的防控，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好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构建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才有可能减少病毒的侵害。

生物域安全不是简单的生物防御。生物威胁和危险的对策面是防备威胁和危险，人们首先想到是生物防御。世界主要大国都有自己的生物盾牌计划、生物防御计划。如2019年7月，美国生物防御与国家安全领域的知名智库，呼吁健康、科技、外交、国防和安全、情报等多个部门的合作以及工业、学术界的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实施一项国家级尖端生物防御研发项目——“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生物域安全从“作战”的角度认为，要想获得生物安全“战争”的胜利，不能依靠单纯的生物防御，要突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更强调对生命空间控制权的争夺，包括生命微观空间的结构与功能的认知，生物复杂功能的研究与应用，生理的、意识的、智能的生命特征的操控等。生命空间控制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生物域是否安全，影响的不仅仅是生物安全本身，更是涉及到国家安全。

生物域安全主张从系统的角度剖析生物安全，从全球化的角度认识生物安全，从作战域的视野部署生物安全。面对姗姗而来的生物经济时代，唯有前瞻预判、超前计划、提前筹划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尤其要做好以下几件事。

新旧传染病疫情的有效防控。传染病的威胁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也给人类带来许多痛苦的记忆。无论是2003年的SARS，仍在阻击的新冠肺炎，或者是巴西的“神秘雅拉病毒”，均给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带来巨大威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因而，传染病的预防仍然是生物域安全中的重点，它直接触及生物安全的核心，穿透国家安全的底线。传染病的蔓延是没有物理疆界的，不分国家和民族，需要小到每个个人，大到全球社会携手共防协治。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国际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和沟通协调，国家层面加强防控体系建设，个人层面注重个体防护。广泛开展科研合作，沟通防控信息，共享疫情数据，相互协助支持，以全球范围内共同一致的行动来阻击传染病的威胁。

生命微观结构机理的及时获取。解铃还需系铃人。生物安全领域出现的问题仍然需要生物本身来解决，以“生”制“生”，以安全生物解决生物不安全。如对抗病毒最有效的方式是疫苗，但疫苗的研发首先要看清“敌人的样子”，才能解析出病毒微观结构，搞清其作用机制，最终研制出有效的疫苗或靶向药物和检测手段。从《科学》杂志每年评出的十大科学发现看，生物领域成果已经连续多年占据主角，生物科技时代已成为共识。在这样一个事关当前，关乎未来的叠加时代中，唯有占领生物科技发展的制高点，系统开展对生命微观空间规律的探索，大力发展基因图谱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生物仿生技术、生物材料技术，生物科技与认知科学、量子科学的汇聚技术等，才能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储备来应对未来生物安全的威胁和危险。

生物科技负效应的超前防御。生物科技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因人为的疏忽造成有害生物的逃逸和无主观意识的次生灾害，或者人为的故意而制造出某种新型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事件。面对这样一个复杂交织的形势，要树立“域”作战思想。首先，要具备组织和实施处理负效应的行动能力，不断提升生物危险的监测、信息传递、数据分析和结果反馈等能力；要组建科研机构、开展持续性的科学研究，以生物奥秘的“全知”来应对生物危险的“未知”；要像应对战争一样保持一支常备的应急处理队伍，开展应急训练、演练。其次，要综合考虑从“多域”联合的时空思维去运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的力量，注重发挥国家安全体系的合力，协同处理生物危机事件。最后要完善各类体系建设，可以参考军事安全体系内容，建立应对生物不安全事件的组织体系。如组织指挥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国家储备体系、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战时力量担组体系等方面。

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的预先制定。法律法规是思想行为的约束防线，是完善国家治理制度和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的制定要突破以地理疆域为界，以国家地域为线的传统边疆概念，拓宽到了生命超微边疆，逐步明确和建立生物边疆配套法律制度，形成生物科学研究与应用开发的国际规则和自我保护政策，筑起一道坚不可催的“中华生物盾牌”。尤其要健全和完善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合成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安全、外来物种入侵、生物恐怖事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生物科技的研究，防范生物不安全事件。

生物域安全从“域”的本质属性中讨论生物安全的覆盖范围，探讨维护生物安全的措施，倡导从军事哲学出发，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组织科研攻关、组建安全队伍、加强常态演练，从而打赢这场关乎国家、民族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战争。

作者：李洪军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光明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