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林：故宫国宝在陕西汉中 ——故宫国宝南迁汉中记述
拂去历史尘埃，可清晰地辨认出，抗战时期，故宫国宝为防战火蹂躏和日寇掠夺，曾分南北中三路迁移四川大后方。1938年春，由北路运送的故宫国宝启程，经南京至徐州，再经郑州到西安，在宝鸡市短暂停留后，经由宝（鸡）汉（中）公路翻越莽莽秦岭运抵汉中存放，与古城汉中结下一段不解之缘。
故宫国宝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清王朝政府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继而成立了袁世凯把持的北京临时政府。紫禁城——中国皇权标志的这座世界上最庞大、最豪华的宫殿本应全部收归国有，但北京临时政府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规定，逊帝溥仪被允许“暂居宫禁”，即紫禁城后部的“后寝（内廷）”。临时政府还决定，将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盛京（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故宫前半部的“前朝（外朝）”部分，1914年，在社会各界名流的呼吁下，北京临时政府同意成立了古物陈列所，负责保管和布展故宫的文物。这其中就包含我们熟悉的青铜器毛公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四库全书》摘要、司母戊鼎等中国的顶级国宝。
溥仪栖居宫内，一直与亡清残余势力图谋复辟，且以赏赐、典当、修补等名目，从宫中盗窃大量珍宝文物，流落于社会甚至海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组织摄政内阁，修改对清皇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逐出宫禁，接管了故宫。同时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皇室公、私财产及处理一切善后事宜。
1925年10月，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局动荡，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但命运多舛，举步维艰。1928年6月，取得北伐胜利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收了故宫博物院。10月5日，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规定“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十年黄金发展期”。但好景不长，厄运降临。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后，不时在长城外制造事端，大有随时入侵平津之势。试想北平一旦沦陷，故宫不是遭战火破坏，便是馆藏珍宝被劫掠。出于保全国宝的考虑，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向国民政府递交报告，拟将国宝南迁上海，并提出了6万元迁移费用预算。很快，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复核准，博物院理事会于是开始了南迁的准备。理事会还做出议决，南迁以故宫精品为主。确定了这一原则后，从1932年秋开始登记、装箱。为不使运输过程中振动碰撞而损坏，工作人员拜古董商为师学习包装技巧。每装好一箱，即贴上封条，写上编号。仅此项工作就历时半年，装箱完毕，共计19557箱。
当时故宫准备南迁的珍宝，计有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多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多件；玉器数不胜数。珍贵的历史文献就装了3773箱，包括皇史宬以及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和明、清两朝帝王的实录、起居注等，还有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其中一套内阁大库档案红本，是清乾隆五年起到光绪二十四年止，中间没有间断的历史文献。另外还有四库全书以及各种善本、刻本。贵不可言的是一本《陀罗尼经》五代时刻本，它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刊印于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是杭州雷峰塔倒塌后在塔内发现的。文物中最笨重的是藏于国子监的10个石鼓，高两尺，直径一尺多，其形似鼓，每个重约一吨。石鼓上都刻有文字（大篆），属于华夏文字演进史上甲骨文到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小篆之间的过渡性文字，亦称“石鼓文”。这是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上面镌刻着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贵族狩猎活动的史迹。这些石鼓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发现的，以其被发现时的地址、朝向命名，称为“陈仓十碣”或“岐阳石鼓”，后来在宋末元初，被金兵劫掠到元大都（北京），史学界称其为“中国第一古物”。
国宝南迁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3日，山海关沦陷，平津风声鹤唳，时不我待，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计划启动。是年2月至5月，故宫文物1.3万余箱，还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珍品，从北平启程，陆续运抵上海。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存放。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1936年8月，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同年12月，故宫文物被运往南京存放。
1937年8月，沪淞会战爆发。11月，上海失守，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不得不又一次作出国宝迁移决定。为避免故宫国宝在南迁中全军覆没，分为南、中、北三条线，将故宫国宝转移至相对安全的战略大后方——西南地区。南路80箱由庄尚严负责，南路的线路为南京至汉口至桂林至贵阳至安顺，最后到四川巴县；中路9369箱由欧阳道达负责，中路的线路为南京至汉口至宜昌至重庆至宜宾，最后到四川乐山；北路7286箱由那志良负责。北路的线路为南京至徐州至郑州至宝鸡至汉中至成都，最后到峨眉山。
北路运往汉中的这批国宝，押运领队为故宫博物院科长邢志良（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以及吴玉璋、郑希伦、吴凤培、刘承琮、马惠深、牛德善、华友鹤等职员。据邢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回忆：“北路运送故宫文物，是迎着日寇进攻方向，可以说是在日机的一路轰炸下，最历尽艰辛的一路。”押送员梁廷炜的后人回忆父亲曾说过：“那真的是逃难。我们前头跑，后头日本飞机追。我跟你说这也怪，我们只要前脚一走，后脚那儿就炸。”对此，那志良解释是天佑中华、文物有灵。他回忆说翻越秦岭时，山高路险积雪厚，一辆装运文物的卡车翻了，随车人员和司机都受伤了，但木箱里面的宝贝却毫发无损。尽管如此，负责运送故宫国宝的那志良时刻提心吊胆。他还说：在翻越秦岭的山路上，下起漫天大雪，道路很快被大雪覆盖。“车子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司机紧张得棉衣都被汗水湿透，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形容当时的心情是“不寒而栗”。
北路最初的打算是在秦岭北麓的宝鸡存放故宫国宝。文物运到宝鸡后，先存放在关帝庙和城隍庙，随后在西安行营的帮助下，开始在渭北塬上挖窑洞作库房。挖好数间后，先用木箱和报纸做实验，结果短短一星期，箱子长毛了，报纸潮湿的完全粘在了一起，这样的条件怎么能存放国宝呢？
正当人们因为故宫国宝的安放犯愁时，日军攻占河南，一路西侵，于1938年3月，兵临黄河风陵渡。战事迫近，潼关吃紧，关中告急。经过几番讨论、汇报，最终，故宫国宝踏上了前往汉中的征程。
当时汉中还不通火车，只有一条新修成的宝汉公路可以利用。于是，西安行营特调专车专人专运，并给予特别通行，力保文物不失。从1938年2月22日起，分28批次，历时48天，到4月11日才将7000多箱故宫文物国宝安全运运抵汉中，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悬着的心才算安定下来。”国宝南迁汉中需翻越秦岭山系，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路况狭窄，路面颠簸，沿途山崖上还不断有危石掉下。路途艰险尚不惧怕，最怕遇到土匪。秦岭山区常有土匪出没，更有王三春、李纲五等巨匪，动辄啸聚千百众，打家劫舍，抢掠商旅。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故宫国宝不仅有军队武装押运，所有车辆上，均配有故宫博物院职员全程护送，地方政府还派有军警和民团负责沿途安全。也许还是文物显灵，沿途常会遇见的土匪始终没有骚扰这个运输国宝的车队。
数十年后，时任故宫博物馆职员的瓷器专家吴玉璋先生在台北回忆起这次运输时，还心有余悸地说：“宝鸡到汉中，其间要越过3000公尺高的秦岭。当时正值严冬，秦岭路况极差，行车肯定充满危险，可想到后面跟着的日本人，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每有一批车开出，大家都提心吊胆，直到汉中那边打电话来报平安，宝鸡这边才放心。可是，虽然我们一再小心谨慎，还是有批车发生了问题。3月间秦岭大雪，山崩路塌，车辆被阻，方圆几十里，只有一个小面馆，存货还不多，大有断炊之虞，我自告奋勇上山送粮，却没有司机肯去，后来出了很高的价钱，才有一位司机答应下来。我们在车轮上挂着铁链，摇摇晃晃就上了山，谁知山中积雪已多，无法辩出路来，下坡时，好几次滑到崖边才停住，司机吓得满头大汗，我也已经紧张得里外棉衣都给汗湿透了。”
结缘汉中
承载着中华文脉的这7000多箱故宫国宝经过千辛万苦，安全运抵汉中后，分别被安放在了城内的汉中文庙和城北的马家祠堂、张寨大庙和范氏祠堂。
范寨的范明德老人生前回忆说，军车车队是在一个白天到达范寨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在第一时间被分为两拨，一部分人在范氏祠堂附近建立起了警戒线；另外一部分人负责看管民工搬运文物。民工都是从范寨周边找来的村民，按搬运的量给发放工钱。由于箱子很多，几乎寨里所有青壮劳动力都出动了。箱子不是很重，外面被三、四条钢片合围着，木箱里面还用棉纱包裹着，从外面是根本看不到里面放着什么。每个箱子后面都会跟着至少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在警惕看着周围环境的同时，嘴里还会不停喊着小心轻放……
这些大木箱全部搬运完毕后，随车军人迅速将范氏祠堂完全警戒，两步一哨四步一岗。方圆百步根本不能近人。范寨的村民虽然不清楚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但从这阵势来看，明显不是黄金就是宝贝。国难当头，没人敢打歪主意去发国难财。这些箱子存放在范氏祠堂的一年中，护宝军人和当地百姓倒也算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只有一回，一个耳朵有些背的老人因为没听见士兵的警告，误闯禁区，被铐在树上审问，最后由范寨村民联名作保，才把聋子老汉保了回来。一次，一头耕牛受惊，向祠堂狂奔而来，护卫士兵连开数枪，才将惊牛吓走。还有一次，看护士兵和管理人员发生争执，双方争吵很厉害，差点动起手来。后来部队采取了轮换方式，间隔两三个月就换防一次，防止时间久了双方产生矛盾。
这批故宫国宝存放在汉中期间，也曾发生守卫士兵的手榴弹不慎坠地爆炸意外，除当场死伤三位值班士兵外，也波及临窗放置的文物，震碎了一件乾隆款白地青花瓷瓶、震伤一只龙纹瓷瓶。此事还惊动了上面，重庆方面专门派人前来调查处理。因为肇事者已亡，也就不了了之。
朴实的汉中人为了这批国宝的存放，就连每年隆重的祠堂祭祖活动也暂时停止了。虽然有些老人对此颇有意见，认为是对祖宗的不敬。但在当地政府和故宫博物院随行负责人的耐心解释下，也都不再固持己见。直到一年后故宫国宝迁走后，范家、马家祠堂才恢复了清明、中元、春节的祭祖活动。
当时，日寇处于其德意日轴心国战略需要，急于想腾出手发动太平洋战争，便对中国未占领地区大肆进攻，想一举结束中日战争。汉中作为连接西北西南的枢纽，屏障陪都重庆的要塞，西南兵丁粮秣抵运抗日前线的中转站，汉中行营和第一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也因此遭到日机多次的狂轰滥炸，故宫国宝的安全成了大问题。为防不测，根据国府指令，故宫国宝又着手开始南迁相对安全的四川。
1939年7月，故宫国宝再次点验装车，在军警的押运下，沿新修成的川陕公路，顺着汉江河，翻越大巴山，经勉县、宁强进入四川广元、江油，向相对安全的川西腹地转移。万幸的是，故宫文物运走不到两天，日军大批次飞机对汉中城内狂轰滥炸，一颗炸弹直接命中文庙，大殿遭毁。若故宫文物迟走，定逃不脱厄运。
从此，这些箱子和保管员及看护军人离开了文庙、张寨、范寨等存放地，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当时，一个外号叫“臭牡丹”的人说在搬运箱子时看见里面装了个黄灿灿的大金盆。直到此时，汉中的文化人才把这些箱子和故宫国宝划上了等号。至此，这7000余箱国宝与汉中的缘分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时任汉中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后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张笃伦和汉中警备司令，后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祝绍周，1949年追随蒋介石退至台湾。在他们晚年的回忆录中，都叙述了故宫国宝南迁汉中一年多的这段历史。他们在安全保卫、安排生活上采取的一些方法措施，保证了故宫国宝安然无恙。作为主政汉中一方的政军主官，对故宫国宝在汉中存放期间的安危，也算尽了微薄之力。
历经奔波的故宫国宝，最后存放在四川省峨眉山区，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分三个地方存放的故宫国宝，被集中于重庆，并于1947年6月循水路运抵南京存放。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呈现溃败态势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陆续将南京库房中的故宫文物抢运至台湾，继而建立起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后话而已。
悠悠岁月，记忆消弭。在历史的长河里，这段汉中藏宝的往事早已随波逝去。在汉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80年前，故宫国宝南迁和存放汉中的历史故事。2017年，四川省峨眉市政协采访组来到汉中，在汉中市政协文史委的配合下，实地拍摄走访当年故宫文物南迁存放在汉中的遗迹和经历，让这段尘封的历史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资料：《汉中地区志》，三秦出版社2005、8出版；《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邢志良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1出版；《故宫国宝南迁纪事》，魏奕雄著，故宫出版社2016、10出版。
作者简介：郭松林。男，65岁，陕西省汉中市委政法委退休干部。陕西省作协会员，出版有《生命的接力》、《飞翔的月光》、《秦巴山水间》三部散文集。退休后转而研究汉中文史，收获颇丰。现为陕西省汉中市党史研究室特邀研究员，陕西省汉中市政协《汉中文史》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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