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有无之争的症结所在

来源：中国学派

夏代作为中国“三代”之首，是“家天下”王朝的开始，也是多数人认可的中国文明开篇。但是，近代以来，学界关于夏代的有无存在、是否神话、是否杜撰等问题，聚讼纷纭，迄无定论。最近，相关研究争论趋于激烈，形成所谓的“围观夏文化”现象。笔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接受来自西方“追求真相”或“求真”的历史观，并且把它同传统中国“求实”“考信”“实录”一类历史观混为一谈，认为“求真”也是中国本有的历史观。历史观的混同不仅带来夏代有无问题的争论，也掩盖、遮蔽了传统中国史学“考信”的本来意义，以至于入人彀中而不知也。

夏代有无问题争议缘由

西周初年，周公等人为训戒成王、康叔、殷遗民等，将夏、商、周进行对比，说明历史兴亡在于人之作为、天命体现于人事活动的道理。这是最早把夏作为比商更早的一个朝代提出来而加以讨论的。从此，夏商周作为“三代”“小康”社会的历史观念，一直持续到清代。

晚清以降，中西思想激烈碰撞。受此影响，中国各种各样的古代史著作，开始把夏作为一个“传说”“传疑”时期。新文化运动、“古史辨”潮流强化了这一趋势。杨宽、陈梦家等学者提出，夏代是神话演绎的结果。从此，关于夏的存在，开始成为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这在多数中国人看来不可接受。但是，要改变这种情况，学者们大都认可通过考古发现夏代的文物来证明其存在。

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进行考古调查夏文化，发现二里头遗址，揭开了夏文化考古研究新篇章。此后，国内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夏的存在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得以证实。但是，国外学者并不以为然。1990年，在洛杉矶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二里头文化不能与夏文化等同。个别学者（例如艾兰）甚至提出，夏是商人关于阴间神话演绎的结果。1999年，西方汉学家合作编写的《剑桥中国古代史》中第四章的标题为《商：中国第一个历史王朝》，不认可夏为商代之前的历史朝代。

总之，这一时期国内大部分学者相信夏的存在没有问题，但需要考古学进一步提供证明。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说明夏的历史性已得到证实。日本学者近年来也有类似的看法，并撰写诸如《夏王朝》之类的著作。仅有欧美的学者不以为然。

进入21世纪，国内一部分学者逐渐接受20世纪上半叶以“古史辨”为核心的反思传统，以及海外学界相对保守严谨的态度和观点，质疑传统的夏王朝可知论，提出“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例如，第三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许宏研究员就提出，假说不等于实证，二里头文化不能等同于夏文化。随着研究走向深入，相关研究的总结、反思方面的论著也不断增多。考古学者邹衡较早提出，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接续邹先生讨论的孙庆伟在反思过去相关研究后提出，“在历史语境”中研究夏代，努力从考古学上解决夏的存在问题，认为刻意追求文字一类证据，实际上是对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不了解和不信任。孙庆伟所著《鼏宅禹迹》出版后，引发了比较大的学术争鸣，将夏代有无的讨论推向高潮。

夏代有无争议的理据与不足

笔者认为，全面反思检讨夏代有无争议，需要从四个方面加以认真思考。

首先，许多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反思都只是涉及近代以来的情况，很少有人关注古人对夏代历史的态度。甚至大多数人的反思都是从“古史辨”运动展开，认为夏朝的存在被怀疑，是疑古思潮的产物。即对于夏代有无的问题，尚未有学者进行详细严密的古今对比。而不进行古今对比，只用近代以来所接受的西方历史观念并在这种历史观之内继续讨论夏存在与否的问题，如何体现反思的彻底性？如果不能达到贯通古今、中西会通，就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那么对于历史的反思也就会流于表面，难以得出深刻的认知。

其次，大部分相信夏代历史没有问题的学者，很多都在回避字证说，对此问题闭口不谈，以至于被人认为不是严谨的学术讨论，没有史料来支撑。还有一些人相信夏的存在没有问题，也在此基础上讨论夏文化问题。北京大学教授刘绪认为，西方学者提出的字证说有其合理之处，因缺少当时自证属性的文字材料，即使证据再多，也不能得出百分之百准确的结论；但是，得不出百分之百准确的结论，并不等于所有证据都不可靠，连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这类讨论忽视了近代史学“历史客观性”的基本要求，即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也是一个整体，要么真，要么假（伪），历史之真不能用百分比来衡量。

再次，很多提出文字并非确认夏王朝存在“必要条件”的学者，如王巍、孙庆伟等，没有针对“字证说”从理论上加以系统驳议，只是回应字证要求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叙述，贬低了历史文献的应有价值，即没有从道理上说清楚何以字证说并非必要条件。这是字证说观点不仅可以反驳对方而且至今难以被有力反驳的关键。另外，字证说者如许宏等，明确说早期历史“真相”是无从验证的，所以“正确”与“错误”之类的断语并不合适，但面对夏的有无问题又提出“文字的自我证明”之类“确证”“实证”的要求，使人感到内在逻辑的矛盾，结果走向“不可知论”也就不可避免了。

最后，否认夏文化论者多以“科学理性”反驳对方。许宏认为，夏在传世文献上当然是存在的，但见仁见智……在科学理性观念进入中国之前，这些是毋庸置疑的。当今世界科学哲学一再强调相对而在、历史主义、“范式”转移，甚至提出“怎么都行”（如费耶阿本德）的观点，表明认识物质世界之正宗的科学思维都已经走向了相对性的方向，知识观念已由过去认为的确定性“真知识”变为不确定的或“主体间性”的。而人文学科特别是关于过去历史的研究中，“唯科学主义”依然扮演着绝对真理的角色，着实让人感到惊异。

中西史观混用引发争议

在夏代有无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中，不少人深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认识当中。毫无疑问，这些矛盾的根源主要是近代以来中西历史观的混合、不相容与矛盾造成的。大家按照学来的西方追求历史真相之方式来看夏史与二里头文化问题，就存在文字自我证明实证的要求。因为古希腊以来西方的基本观念就是存在即被感知，不能感知到的就是不存在的。英国学者柏克莱的名言“任何物体，只要不被感知，就是不存在的”是最简明的概括。所以，希腊人只写当时发生的事即当代史，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可信的。19世纪，兰克提出“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书写历史”，也是需要当时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即通过真实的资料达到对于历史真相的揭示。这就是西方学人何以要用出土资料来研究上古史的道理，出土资料在他们看来是真实的、第一手的资料，而传世文献资料因在传承的过程中一定存在变异而难以求真。这是古希腊直至近代的历史真实观，它以柏拉图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逻辑为支撑点。然而，几千年以前发生的人事活动既然已经随风而逝，如何可以看到？能够看到的又如何可以谓之“历史性”存在？发掘出来的残砖断瓦又如何可以谓之历史本来或真相？肉眼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相？科林伍德批评古希腊思想“反历史倾向”的道理即在于此。因此20世纪以来，由希腊开始的求真史学遭到普遍的怀疑与批评。

如果西方的历史真实观是正确的，那么几千年中国人讲述夏之历史所依据的历史观就是有问题的，这就不仅仅是夏朝是否曾经存在过的问题，还关涉我们这个史学大国的传统历史观是否可取或正确与否的更大问题。从历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能否被人们信从往往取决于作品的优劣，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又出现了比较而言更好的论述，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翻前人的说法，使得人们更为信服。这就是中国古人建立的取其可以信而信之的“考信”史观之逻辑。考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叙述历史，考信只是一种叙述手段，更好地叙述过去，以为后来者借鉴才是目的。这与西方把求真作为史学目的，认为历史是由探究而获得的知识明显不同。过去发生的人事活动即所谓的历史本体不复存在，人们只是根据过去遗留、传承下来的文献与文物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在考证的基础上加以述说无疑是更加可信的。如果论述的作品思想深刻、文笔优雅，自然能够得到大多数人以及长时期的认可，例如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至于是否符合历史本来面目，是否科学地揭示了历史真相，既无从验证，似乎也不必要。评判、修正它的只能是新发现的材料与新的历史观。夏代存在是否得到文字实证，明显是追求真相之史学提出的问题。

史学求真，这在今天大多数国人看来理所当然，没有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持续学习西方的结果，并非古代以来就是如此。史学求真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间确立，以后逐步形成共识。大众信之既久，自然不会觉得有不妥之处，反而是古人考信史观让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了。可见，史学求真原是一种外来学理内化于中国学术的结果。这一思考的逻辑是：真的才是可以相信的，信史首先必须建立在是真的基础之上；而真的就需要确切证明，而所谓确证就是能够被看到；夏的可信性要得到确证就需要找到夏人自我说明的文字即可以看到的“字证”。这种史观与中国古人的信史观显然不是一回事。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曾说，历史话语的唯实论是文化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是改头换面的“真实崇拜”。他的话可以理解为实证求真史学是西方文化生成的特产，是希腊人追求真理的副产品。

应该进行系统分析和反思

那么，在西方史学传入之际，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什么中国学者未能区分中西史学关于考信与求真之异而混同彼此，甚至一味地用求真史观看待历史问题如对待夏代呢？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是，只要了解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与学术发展的趋势，这一点也不难理解。简单地说，清末以来的“向西方学习”以挽救中国而形成的科学主义潮流，推动了对于西式学术方式的全盘接受，中国学术从“四部之学”变成“七科之学”，即由历史主义思考变为逻辑主义认知。使用日本人汉字对译西方之名词思考，进一步截断或间隔了现代学术与传统文化的关联。趋新过于承旧的风潮使得比较反思中西之别只在一些表面认知上有成果，缺少深入内在精神的研究，甚至形成对于传统史学的不断批评。相似即同一（同源）之简单的逻辑主义认知上进一步掩盖这种混乱并持续至今，这在古史与考古学研究上尤为突出。一些有价值之反思如章太炎关于经史为“客观之学”，钱穆关于中国学术“主通”，钱锺书“史蕴诗心”等的思考，多被掩蔽或忽视。科学主义思潮引领一百多年来中国史学思考之潮流，而唯科学主义取向掩蔽了中国史学本来之面目，从而混淆了中国传统之“信史”与现代史学“追求真相”的区别。

由此看来，夏史以及夏文化有无问题的研究，不单单是一个找到什么样的证据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个考古学或文献学的证明问题，更是一个古今也包括中西历史观的比较问题，涉及对诸如“真实（真相）”“信史”“实录”“确证”“求真”“考信”甚至“真理”等最基础的观念、概念的理解与认识问题。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当前我们关于历史的一些基本理念需要反思与重新界定而没有做好的问题，只不过在夏代有无问题的讨论上集中爆发了出来。这些深层次问题不搞清楚，关于夏代有无之类问题的讨论，出现矛盾与争议依然不免。在西方，古希腊以来的历史观及其所依托的真理观，到20世纪已经有了很多的反思与总结，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对其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与变革要求。当然，后现代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在中国，古今中西问题已经交织了一百多年，应该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反思，混同不等于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