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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中国航天报
2020年4月15日是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契机,切实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今天,让我们看看“两弹一星”元勋是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做好保密工作的。
图为“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钱学森一生从事涉密工作,他曾说:“从事导弹事业的工作者,要有毕生为国家献身的精神,要有做一辈子无名英雄的信念。”
作为国防科技的带头人,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保密制度。
——躬身履行保密。
钱学森归国后,给在美国的郭永怀写信,委托好友Frank Marble为自己购买科技书籍。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避免给好友带来麻烦,他在信中用“大理石”(Marble的中译文)来代替好友的名字。当他受命从事火箭和导弹技术研究后,他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行踪去向严格保密,出差时连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干了什么。有一次,他的夫人蒋英甚至一连月余都没有丈夫的音讯,只能找到他的工作单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询问下落。作为我国科技界的泰斗,每当有部门向钱学森征求科技发展意见时,他总是在完成后将征求意见稿退回原单位,从不保留。当同志们要发表他的书信时,他更是对所有的稿件亲自进行保密审查,并仔细修改。——巧妙回避索密。
钱学森作为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领头人,知密甚多。在工作中,免不了有好友向他提出借阅文件的要求,他总能巧妙地加以回绝,既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又不伤及友情。他曾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事过30年后,在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时,一位好友向他提出借阅该《意见》,他回信道:“我处无副本,我估计在国防科工委档案库中,找起来也不会容易。”另一位好友向他索取我国科技发展规划文件时,他回复说,我已将你的要求转至科协办公厅,请他们按程序办。身处领导岗位的他,向好友提供一份文件本不是什么难事,但让他违反保密制度却难于登天。——时刻要求保密。
他作涉密报告或内部发言时,总是提醒大家:未经组织批准,不要对外宣传;和同事讨论新技术时,他也时刻提醒不要对外透露;当同事把自己的文章送给他征求意见时,他在提出技术意见的同时也会对是否涉密提出建议。一次,某军事专家就自己的一篇关于国家战略的文章向他征求意见时,钱学森明确指出,国家战略问题是国际上十分瞩目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公开发表的文章必须严格按照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口径讲。他还强调:“我3月18日给您的信只是供您参考,完全是内部材料,决不能在公开刊物或报章上发表,您的公开发表文章也千万不要引用这封信中的话。”这不仅展现了他的学术造诣,更体现了他对保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于敏、邓稼先“打松鼠”的故事
图为“两弹一星”元勋——于敏。
1965年,于敏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原来,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图为“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表态要加快研发氢弹的速度。1965年,于敏带领科技人员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那时,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图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时的《人民日报》喜报。
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曾经“隐身”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了言。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不过他的杰出贡献仍有蛛丝马迹可循,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图为年轻时的于敏。
事关国家安全,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
图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知识普及,文字由郑恩红编辑,图片由于珊珊制作。
资料来源于国家保密局网站、中国军网、《中国航天报》
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 宋皓薇
美编/ 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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