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基建”发展逻辑

新型基础设施概念提出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对新基建的范畴及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行整理与阐述。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了新基建的范围，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初步研究认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目前来看，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3个方面内容：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从国家发改委提出的新基建范畴来看，新基建内容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实际上，新基建概念早在201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被提出，并不是为了应对疫情冲击而推出的短期经济刺激措施。当然，在疫情的特殊时期，容易被媒体引爆成为疫情之后短期的刺激经济回稳的应急措施。

新基建的范畴中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比较好理解，国家发改委还提出了一个创新基础设施，将科技创新也作为新基建的一部分，也不难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下面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产业分析，新基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工业互联网在加速工业技术改革创新、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此次疫情让各地政府以及各行业、企业对工业互联网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工业互联网正迎来落地实践的加速期。

工业互联网融合带动的经济影响部分发展迅猛，是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引擎。测算数据显示，2018年、2019 年我国工业互联网融合带动的经济影响规模分别为9808亿元、1.60万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95.7%、62.7%，占GDP比重分别为1.1%、1.6%。预计202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融合带动的经济影响规模约为2.49万亿元，同比增长55.8%。2017-2020年期间，工业互联网融合带动的经济影响规模增长了接近4倍，年复合增长率达70.5%。

本次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制造业造成很大影响。在此期间，工业互联网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三个大维度不同方面的应用场景：

第一个维度，工业互联网在疫情初期起到缓解作用，一是全国的物资如何运到武汉的应急调度问题；二是解决物资匮乏问题，尽快恢复产能；三是解决跨境物资问题。

第二个维度，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一是实现全线协同，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出很多社会服务；二是聚焦抗疫一线，提供很多医药、医疗解决方案；三是实现供给，包括应急物资生产、调配、供给等。

第三个维度，关于复工问题，一是在复工复产中，既要健康又要经济发展，可以利用工业互联网解决一些人员、材料、资金等问题;二是企业管理问题，工业互联网提供了很多线上化、模块化的解决方案，解决企业在线采购、在线销售、在线管理服务等;三是合理支撑企业发展，工业互联网有一些专业服务，包括SaaS(软件即服务)、降费、面向园区服务、金融服务等。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数据：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人工智能企业主要集中在 AI (各个垂直领域) 大数据和数据服务、视觉、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其中：AI 企业主要集中在商业(主要包含市场营销和客户管理领域) 医疗健康、金融领域。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速，语音识别和计算机视觉成为国内人工智能市场最成熟的两个领域。自2015年开始，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逐年上升，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15年到2018年复合平均增长率为54.6%，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约36%)。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市场规模已达到415.5亿元。

前瞻产业研究院根据几大头部企业发布的2019年前三季度业绩情况，发现有几家头部企业表现较好，但其中不乏业绩承压、利润下降的企业，如四维图新和东方网力业绩均下滑，承压较大。

根据通信世界网发布的观点，人工智能新基建的核心是构建专用设施，填补算力不足，同时应在泛在、融合的发展趋势下，构建软硬件协同、新老系统协同、各个行业协同的产业新生态。

5G“领衔”新基建，被赋予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和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引擎的重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指出，新基建对中国5G不仅是建设工程，也是技术创新的继续，这是对中国5G引领的真正考验。

5G从标准发布到大规模建网的时间间隔比前几代移动通信都短，邬贺铨认为，5G在技术、运维、产品、市场和安全可靠等方面面临挑战。我国5G正式商用不到半年，但主要亮点还是宽带移动接入，尚未经受大流量、大连接、高可靠、低时延的充分考验。今年，我国在全球率先开展独立组网（SA）大规模建设，SDN\NFV\网络切片等大规模组网技术将开始验证。在产品成熟性方面，低功耗、低成本的5G终端是大规模商用的瓶颈，我国自研的新一代5G终端芯片需要持续创新。在市场成熟性方面，目前公众对5G的认识是带宽更宽、速度更快，如果要迅速扩大用户群，需提供更高价值的服务。目前，行业的刚需和跨界合作及商业模式不清晰，行业主导的积极性还有待发挥。远程医疗、无人驾驶等很多应用涉及产业安全、人身安全、隐私保护及伦理，需加快完善与5G应用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现有行业终端要发挥真正意义上的5G应用效果，需要有规格品种丰富的5G行业模组及芯片，需要增强模组中间件的多场景适应性及降低成本。安全可靠性方面，要关注5G虚拟化、开放性、切片化、大连接、开源化、大数据带来的挑战。

目前，运营商克服困难，主动提高2020年建网目标，预计中国的5G用户渗透率到今年年底将超过4G商用后一年的水平。GSMA预测，2020年中国将占全球5G连接数的70%，2025年中国5G占到全国移动连接数的47%。

在中国疫后的经济重建中，这些新基建项目究竟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志刚的一些文章和观点整理如下：

第一，不同于旧基建，新基建对经济的影响有重要促进作用，但影响力不能过度夸大。

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发起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很大程度和范围是投入铁路、公路、机场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而在这些领域的投入增加必然带动中游的建筑和运输等产业，以及上游的钢铁、煤炭、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而无论上游的钢铁、煤炭、原材料产业，还是中游的建筑、运输产业，都可以接纳大量的产业工人就业。四万亿基建投入由此被寄予撬动相关产业发展的“杠杆”重任。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扩大就业，以此实现振兴整个国民经济的目的。这事实上是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设计者的初衷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政策的“原教旨”。

从发改委提出的新基建范畴，我们看到，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其实并不具有传统“铁公基”的经济杠杆撬动作用。它们中一些产业由于属于中国基础战略性产业，在产权性质上必须由国有控股，在业务开展范围上属于牌照管理的高管制行业；而另一些产业属于需要大量、持续和长期的前期研发投入和积累，无形中进入门槛很高，不是通过短期内砸钱就可以大干快上的。

我们可以把上述这些产业的特征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由于一些产业基于网络外部性所形成的半自然垄断属性，在一个产业内并不适合引入太多的竞争性企业，因而这些产业可接纳的企业数量十分有限；其二，这些高科技行业对员工素质有很高要求，进入门槛也高，相关技术人才过去缺乏，现在仍缺乏，将来依然会缺乏，因而这些产业能够接纳的就业人数十分有限。于是，我们看到，这些新基建产业，不能包容太多企业进入，即使能够进入，每个企业接纳的人数又十分有限。因此，一些学者寄希望于通过加大这些新基建领域产业的财政投入，来实现稳增长和保就业的目的，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二，并不是所有新基建项目都适合财政投入，何况中国政府财政投入目前的空间十分有限。

在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光伏产业就是在相关产业政策引导下，形成产能严重过剩的典型例子。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围绕新能源产业先后出台了一些扶持和财政补贴政策。除了暴露出来的“骗补”等丑闻，新能源产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苗头。有学者甚至不无担心地指出，“新能源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光伏”。对于新能源发展配套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我们是继续采取以往新能源的发展策略，依靠财政补贴，还是鼓励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从提升服务质量的角度，完善配套设施，显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是由于这些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不仅有一个投入建设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运营维护的问题。与一次性投入建设相比，也许如何使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实现持续营运维护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工业互联网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继消费互联网之后，互联网产业发展的第二个“风口”。但工业互联网建设始终面临的一个悖论是，依靠目的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互联网来解决看起来信息并非那么不对称的工业原材料和产品的供应需求问题。这是因为无论供给还是需求，对于工业企业，它的企业数量十分有限。举例来说更容易理解，一个需要用煤发电的电厂从原本十分有限的供煤途径选择交易对象驾轻就熟，难道它还需要别出心裁地耗时耗力通过所谓的工业互联网来完成交易对象的选择？这是生产领域显然不同于消费领域的地方。对于偏好和支付能力各异的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和竞争市场结构下各类生产厂商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我们当然有必要通过建立消费互联网来解决消费者和厂商之间信息不对称。但对于信息原本相对对称的厂商之间的原材料需求和供应问题，也许我们并不必然选择通过建立工业互联网来实现。科斯曾经说过，一项有效的制度取决于能否节省交易成本。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无疑恶化了原本不宽松的财政收入，进一步拖累捉襟见肘的财政支出。按照相关统计，中国大部分省市的财政收入是负增长，中国政府赤字率也已逐步扩大，我们通过进一步大规模发债来发动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究竟有多大的空间值得观察。

第三，抑制经济下滑趋势和疫后重建，也许更多应该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一些行业的进入门槛和国企混改三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来完成。

抑制疫后经济下滑趋势恶化的经济计划制定也许应该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原则。其一，相关经济政策，不是一部分企业和个人，而是尽可能多的企业和个人从中受益；其二，通过政策引导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潜在资源积极参与，而不是依靠政府财政的有限支出和国有企业唱独角戏；其三，在新的经济政策下，产品和服务提供什么形式组织更能持久有效，而不是得过且过的短期行为。

目前一些学者所建议的新基建领域的财政投入不仅只能使其中一部分产业和一部分个人受益，而且接纳就业、拉动经济的作用也十分有限。按照上述三项原则，我们看到，一个更为根本而且长远的抑制疫后经济下滑趋势的经济计划也许是以结构性减税、降低甚至取消一些行业的进入门槛，和国有企业混改三个方面为内容的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减税是在减轻企业和个人总体税负的基础上，通过税收的结构调整，减少可能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和增加企业市场供给的税收征收范围和征收幅度。通过结构性减税使大部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增加消费，刺激需求；同时使大部分企业税负水平降低，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愿意增加市场供给。我们注意到，为了应对石油价格波动导致的新一轮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美国特朗普政府首先想到的依然是使大多数人受益的薪资税下调，和有针对地向受新冠疫情冲击的行业提供“极具实质性的纾困措施”。

降低、甚至取消一些行业的进入门槛，事实上可以在减少政府财政大量投入必要性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本参与到疫后重建中。例如，在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中，我们可以允许社会资本在持股比例上有更大的突破，以此调动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历史上，“绍杭台”铁路建设曾由于允许民资持有更高的比例而吸引了民资的大量投资。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投入不足问题中，除了公共卫生投入需要依靠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外，医疗服务领域则可以通过进一步降低门槛，允许更多的民资和外资进入，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引入的竞争将相应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相应收费价格。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通过引入民资背景的战略投资促进国企经营机制的转化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还在于为民资进入传统管制和垄断行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如何做到民资激励相容，愿意参与混改，则依赖于国企混改实践中，公平公正和竞争中性的公司治理制度设计。能否使新引入的民资背景的战略投资，形成股权制衡的股权结构，并通过委派董事参与董事会的组织，形成保障自身投资权益的正常途径和制度安排成为关键。

我们看到，上述三项政策的核心是通过结构性改革，建立竞争中性的经济发展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尽可能的深度参与，以此实现全体公民福利尽可能的全面提升。因此疫后的中国一方面遭遇经济下行趋势中重建的严重挑战，另一方面则面临促使中国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契机。我们不应该再流连于饮鸩止渴式的短期经济刺激，而贻误推进中国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绝佳战机。

通过对“新基建”项目可实施性和存在问题的探究和推敲可以看出，一些学者鼓吹的作为疫后重建经济政策重点的“新基建”，事实上还停留在概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