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一对伉俪，两个传奇！
7月11日
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唐有祺先生
迎来百岁寿辰
他以自己和已故夫人张丽珠的名义
设立的“北京大学
唐有祺-张丽珠奖学基金”
也于当日正式启动
将用于奖励和支持
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医学部的优秀学生
唐有祺为中国的晶体结构和结构化学研究做了奠基和发展工作，创立了自发单层分散理论，提出化学生物学的新概念，让中国的化学与生物学联姻，带动中国在分子水平研究生命现象，并在推动中国化学乃至中国科学的国际化，倡导中国在国家层面重视基础研究、建立科学研究资源和奖励的分配机制、关注科学研究人才的培育等方面作出诸多贡献。
在中国化学界，唐有祺对晶体结构和化学键本质的研究，既起到了“播种”的作用，又对结构化学在本土生根、开花和结果有所促进。
冲着鲍林进入加州理工学院
唐有祺1920年出生于江南水乡、千年古镇新场镇（今属上海浦东），家道小康，5岁进入新场镇的小学学习，喜欢阅读课外书，对白话文产生浓厚兴趣，有了自己的偶像岳飞和爱迪生。就读南汇县立初级中学时，唐有祺开始偏爱数学、物理、英语等科目，擅长划船，向往国外的世界，并如愿考取上海中学。高中的物理课和化学课向唐有祺展现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世界，电磁效应和化学反应是那样神秘，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和浓厚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唐有祺读到一篇文章，谈到科学界前辈任鸿隽先生从美国学成归来时曾讲，任鸿隽向往的不是像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而宁愿以一个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科学家来自勉。这对唐有祺影响很大，爱迪生不再是他的崇拜对象，而是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等物理学家。上海中学的教学理念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使得唐有祺在中学时期不仅掌握了学习方法与实验能力，还开拓了眼界，这让他在日后的科学与教育实践中能够萌发一些超前想法，并让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忱与激情。
1937年，唐有祺报考清华，由于战争原因，考试被取消。而在同济建校30周年校庆时组织的一次校园参观中，注重实践的同济吸引了唐有祺。1937年底，唐有祺从上海租界坐船到温州，再经丽水到金华，入读同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唐有祺在同济大学的5年，正是同济历史上异常艰苦的5年。同济大学6次迁校，唐有祺读书期间跟随学校5次迁移，足迹踏遍了9个省份。他后来在化学方面的基础、在实践方面的能力、在德语和英语方面的收获，都得益于在同济大学期间的学习。
大学毕业后，唐有祺并没有选择留校工作。他最初的志向是从事实业，工业救国。毕业之初，唐有祺先去昆明一家兵工厂工作了6个月。随后转往重庆一家钢铁厂工作。在考上中央大学研究生之时，他又与一位从国外回来的人合作，在重庆市区合营一个专做电解铁片的试验厂。为此，他甚至放弃了研究生学业。而正是这番经历，让唐有祺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在于做学问。1944年春，唐有祺踏上了赴美的“梅格斯将军”号轮船。
1946年8月，唐有祺抵达美国。他被国际著名晶体化学家、加州理工学院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鲍林教授收入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在鲍林门下，唐有祺不但掌握了此前从未接触过的仪器设计及搭建技能，还利用高超的数学技巧，在自己搭建的仪器上顺利解决了导师交给他的两个具有挑战性的前沿问题。
1950年7月，唐有祺博士毕业。因对唐有祺能力的期许，鲍林把国际上刚刚兴起的用X射线解析蛋白质结构的重任交给了他，让他以博士后的身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自此，唐有祺成为国际上首批接触蛋白质晶体学及分子生物学的少数学者之一，为他后来在中国倡导化学生物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X射线衍射法初显威力
1951年5月，历时3个月，他陆续突破英、法的签证封锁，于在1951年8月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
1951年9月，唐有祺开始执教清华大学化学系，开设“分子结构和化学键本质”这门中国从未有过的新课，将结构化学与化学键方面的最新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这是唐有祺对晶体化学、结构化学在中国启蒙的第一步。
1952年，全国范围内院系调整，唐有祺跟随黄子卿先生迁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唐有祺的生活和命运与北京大学紧密相连。
为尽快建立起中国晶体化学的研究体系，唐有祺不仅在北京大学开课，系统培养学生，还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师资培训班，推动晶体化学在全国综合大学的普及。他在“结晶化学”课堂上使用的讲义，经几次试用后，受教育部委托，于1957年11月正式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结晶化学》成为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批高等学校新教材。
1958年，唐有祺又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开设“物质结构”一课，主要讲授分子结构和化学键本质，以及量子力学基础和研究分子结构的方法和原理，依然是自己编写讲义。
此时的中国，结构化学人才奇缺。1955年，受X射线晶体学研究前辈陆学善先生的邀请，唐有祺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现物理研究所）兼职，筹组单晶结构分析工作。1956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唐有祺又应邀筹组化学所的结构化学研究工作。
唐有祺一心想建立中国自己的结构化学研究体系，他利用在三家单位兼职的有利条件，和陆学善先生等一道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人力和物力结合在一起，建成了新中国首个X射线结构测定实验室。
凭借师从鲍林期间打下的扎实基础，唐有祺带领研究人员，硬是在严峻的条件下开启了中国的结构化学研究，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结构化学人才，更为我国后续解决猪胰岛素晶体结构奠定了基础。
1947年，唐有祺在加州理工学院
胰岛素与蛋白质晶体学的启蒙
正当唐有祺倾尽满腔热情大力推动中国结构化学教育与研究之际，漫长的政治运动剥夺了他从事研究的权利，但他始终初心不改，寻找一切时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1965年，历经六年零九个月的协作研究，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结晶胰岛素。
1966年4月，国家科委主持召开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鉴定会。参加会议的唐有祺敏锐地提议，接下来应该刻不容缓地用X射线衍射的方法测定胰岛素的空间结构，为研究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打开一个缺口。
唐有祺有理有据的建议被会议采纳，他也因此被推举为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的学术带头人。然而，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唐有祺被排除在研究队伍之外。但因包括唐有祺培养的学生在内的一大批北京大学教师仍然在研究队伍中，心系胰岛素结构解析的他仍得以在幕后指挥大方向。
1971年“七一”前夕，猪胰岛素的晶体结构测定全面完成，消息一出，震惊世界。这为唐有祺在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顺利加入国际晶体学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开拓新领域，联姻多学科
唐有祺对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都始终关注，且精通化学的各个学科门类，这造就了他开阔的思路，能够把握学科发展的大方向，所以，他的研究步伐总是比国内同行更快一些。他对科学问题常有令人吃惊的超前思维，并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种对学科发展方向的敏锐触觉，结合唐有祺对中国科学发展现状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科学研究力量的整合，使得唐有祺为中国化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奠基和启蒙工作。他培养的研究团队不仅限于北大，还包括中科院、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整合的研究人员不仅限于化学领域，还触及到物理学界、生物学界和地质学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唐有祺不仅在中国首次提出并阐述化学生物学的概念，强调化学与生物学交叉的重要性，他还意识到，仅仅将他对学科发展的敏锐嗅觉局限于研究团队之内还不够。虽然国际上已对从分子水平研究生命问题投入了相当高的热情，但是此时的中国，化学和生物学曾一度出现脱离，彼此交叉甚少。为了让化学研究工作重视生物学问题，唐有祺以“生命过程中重要化学问题研究”攀登项目为平台，团结并鼓励了一大批化学家转向从事化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研究。唐有祺所考虑的，不仅仅是生命过程中的哪些问题能被称之为“重要”，还有科研项目要着眼于充分发挥化学学科和队伍在中国生命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同时，也有为中国化学的推陈出新提供一份动力的设想。
1978年，唐有祺（左6）在英国科学家霍奇金家中做客
1980年，唐有祺（左）查看仪器设备
张丽珠教授，我国著名医学家、现代生殖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的缔造者，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妇产科杂志》副主编，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 年9月2日18时19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张丽珠教授1921年1月15日出生于上海。白族，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父亲张耀曾是老同盟会会员，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助手，是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主要起草人。家庭的熏陶和影响对于张丽珠来说是一份难得的财富。她1937年从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毕业，获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奖；1944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获得当年最佳优秀毕业生奖。
随后，张丽珠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医学院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和局部解剖学，后又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妇科病理和妇科手术。深厚的临床和科研功底，使她在学术上初露端倪。由于她所做的肿瘤早期诊断课题属于当时的前沿领域，张丽珠很快接到了英国玛丽居里医院的聘书。1950年10月，张丽珠获得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文凭。
张丽珠牢记父亲所说“要为人民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教诲，抱着“出国就是为了学本领，学成后就应该回来”的坚定信念，尽管自己在国外的事业蒸蒸日上，始终如一的家国情怀促使张丽珠毅然决然辞掉在英国的工作，重返祖国。
归国后，张丽珠长期致力于妇产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并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和进行学科建设。1958年参加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现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创建，任妇产科主任至1984年。2001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名誉主任。
文革中，两次长期下乡，身处逆境中的张丽珠，在炕头上接生，果断处置难产，抢救了大量危重孕产妇。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为严重子宫脱垂患者做手术，在炕头上给学生们授课。
改革开放后，在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诞生（1978年7月）喜讯的感召下，张丽珠教授从1984年开始致力于试管婴儿的研究工作，在经费短缺、设备条件极其匮乏的艰苦条件下，张丽珠教授带领团队克服困难，艰苦奋斗，利用精湛的临床技术在为不孕症患者进行妇科手术的同时取卵进行体外受精，为大陆试管婴儿技术的成功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1988年3月10日在北医三院诞生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使我国生殖医学和辅助生育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我国生殖医学发展的里程碑，张丽珠教授也因此被誉为“神州试管婴儿之母”。随后张丽珠教授又于1992年6月培育出我国首例赠卵试管婴儿，1995年2月培育出我国首例冻融胚胎试管婴儿， 1996年9月培育出我国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 1998年成功获得单精子卵浆内注射试管婴儿。
张丽珠教授培育“试管婴儿”的科技成就，已写入我国中学生物教材课本，并在2008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评为建国五十年来10个影响中国的科技事件之一，位居第五位。前四位分别是“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
张丽珠是杰出的临床专家和医学教育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学人才，更把医者兼学者的责任及精神传于后辈。1955年，张丽珠开始担任国内第一批妇产科研究生的导师。1982年晋升为教授，1984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89年起任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妇产科分册》、《妇产科经验教训101例》和《临床生殖内分泌与不孕症》；参加编写《临床妇产科学》及《人类生殖调节图谱》、《中华妇产科》等多部著作。
1991年至1995年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后任顾问，《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委，自1981年任《中华妇产科杂志》副主编。在国内、外重要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张丽珠在国内外医学界有较高影响力，曾应邀参加重要涉外社会活动。1980年，受联合国培训和研究机构（UNITAR，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邀请去挪威奥斯陆（Oslo）参加“变化社会中创造性妇女”讨论会，并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参加在丹麦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妇女大会，在非政府组织论坛上介绍了我国妇幼保健及计划生育工作，备受关注。
张丽珠曾荣获全国和北京市“三八”红旗手（1979年）、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1983年）、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1988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1989年）（第一完成者）、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1989年）、全国优秀归国侨眷知识分子（1989年、1995年）、北京市先进工作者（1989年、1995年）、北京市归侨先进工作者（1990年）、卫生部科技进步奖（1990年、1996年）、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2003年）、首届“女医师终生成就奖”、“北京医学会医学成就奖”（2010年）、中国生殖医学终身成就奖（2011年）、“宋庆龄樟树奖”（2011年）等奖励和荣誉。
张丽珠教授的一生是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一生。她白手起家，勇攀高峰，创造多个中国“第一”；她把患者当亲人，一切从患者利益出发，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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