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科普 | 从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探析城市情绪问题

面对灯火辉煌的璀璨和车水马龙的繁华，许多初到城市的人们会产生由衷的向往，希冀着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农村人口持续地向城市流动助推了各国城市化率的提高[1]；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在获得了农村通常缺少的便利和服务后，对城市特有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产生了心理与行为需求上的依赖，明知在农村具有更健康的自然环境优势和温暖的人文社会归属感，但却难以割舍城市的职业性工作模式和个性化生活模式；习惯于高密度人群的城市人口借助技术进步和制度设计实现了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除了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能够任挑任选之外，人生中像生老病死的重大行为需求也只能在城市中得到更周全的保障。因此，城市具有了功能性优势。

体现城市魅力的空间形象通常由街道、广场或标志性建筑等担当，旅游者以城市大剧院或图书馆为背景拍照留念是个惯例性行为。然而，大剧院或图书馆的岁月静好并不能缺少警察局甚至监狱等城市空间的存在。城市促进生活美好的同时，顽劣的城市病、冷漠的人际关系、自私的公地悲剧、恐慌的病毒传染扩散等，都是在城市中明显加剧；损坏公共财物、暴乱、刑事犯罪和恐怖活动等，都是借助无辜的城市空间造成了更大损害。这些负面的城市问题如果仅仅以不断完善城市的空间设施和提高服务水平就能解决，那么至少在理论上，警察局和监狱会越来越少直至消失。因此，城市生活依赖城市空间才能进行，但城市空间并不能保证产生合理、正当和文明的行为。

城市行为是城市中每个个体行为的集合，个体行为是个体心理过程的结果[2]。当遭遇了众多的城市问题时，有人会选择逃离城市，有人会鼓起勇气去阻止不良行为，也有人会考虑在不失去城市优势的条件下，以承受城市问题存在的代价，继续留在城市。数百年来城市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伴随了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能够被身体感受的满足感和舒适度持续地提升。与城市实体空间成功的巨大变化相比[3] ，城市中人性表达的愤怒、哀伤、恐惧和无奈等情绪并没有等效递减。这些情绪在将来会不会或者应该继续存在吗？

如果未来难以预测，不妨回顾历史的演变过程。

2000年2月，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法国巴黎首演，随之轰动法国并走向世界各地。20年来，尽管版本和演员阵容更换了多次，包括了中国许多城市的全球巡演吸引和影响了数百万观众。该剧的剧情由数百年前的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编写，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意大利的维罗纳，法国人杰拉德·普雷斯古尔维奇（Gerard Presgurvic）作曲。该剧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满足了观众的期望。

戏剧的重要功效是能够将人们的爱恨情仇等基本情绪集成在一个故事或情节中，以契合观众的情绪宣泄并协助产生对角色理解的共情。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将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情安排得极其符合情绪的产生和演变逻辑，就能够跨越年代、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直击常人的心灵而得到观众的认可。同名的剧情采用了音乐剧的形式之后，音乐、舞蹈和综合性舞台美术等视听要素的加入大幅度地丰富了原剧情的文学感染力。在行为心理学的视角下，音乐剧的歌词能够表现出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隐私，揭示喜怒哀乐等行为产生的情绪根源。在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34首曲目中，叙事的曲目并不突出，反映情绪的曲目却可以信手拈来，这与剧情中出现极端情绪而导致仇杀和自杀的情节密切相关。

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4] 的开场既不是一首音乐曲目，也不是阐述剧情的概要，而是一段配乐独白。表达的内容足以涵盖人们的生活经历：“所有的故事，一开始都一样，月光下并不会有什么新鲜事，当一颗星星黯淡时，总有另一颗星星会亮起来”。这段独白暗示了剧情中的故事与众人经历过的故事存在着共性，而且，这些故事会在将来的故事中再现。

与另一部音乐剧“巴黎圣母院”中存在着社会弱势群体有所不同的是，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两大家族均不存在生活窘迫的物质条件问题，居住在当时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完备的维罗纳名城，因互为仇敌使双方人员经常在街头互相谩骂和械斗，仇恨、愤怒和恐惧的情绪表达构成了多个曲目的主体，例如，第2首曲目的名称就叫做“恨”（La Haine），是男女主角各自的两位母亲的隔空二重唱，这种以双方母亲的口吻来表达仇恨显现了母性特有的爱恨合一的复杂情感，无奈中坦承“明知仇恨不对，但无法抑制”和“恨是爱的姐妹”；第7首曲目是罗密欧演唱的“我怕”（J'ai Peur），其恐惧来源于家族之间的仇视可能招致的生命伤害，担忧“你可曾感觉到死亡擦身而过？”和“害怕明天一切停止”；朱丽叶的表哥提伯尔特（Tybalt）是引发第一起死亡事件的始作俑者，他先在第9首曲目“这不是我的错”（C'est Pas Ma Faute）中辩解了其仇恨的原因，然后在第17首曲目“就是这天”（C'est le Jour）中做出了“亲爱的朋友，我将要杀你”的决断，由此推倒了接二连三的死亡多米诺骨牌。

剧中自然会有表达男女之间爱慕之情的曲目，第15首曲目就叫做“爱”（Aimer），是男女主角的二重唱，曲调优美而成为谢幕专用，而歌词内容与其它众多表达爱情的歌曲类似，并没有明显的本质区别。然而，另一首表达爱的曲目却混入了别样的情绪，这是朱丽叶的父亲在第25首曲目中唱的“有一个女儿”（Avoir une Fille），歌词不仅倾诉了对即将出嫁的女儿充满惜爱的深情，也流露出由爱生恨的痛楚。“家有一女，如同宝石，她是我的生命，我诅咒她所有的爱人，我恨那些男人，我知道他们的诡计”，这些歌词鲜明地阐明了父亲对女儿的爱与其它爱的细微差别。

屁股指挥脑袋，可能是一种贬义描述，但却直白地诠释了个体在社会群体中需遵循角色界定和行为准则。尽管个体持有主观愿望，但在群体的社会角色扮演中不得不受制于明文规定的要求或约定俗成的戒律。如果个体存在着想做而不能做的被迫情形，负面情绪将随着被迫的强度加大而加速增长。

音乐剧的第1首曲目是“维罗纳”（Verone），表面上似乎是告知观众故事发生的地点，但这首由王子演唱的曲目明确地宣布了人们必须听从的规则：“你不用选择自己的阵营，我们已经很早为你做了选择”。王子还在第21首曲目“权力”（Le Pouvoir）中说出了内心的感受：“大家敬畏我，握有权力是多大的快乐呀”。除了城市当权者的规定以外，剧中也表现了个体人物的烦恼和怨恨来源于家庭。朱丽叶先是受到了母亲和奶妈在第4首曲目“你必须结婚”（Tu Dois Te Marier）的劝诱：“你必须结婚，算是为娘的求你了”，后又遭遇了全体家人在第24首曲目“明天”（Demain）发出的严厉通牒：“你必须要答应你爸许诺的这场婚姻，你必须言听计从”。导致了朱丽叶宁为玉碎的决心，也使其父母因女儿的叛逆而心碎神伤。

34首曲目把两大家族的爱恨情仇以及前因后果的情节全部表现出来，涉及了各个角色人物的3种行为心理内涵，即“想的、说的和做的”。鉴于人性的特点、复杂性和互动性，每个个体人物为观众呈现了其情绪如何生成、言语为何如此表达以及最终行为为何如此激烈。从观众的视角出发，每一位观众可以对剧中角色的行为是否正确、是否合理和是否正当进行评判，可以假设某个角色人物不做这个蠢事，悲剧就不会发生。当剧情能够清晰地表现出角色行为产生的心理动机，观众就会发现这些蠢事实际上是“想的”方面的问题。人性中存在着多样的基本情绪，如果观众以设身处地的角色扮演并处在同样的情绪之中，观众就会理解避免悲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同样的事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普遍现象，知识结构、认知方式以及生理性感知等个体差别形成了个性化的判断、好恶和情绪。激进者会因争执而出言不逊甚至付诸武力，怯懦者则会甘拜下风以避免引火烧身；平静生活即可被当作花好月圆的美好，也可被视为饱食终日的无聊。“想的”不一样反映了个体心理过程的差别，也随之引发了情绪生成依据的变化——你高兴的事，不代表我也一定高兴。

图1 “想的”、“说的”和“做的”三个层面的形成要素示意图

把“想的”转化为“说的”也会因个体的心理过程而产生掩饰或更改的结果。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和心口不一虽然都是贬义词，但也说明这些现象并不罕见。同样，“说的”转化为“做的”也会发生言行不一的情形，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一言九鼎，许多类似承诺失信或合同违约等现象就不会出现。因此，在“想的、说的和做的”的形成过程中，人性的复杂心理过程导致了“做的”公开性包含了“想的”隐蔽性（图1）。在音乐剧的故事情节表现形式中，角色“想的、说的和做的”均可以完全表露，观众因此得以遵循人性心理过程的逻辑对剧中角色产生共情。但在现实社会中，探测某个个体到底“想的”是什么却难以找到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家长在培育幼儿时会讲述“狼来了”的故事以说明诚实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随着幼儿的长大逐步能够独立外出，家长又会告诫幼儿不要向陌生人透露某些实情，当未成年人能够依照不同情形进行恰当的选择性诚实时，意味着达到了使家长放心的成熟。个体如何“想的”心理过程随着个体的成长经历促成了个性要素的集合，这些要素在遭遇了一定的事件或环境时就会引发个性化的情绪。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具有相同或相近内心想法的个体会组成观点和认知方式趋于一致的群体。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群体情绪的归集往往产生先入为主或轻信谣言的现象，在对待庞大的各类资讯时，以是否符合个体的好恶和情绪为依据再度传发未尽证实的信息，其结果会造成夸大性的社会舆情。如果以一个反向的“想的、说的和做的”三个层面形成要素（图1）来评判受众认知的结果（图2），可以发现了解社会事件的真相不仅依赖于媒体的客观报道，受众的个体判断和情绪也会导致认知结果的虚假性。对真实怀疑和被谎言欺骗的群体不仅会在内心思维习惯中增添反科学或伪科学的因素，也会在社会交往中形成诸如自以为是、地域歧视或漠不关心的处事态度，更会在真实性和虚假性的无数迭代过程中产生暴躁和失望等波动情绪。

图2 “做的”、“说的”和“想的”三个层面影响下受众认知结果

大量具有波动情绪的个体和群体均存在于城市空间之中。一方面，相同或相近认知的群体可能抱团取暖以获得互相支持，使其群体的言行更具有号召力，也可能更具有破坏力。另一方面，认知对立的群体之间更会因分歧和误解造成矛盾升级的后果，一言不合或相背而行就会为激烈情绪推波助澜。因此，城市中个体和群体的情绪将直接或间接地弥漫形成整个城市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与城市的实体空间并没有对应关系。如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情的所在城市维罗纳，其城市空间虽然高雅和精美[5]，但此时其城市情绪却是仇恨和和哀伤；再如在2020年春节期间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出现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我国许多城市空间本该沉浸在欢庆祥和的气氛中，但大量个体和群体的焦虑不安却促使所在城市笼罩在猜疑和担忧的情绪之中。此时，城市空间无动于衷！

城市品质包含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美丽的空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并不自动地形成人们精神的充实和情绪的正当宣泄。在物质条件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实现更加依赖于个体和群体精神世界的健康。精神世界的健康不是只有表达欢笑和兴奋的情绪，也应享有其他多种情绪正当和及时宣泄的机会。如果行为在各种压迫下受到抑制而心理动机并没有熄灭，反而会造成过激行为的一触即发。因此，个体具有爱恨情仇的基本情绪属性，城市也就具有喜怒哀乐的必然性。

随着我国城市的关注重点逐步从空间建设转向建成环境的治理，微规划、微设计和微调整成为空间品质提升的主要方式，体现了更精细化的重视差异和关心民生的职业工作态度。在此类工作过程中，仅仅依靠物品、技术和资金已难以使社区治理中民生关心的问题迎刃而解，项目推进受到阻碍往往涉及了表象上的公正公平问题和心理过程中的情绪管理问题。在城市级别的群体研究层面，利用手机信令和大数据技术可以探测人群的行为及其轨迹变化，但却难以探测出其行为形成的动机和形成这一动机的心理过程。因此，邀请心理学家参与城市问题研究和借鉴心理学的专业知识来回应民生诉求，将有利于城市治理工作的深化和细化，

一个硬币的两面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硬币。城市品质的评价维度既包含其实体空间质量，也包含其情绪正当性。

运用科维（Stephen R. Covey）的四象限法则[6]，城市品质可以分为4种类型（图3）：

图3 城市品质的4种类型

处于象限1的城市是城市规划的追求目标，表明这些城市在实体空间质量和情绪正当性两方面均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反之，处于象限3的城市在这两方面均存在缺陷，需要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提升。这类城市既有基础条件薄弱而发展乏力的原因，也有因战乱、灾害或城市收缩结果而导致。

象限2的城市具有快速城市化后效应的特点，体现出实体空间质量提升显著，但精神健康相对滞后的情形，表明了许多大中城市的居民更容易出现精神紧张和抑郁情绪的状况。象限4的城市代表了虽实体空间质量并不完善，但生活相对安逸并且情绪相对放松的情形。这类城市包含了不少小城市，民风淳朴和欲望节制的氛围中也能出现健康的长寿老人。

无论能否采用确切的定性或定量评价方法，象限1中的城市都是古今中外规划师心中的乌托邦，始终满怀初心的愿望去建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和培育祥和的精神氛围，是规划师职业赖以存在的社会价值所在。因此，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根本目的就是以适宜的技术手段、可行的途径和有效的政策，将象限3中的城市转变为象限1中的城市。

现实中的许多城市处在象限2或象限4之中，它们可以满足人们的许多需求但又缺失了尽善尽美的选项。面临鱼与熊掌的境地时常激发人们在象限2和象限4之间做出周期性的摇摆决定，因此，针对这两个象限的规划引导会有目标一致但策略重点有所不同。象限2的重点是补短板而不是增长板，使人们不因物质条件的改善却出现情绪日益压抑的窘境；而象限4的重点是在补短板的过程中竭力避免长板因此变短，从而使原来拥有的恬静生活氛围得以延续。

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的表现形式，在皆有共性的视角下没有好坏、对错或高低之分。城市空间不仅包含了涉及生活工作的基础设施和生老病死的服务供给，也容纳着涉及爱恨情仇的行为心理情绪，这些因素的融合共同形成了城市的文化集成。由于高密度的人口聚集，人性的多面性和情绪的丰富性在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显著，美丑与善恶的行为对比更为强烈，以至于城市魅力的特征并非是十全十美的伊甸园，而是能够展露各种人性的博物馆。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所以使观众产生共情，是因为剧中人物的行为心理模式和导致行为动机的情绪十分吻合观众对人性的基本认知。基于人性的情绪因素是产生行为的动因，城市文化正是在这浩瀚的情绪差异和变化中获得充足的发育和生长养分。

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都是人性的表达方式，富有震撼力的文学作品和引人入深的故事情节，不会只有童话世界的美好而排斥纠纷争斗的冲突。宽容情绪的宣泄既是弘扬正面情绪的助力器，也是缓解负面情绪的减压阀。观众在观看诸如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情节中宣泄了同情和悲愤的情绪之后，也领悟了情绪管理的合理方式。当城市能够包容各种情绪时，人们在心理过程中的满足感和获得感则得以提升，城市治理过程中由各种矛盾引发的紧张和冲突则获得纾解和减缓的余地，城市也就具有了更为人性化的特质。一个具有喜怒哀乐的城市才能培育城市文化的丰富性和养育人性的完整性。

（感谢研究生戴智妹同学的制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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