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慧 | 全球史视野下的清华专科女生留美教育述略

科技工作者之家 2019-12-26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

摘要 清华学校自1914年到1927年一共输送了53名专科女生留学美国,这批女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大规模的官派公费留美女性。文章指出,促动清华学校派遣女生留美的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发展影响深远,这一影响亦波及中国,尤其是女传教士群体对中国女学生的形塑,直接导致了中国学界对女子留学教育的重视;二是清华学校在1914年前后经费充裕,足以承担校外招录女生的留美费用。这批留美专科女生在域外刻苦钻研专业,在闲暇生活中也试图与美国文化互动,最终以强烈的家国情怀而回国服务。文章强调,区别于清华输送男生留美的政治意图,本来被中国民众期待成为美式“贤母良妻”的53名专科女生回国后更多的成为美国文化的传播者,并为中国与世界女子解放建立一种无形但强大的联盟撒下了种子。这批女生学成归国后,绝大部分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并反过来为中国女性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清华学校 专科女生 留美 教育

1914年8月15日,上海外滩,“中国号(SSChina)”正准备起航。这艘船上,有清华学校1913年和1914年留美预备部的毕业生共110多名,还有14名女生,其中9名获得了1914年清华首批专科女生留美奖学金。熙熙攘攘的码头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亲人们,学生们的行李已经打包放置于船舱,心思却也许已飘到了不久将至的美国大陆……女生们心里五味杂陈,思绪万千,既不想远离亲人又渴求前往一直憧憬中的美国大学去求学深造。而此时,汽笛鸣起,最终离别的时刻就要到了。


当年刚满24岁的陈衡哲(1890—1976)站在“中国号”甲板上,眺望着渐行渐远的上海,内心澎湃、踌躇满志。她是首批清华学校留美专科女生中最年长者,也是阅历最丰富者。此刻的她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和期待,仿佛自己又一次站立在水阔天高间,“像很多年前我坐着小蒸汽机船去广州寻找我的前途一样”。感慨万千中,她对时局的变化和把握隐约也涌上心头。因为此时,“恰是巴拿马运河首次通航的前星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月”。欧洲国家已经开始相互宣战,所以,当“中国号”轮船驶入太平洋时,世界第一次大战的战火,已经从欧洲开始蔓延起来了。


此次远途,在陈衡哲等人的心里,似乎有着特殊的意涵。在日后的回忆录里,这位后来学成归国后旋即任教于北京大学、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20世纪20年代6次重印的畅销书《西洋史》的作者,用这样的笔触评价了当时清华学校庚款兴学时惠及中国女性的专科女生派遣政策,同时也是对当年站在轮船上眺望逐渐远去的中国大陆的自己一个心境的历史回应,她说:“当整个世界将要被这场巨大的军事冲突改变时,中国的整个国民生活也将因为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发生巨变。这是因为,和过去政府派到西方国家的许多年轻男子和特使不同,这些年轻的女孩不是被派到西方国家去建立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关系的,她们被委派去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强调培养了日后许多美丽的友情,最终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在播种战争的政治领域,为一种无形但强大的联盟的建立撒下了种子。”


本文的写作则建基于此。如果说,上面这段话是陈衡哲在1935年9月试图通过自身早年经历来展示1890年到1914年间“危流之争中一个(女性)生命的痛楚和欢愉”,以此来反对和批判当时(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在“民众解放尤其是女性解放”上“历史倒退的倾向”,并对她即将开始的留美生涯做一个历史责任和教育意义上的归纳和提升的话,那么,本文的写作则是试图通过描述以她为代表的这批清华留美专科女生的教育、生活与职业经历,以此来回应她的“自我回应”,试图借此对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做一个微观层面的细小补充,又试图对男性叙事为主的传统史学做一个性别方面的些许弥补,从而尝试将近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女子教育历程置于当时的世界女子教育图景中去进一步审视与考察,以期探寻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在与美国女子教育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历史样态。


一、溯源:清华留美专科女生的考录概述


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剩余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该议案决定将这笔退款用于兴办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为中国向美国各大学派遣留学生深造的专款经费,史称“庚款兴学”。1909年6月,游美学务处成立,具体办理留美生的选拔与派遣工作。从1909年至1911年,清华选拔了三批留美生共计180人赴美。1911年4月,清政府批准游美学务处附设的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并开学。1912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可以这么认为,清华之所以成立,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基于其文化扩张主义,特别是为了扩大在中国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急欲通过教育为中国培养一批通晓美国政治、文化、科学、教育和工业技术的“领袖人才”,意图将来从知识与精神上控制和支配中国发展。与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的目的相一致的是,这其实是美国人的一种“文化投资”,并试图通过教育这种手段来达到回收投入的目的。当然,尽管美国政府目的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庚款兴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科技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美国人的这一举措当然赢得了中国年轻人的好感,也使诸如陈衡哲等人作为庚款女生对美国的态度充满矛盾却有所期待,她们既愿意自己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又渴求学到科学文化知识后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派遣学生留美能为将来国家之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优秀人才支撑。双方目的不同,但在形式上殊同道归。庚款兴学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弱势地位对强势文化的代表(美国)所进行的教育外交策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果我们将目光越过中国看向世界,我们会发现,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号角,已经要开始打响了。


早年通过清华考录的留美学生人数不多,因此每年开支颇为宽裕,所以,1910年,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子公学各学堂教员以及学生许端皀等曾联名禀请在美国退还庚款选派学生留美的名额中,酌拨十分之一选派女生留美,该议案委托提学使傅增湘上呈直隶总督,再递交学部,但是学部认为清华的赴美游学,“每年由游美学务处分两格考选,设有定额,所受学生均须在馆肄业学习一年或数月,由馆甄录合格,方予咨送。”考虑到女子难以达到此条件,遂以“疑难照准”拒绝所请。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和美国传教士们却再三要求中国政府派送女生留美。美国之所以有如此态度,大约是此前第一次世界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得美国的女子教育迅速发展而产生的教育效应外溢。1911年4月,天津中学的老师博尔顿·圣·约翰夫人(MrsBurtonStJohn)写信给塔夫脱总统,建议将一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在美国的中国妇女。总统及国务卿都喜欢这个建议。因此,在北京的传教士WJ卡尔霍(WJCalhoun)就女学生一事给中国外务部写信,质疑“为什么前三年没有任何女生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由此,中国民间舆论也迅速发酵,“美国各校均以无女生诘问,请兼选有中学毕业程度女生来美就学,名额不妨稍多,以后每年选派”。但因为此时中国女学培养出来的一般女生尚无法达到大批派赴美国留学的程度,最后只得作罢。而到1913年,受到其时蓬勃发展的美国女子教育图景刺激,“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也要求有女生参加考试,因为他们把这点看成是有活力的、有改革的共和国的象征”。于是,为表机会均等主义,再加上此时因美国将保留赔偿民间的剩余赔款美金1175.835元退还我国,清华多出一笔扩充资金,故校方开始有意往美国派遣留学女生。


1914年,经过前期准备,清华学校决定从当年开始,每隔一年选派10名专科女生赴美留学,也即是开始实施“派送专科女生留美”政策。截止到1927年这一政策结束,校方一共向美国派送了53名专科女生。其中,1914年、1916年以及1921年各为10名,1918年为8名,1923年、1925年以及1927年各为5名。所谓专科女生,特指招考于清华校外且“被录取后须于规定的学科中任选一科作为进美研究之专科”的直接出洋女生,规定的学科虽然在每年发布招生简章时会略有变动,但总体可以囊括为教育、幼稚园专科、体育、家政、医科、博物、物理、化学等学科。这既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庚款官费的形式大规模派&留美女生,也是清华此后专科女生留美政策的开端。


从1914年到1927年这13年间,清华一共向社会各界公布了7份招生简章即《女学生试验章程》,从中大致可以发现清华对这些投考留美专科女生们的具体要求,从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颇有深意的变化和差异。


第一,在年龄、身体状况、婚姻等条件上是越来越放宽。1914年招考规定的年龄要求应该是“18到21岁之间”,“身体合格”;1918年是“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资格须体态健全、品行端淑、天足、且未订婚者”;而到了1921年,年龄又被调整为“年在二十三岁以内”,“以体质健全,品行端淑,天足且未订婚”;到了1925年以后,条件开始放宽,“投考者须品行端淑、身心健全、天足、年在三十岁以内”,最大的变化是年龄宽限拉大,而且对婚姻没有限制了,也即是说,已婚女性也可以投考。


第二,对于学生的知识程度要求呈递进关系,即越来越严格。1914年和1916年考虑到当时女子教育并不发达,因此对投考女生的知识程度要求相对不高,只要考试合格就行,但是,到了1918年,就明确提出“国学至少须有中学毕业,英文及其他学科,须能直进美国大学校肄业”;到了1921年,则指出:“国学至少有中学毕业程度,英文及科学能直入美国大学校肆业者为合格。”一个最微妙的变化则是专门提出了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可以推断这也是美国大学反馈回来的要求。而到了1925年,“至少有高级中学毕业程度能直入美国大学肄业者为合格,”可见对女生的知识储备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对女生的就读水平也是越来越严格了,侧面也反映出了中国女学的发展程度在显著提高。


第三,在录取科目上,范围越来越扩大,但一直都有所限制。比如1921录取各生,须于下列学科中任择一科为进美研究之专科。择定后,不得擅改(应选学科为一、教育,二、幼稚园专科,三、体育,四、家政,五、医科,六、博物,七、物理,八、化学)。”但是在此前的1918年及其之前,录取科目仅限定为“一、教育,二、幼稚园专科,三、体育,四、家政学,五、医科”。可见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本土女子教育的发展,女性的专业学习能力也得到了大众和社会的认可,由原来的女子适宜学习的学科转而扩大到了以往只有男性才能选择的专业。


当然,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还有一些基本类似的说明和要求,比如,前两年的留学期限为五年(包括一年预科),此后一般为四年,以及一直以来都是“考试科目与男生均同”,可以粗略分为:“国文、英文、德文或法文、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这些类目里面,又还有细分的具体科目,比如历史又分为“本国历史、外国历史,上古、中古、近世通史”;“所有单开各学科,除国文科内作文、历史、地理三科用国文试验外,余均用英文试验”。而在经费资助上,也与男生完全等同,“除给与规定之整装费外,按月由驻美监督处发给膳宿等费美金六十元,其学费、科学实验费、体育费、毕业文凭费、及医院费等,均由监督处直接交付各该生所入之校或就诊之医院,悉照本校派美留学章程办理”。尽管清华招考严格,但是报考者也还是很多,比如凌淑浩就曾对其外孙女魏淑凌强调1925年清华招考女生的盛况,“这是一场全国范围的考试,有五百人参加,大伙儿都想去美国”。可能略有夸张,但也说明此时报考人数较多,这一踊跃报名的盛况一直持续到1927年。


如果将这一事件抽离出来观察,可能会觉得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孤立事件,但是,如果将这一段历史,这一小部分群体,置之于整个世界女子教育史的宏观图景中重新审视和解读,我们会发现,这段历史有不一样的风采。因为与诸多世界各族女子教育兴起过程不同的是,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更多的是受益于外国试图推行文化入侵所带来的教育影响,而接受教育之后的第一批女学生,又有不少会漂洋过海去外国进行再教育,学成之后再归国,不管是否被动或者主动,但是这种在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与教育互动,某种程度上恰好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兴起和发展的动力与历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有没有围绕“美国中心论”,有没有以西方经验尤其是美国经验作为评价中国女子教育现象,有没有以美国标准主张建立“中国普世的女子教育话语系统”,就值得细细探究了。


二、互动:美国女传教士对清华专科女生教育发展的影响 


诚如凯瑟琳·克莱等人在《世界妇女史》的“前言”中指出:“从全球的视角来讨论这些(妇女)问题的,(因为)对历史上妇女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在承认不同时空中存在变化的同时,指出女性经历的主要模式。”笔者同样认为,清华学校留美专科女生这一群体不是凭空出现的,她们受益于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尤其是受教于大量的美国女传教士群体。也因此,与陈衡哲的感叹相类似的是,在中国向美国输出西方科学、文化学习者的女性群体之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已经在向中国输出作为科学、文化传播者(中国语境下的文化侵略者)的女性群体了。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一因果轮回,中美女性在教育这一场域就形成了一种异质文化上的互动、交流与传承。所以,以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为大历史背景,在论及清华学校派遣的这批留美专科女生之时,就势必得先论及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及其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女传教士群体,以及她们在中国所执教的教会女学。


与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相类似的是,即使作为20世纪妇女运动勃发的中心地美国,其女子教育实际上也经历了非常大的曲折。因为“在19世纪晚期进步的现代社会里,欧洲和美洲的殖民者认为,妇女的生活应该是家庭主妇和母亲,为丈夫营造美好的家庭退隐之所,担当着核心家庭纯粹的道德中心”。所以此时美国女性主要职责是被设定为是要以家庭为中心专心致志相夫教子。然而,工业革命后女性的机会也逐渐来临,争取女权的运动也随之兴起。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对女性的教育要求提高了,如此,美国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开始得到改善,比如日后接收了不少清华学校留美专科女生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College)在1837年就开始允许女子入学。接着,得益于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美国女性反而因为战争而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受教育机会,美国女子高校也逐渐多了起来,在19世纪60、70年代,后来接收清华留美专科女生较多的几个女子学院都开始招收女生了,如瓦沙(Vassar)学院,卫斯理(Wellesley)、史密斯(Smith)等女子学院,再到1892年的何乐山女子学院(MountHolyoke)等。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间,美国创办了17所单独的女子大学,可见这一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根据美国学者德克斯特(Dexter)的数据统计,1975年,美国单设女子学院的女生人数为9572人,但是到了1902年,就已经到了16544人,基本上扩大了接近一倍。可以看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了,美国女性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大学就读了,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女性从此就与美国男性平起平坐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呢?


美国女性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大多以独立自主、敏捷有为、敢于创新、富于活力等现代女性的形象出现,由此而成为中国女性颇受羡慕与效尤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前几批清华留美专科女生出国前,被教导成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学习美国妇人的果敢与慈和等气质,以期回国能更高效地相夫教子。比如1918年夏,修改关税委员会会长蔡廷干对即将出国的专科女生进行专门训导,指出“女生留学宜实事求是,宜学美(国)妇(人)于善于感夫及烹饪。盖美妇不特体质之美足以动人,德智之高尤胜人一筹也”。并特别希望“他日女生学成返国,灌输于女界而改革我国之家政也”。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主流社会评判女性的社会地位时,仍然主要是根据她的家庭背景和婚姻关系而论,即使她们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并且,美国女性进入大学就读,也仍遭遇到了非常大的成见和习俗的阻力,即使顺利入读了大学,女生们也容易“被排除在大多数校园组织之外,其中包括学生报纸和自治会”;甚至“教师们建议不要将女生招入某些特定的专业领域”;“和女教师一样,女学生们处处被教训说:她们是校园里的二等公民”。甚至到了1910年后她们“似乎非常成功地应对了艰苦学习和校园生活的重负”时,主流舆论中一种新观点却还尘嚣至上,“对于大学男生而言,女性的存在是有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构成了威胁”。这样的校园生活场景与主流观点,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改善也不是特别明显。比如,1925年当清华留美专科女生凌淑浩抵达美国进入西储大学就读时,她很快就发现,“她曾经身处其中的太平洋彼岸中国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实际上比起美国来并不逊色。她对西储大学的学生性别悬殊感到失望:‘在班上,女生的数量比在中国时还要少。我本以为美国有多先进呢。’”可以看出,在中国被营造出来的诸如“美国女性与男性共享平等地位”等想象中的“美国梦”,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幻象,它带有极大的迷惑性。故而我们可以看到,此后前往中国教会女校执教的美国女传教士们,身上仍然潜隐着美国传统的性别观念,并不时在她们的任教过程中表现得一览无余。


20世纪初,与遭遇了不公大学校园生活相伴而行的是,美国女性在接受了大学职业教育或者专业教育后想进入社会与男性一起从事体面工作时,却发现社会对她们的歧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公众意见之态度,对于妇女希望作医生、法官或官吏,咸不甚赞同。……教育界中,凡较高行政之位置,全操于男子之手,其不均之状,尤为显著”。并且,当时的美国社会“为妇女所能提供的职业只有婚姻、图书馆工作员或教师等几个职业,薪金少,升迁机会渺茫……”似乎除了嫁人,此时的美国女性也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空间了。困顿之际,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向她们伸出了橄榄枝,“将福音传遍世界”与“为基督征服世界”的口号与标语,深深感染了这些女生们,燃起了她们的理想主义和民族情怀。于是,从1886年至1919年,共有8140名学生志愿者被派往国外传教,其中2524人前往中国。并且,女性占据了大多数,光是欧柏林学院就输送了占据美国宣教团的百分之二十的女传教士到中国。故此,这些女传教士们,一方面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和名义,前往中国为了完成神圣的传教任务;另一方面却也是缓解她们在美国国内的工作与地位困境,以海外冒险的方式试图脱离她们既定的职业生涯与舒缓即将到来的婚姻窘迫感,从而求得另一种自我主体的肯定与发展。


于是,这也完全能解释得通,为何在20世纪初美国女性成为了来华女传教士的中坚力量了。据统计,1920年在华外国传教士共有6636人,而其中来自美国的就有3305人,占了半数,在这众多的美国传教士中女性有2104人,占其总数的2/3。由此,这群美国女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上开始扮演非常特殊的角色,她们以中国女子教育作为挥洒青春和才华的载体,将中国女性与世界女性系统勾连了起来。而也正是因为自身受教育过程中的被附属和屈从经历,使得她们在进行教会女学的课程设置与实际教学管理时,会更多地从同为女性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有意无意地对中西文化和教会教育目的进行了嫁接、结合与转型,从而培育出了包括本文所要探讨的主人公们———清华学校专科女生群体在内的诸多教会女校毕业生们。


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兴起历史自不用多说,总体而言,大约是“西方的入侵和中国人的现代化追求为女孩和成年妇女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早期教会女学多设置于中国沿海地带,后来随着传教士们逐渐深入中国内地,内地的教会女校也愈加多了起来。其实此情此景下,主导着女子教育的男性精英知识分子们面对着被传教士们视为落后文化代表的中国女性群体,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是坚持本民族的女子教育,仍然让其在家庭接受教育,并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还是借鉴西方尤其是美国经验,中西结合,教育她们成为中西合璧的贤妻良母和女子国民?抑或是让她们全盘西化,变成对西方妇女尤其是美国妇女的一种全面模仿?不管当时的他们如何选择,过去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教会女学没有用多少时间,就在中国如春笋般蓬勃发展,它所设置的新颖的课程、科学的教育内容甚至成为中国早期本土女学的模仿对象。尽管教师们传教的意图明显,但客观上却因为其秉承的一些西方教育理念有异于中国传统教学而使得教会女校的教育理念在经历了一系列质疑后反而声名远播。并且与此同时,教会女学也成为女传教士们用来宣扬男女平等、传播女权主义的重要场域。


1881年与1892年,日后成为上海两所声名远扬的贵族教会女校———圣玛利亚女校与中西女塾,先后成立,张爱玲、宋氏三姐妹等分别毕业于此。根据目前搜集到的史料,53名清华学校专科女生中,有25名左右毕业于这两所学校。以这两所学校为代表的教会女校逐渐成为一个传播西方尤其是美国科学文化的中转站和试验场,它们使得西方的各种观念如平等、女权等思想逐渐通过女生们的在校学习而渗透到中国家庭与社会中,也通过科学、文化、艺术等知识的传授与系统的课程设置而使得西方世界以一个立体生动的形象展现在国人面前。在教会女校,带有现代感的建筑、外国教员———尤其是诸多女传教士们的个人风范和魅力,教会所刻意制造的异域文化等,周末的做礼拜、颂诗班等无不渗透和体现了西方的文化要素。此外,教会女校的“教科书全是美国十二年级的原版课本,所以全校学生的英语基础都相当扎实”。这又给女生们提供了另一种语言工具。撇开其他不谈,教会女校与其他国立女子中学最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其有意无意中营造出来的相对西化的物质条件和风俗习惯,而这些又更烘托出这几所教会女校的贵族气息。故此,20世纪初,大户人家送女孩进教会女校读书,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份私心,因为那时在教会女学读书毕业,“就像拥有一份上好的嫁妆,可嫁个好人家”。


有趣的是,与不少中国家长们不谋而合的是,女传教士们在进行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选取上,也逐步地隐性地进行了“知识加工”,并有意与中国传统女子教育目的靠近与接轨。比如,她们认为,教会女学既要培养对“圣道”有用的人才,也要培养“恪守宗教教义”和“恪守封建礼仪”的西方淑女式“贤妻良母”,如此,教会女学的培养目标逐渐趋同于中国传统的女教目标。具体到课程设置上,比起一般的教会女学所设置中国传统的《四书》《女儿经》和《孝经》一类的学习内容,圣玛利亚女校更多的是坚持从较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国学根基开始培养女生们的古文功底。可以说,尽管作为一所以西方教学为特色的教会女校,但对中西两学内容的取之中庸可以称得上是圣玛利亚女校的重要办学特色。典型的例证则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每期的“文苑”专栏上,都刊有学生们大量的旧体诗词作品。如果说,设置教会女学仅仅是以传教为目的,那么,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上,完全没必要进行这些文化上的有意结合。所以笔者认为,这一历史事实也许可以部分破除此前我们认为的美国女子教育与近代中国女学的“冲击—反应”模式,因为中国女学在受到冲击并根据自身条件作出反应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女性作为中国女学教育者的思想与观念。换言之,即使是模仿西方女学而设置的教会女学,也并非一种简单移植,而是一个在文化碰撞与互动过程中的不断取舍与融合。这一点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亦有所体现。因为此后,教会学校被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教会女学在“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口号下开始向中国政府立案。


女传教士们的苦心经营与精心培育成效显著。然而,将处于不同时空中的这两类受过教育的中美女性群体稍作比较后我们发现,女性经历的主要模式尽管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但主线依然明朗。与受过高等教育却仍然受到男权社会挤压、只好选择出国进行“文化传播”的这批美国女传教士们命运类似的是,当这些接受过教会女学教育的女生们中学毕业试图升学时,她们赫然发现,中国国内可供她们就读的大学极其之少,她们该何去何从?如果进入社会就业,又面临着女子职业非常有限,一般只是成为教师、医护人员的现实困境。所以,在当时给女性开放的职业设置并不健全的前提下,大部分教会女学毕业生仍然可能回归家庭、嫁人生子,受教育无非是为了她们嫁人赢得了一个更好的筹码。但这之中,还有不少女生,她们在受教育过程中,解放了头脑,不愿意回归家庭,而此时大学又并未完全对女性开放,那么,对于这部分女性而言,她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此时,一是因为美国妇女的独立、高大形象已经经由女传教士们、精英男性知识分子们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二是不少女学生在教会女学学习过程中耳濡目染,也憧憬通过留美而改变自身“嫁人”的命数;三是教会女学浓重的“贵族气息”和女学生们富裕、甚至显赫的家庭背景,父辈们对她们的殷切期盼;四是因为女孩子们就读的教会女校,几乎成为她们预备留学的最佳学校,而教会女学中的英语学习,又给了女孩子们去美国留学的语言资本。总之,在各种因素交织影响下,“留学美国”就成为中国中上层家庭已经读到了教会女学中学阶段的女孩子们的一个必备选项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她们作出了留学美国的重大决定。


所以我们会发现,中美两国女性群体,在出国这条路上的经历,惊人的相似。为了解决国内就业与嫁人的矛盾与窘迫,美国女性选择来中国传教,而她们所精心教育出来的女生们,毕业后面临了跟她们一样的困境,于是,这些女生们,选择了前往她们的老师们的母国———美国留学。在所有这些选择的表面,都有一个“文化交流”的身份定位与角色扮演。


三、形塑:清华专科女生的域外教育与闲暇生活


清华学校53名专科女生从1914年到1927年分批次被派遣至美国东部各学校,尤以著名的女子学院为主。通过这53名专科女生的学校分配和专业选择可以发现,她们进入的都是非常著名的美国大学,具体可分为三类大学:第一类是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七姊妹学院之一的史密斯学院、何乐山学院、拉德克里夫学院、瓦萨学院和卫斯理学院等;第二类是综合类大学,如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第三类是专业类学校,如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等。通观所有女生们的专业选择,不外乎三大类:文科类、音乐类和实科类。文科类比如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体育等;实科类,主要指理、工、医学等学科,攻读医科者人数最多,而这里面,又以妇产科和小儿科为代表,此外有攻读化学科、数学、营养、牙医的;音乐类也有不少女生进行选择。她们中大都有明显的转专业与转学校的经历,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在本科毕业以后一直在美国继续就读深造。从整个留学历程,我们可以看出,越到后面,她们的学习领域越多元化,选择实科的女生也越来越多,程度也更高,博士硕士更多,大多仍为名校毕业。关于这53名女生在美国各大学的具体专业与就读大学情况,可见表1。

wt_a62322020072212818_2e92fe.jpgwt_a52372020022212819_338edc.jpgwt_a62322020072212819_392a7c.jpgwt_a82322020072212819_3c82cb.jpgwt_a12302200722212820_4151e6.jpgwt_a12302200722212820_47d458.jpg

总体而言,53名专科女生在美国的专业学习上特别认真刻苦,我们以1925年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几名中国女生的整体情况来管窥她们的学习生活情况:


朱其廉:女士正课之外,兼习音乐,既忙学琴,更忙郊游,自晨至暮,不在教室,则在练习室,不在图书馆,则在客厅,不在客厅,则在……晨出房门,夜深后进去,饭前饭后,直奔顾小姐房内(因朱小姐住四层楼),朱小姐之忙可想而知。顾静徽:顾小姐想学物理不用多少脑筋,不过到用仪器时,必定要搬椅子,(因为身材太小)。王志宜:王小姐一面学洋话一面学上海话,现在双方并进,她已会说“侬个人交关怀来西”了。倪徵琮:倪小姐是一位候补医学博士,现在正是一天到晚熟读GraysAuatomy,死人皮剥得十分有趣。陆慎仪:陆小姐现在研究光学,终日坐暗室中不倦,配置仪器时,学做铜匠木匠。


看得出来,她们的课业任务非常繁重。不过,在繁忙的学习之外,她们也抓住机会体验美国文化与生活,参与课外活动,这包括校园内外的学习,如校园内的社团、学生会、中国同学会、基督教诸多事务,还有利用假期访友、郊游旅行,以及打工、谈恋爱等,生活多姿多彩。而且,趁毕业季,她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欧洲游历或者北美游历。比如周淑安在1920年毕业后,顺道游览了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大大开阔了艺术眼界。到各地去旅游、去采风,也确实成为她们在域外调节学校生活的一大乐趣。


不过,这里面最值得称道的是她们所参加的一年一度的留美中国学生同学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留学的世界各国学生组织成立了“世界学生会(CosmopolitanClub)”,主要是作为世界各国学生间社会与文化的联谊中心。到了1911年,美东、中美、西美分别成立了中国同学会,后来每年暑假,各分会举行年会,来自各地区的代表,讨论当时的各种问题,并借此欢聚一堂。因为考虑到中国留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故而年会是用留学生所在美国院校名字来登记,叶维丽认为,“对学校的认同显示出美国校园文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清华学校的专科女生们也是非常积极参与这样一些活动,除了承担各团体职务,这批女生还经常发表论文、进行中英文演说以及参与运动比赛等,由此积极融入当时的留学生群体。在这之外,她们踊跃承担就读大学以及留美中国学生会的各个职务,甚至一些女生还身兼数职。比如,1918年留美女生在美东,有三位新生最为活跃,即邝翠娥、梁逸群与刘华采。这一年的干部,由韩美英当选会长,杨毓英当选书记和会计。12月1日该同学会在杨毓英住处举办晚餐,宴请该校校长沃丽(Woolly)与一位玛格丽特·伯顿(MargaretBurton)小姐。大家分担做菜、洗碗盘和上菜等工作,虽然辛苦,却很值得,且感到是从未有过的欣慰。可以说,已经有了主体建构的专科女生们,表面上在接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时,实际上却仍然试图与美国文化、美国教育进行一种互动,这种互动既是个人对一个异质文化和异国他乡所做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和调适,也是根植于她们内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待客好礼等传统习惯等在起作用。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使得姑娘们没办法完全接受美国文化所影响,从而只是在美国文化的浸染中进行一种选择性建构。


当然,在姑娘们的大学生活里,间或也穿插着一些趣事。陈衡哲所写的被誉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的《一日》,便对女生们就读美国女子大学一天的生活做了精彩的白描,但是潜隐在其中的中美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较量却是她们真实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体验到的。比如,凌淑浩回忆,她在西储大学第一天上课时,觉察到同学们都在偷偷地打量她。他们取笑她,总是管她叫“小姑娘”,这些她都忍了。但好几个星期以来,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是盯着她的脚看。最后,她才弄清楚,原来他们以为她缠过足,想象在她平常的黑皮鞋下是一双有着异国情调的畸形的小脚。她笑他们竟然不知道中国女人这些年已经不缠足了,她解释说:“他们都是从书里看来的。就像中国人总以为西方女人要束腰一样,他们也以为中国都是小脚女人。”“一天下课后,她坐到实验室前面的桌子上,在同学们好奇的注视下,踢掉鞋子,脱下袜子,把脚露出来,宣布说:‘看吧,我的脚好好的,脚尖没有变形。我可不是小脚女人’。


在这批女生心里,也许正如中国留学生在一些自己创办的杂志上所题名的“知耻而后勇”等字眼一样,或者又如同当时正在清华园里就读的那些少年郎们一样。一方面,她们享受着庚款兴学政策带给她们的好处,另一方面,在她们的内心里,她们也许觉得这份奖学金是一种压力。是的,清华奖学金时刻提醒着她们,让她们感受真切:我是中国人。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压力感,促使她们在美国留学时,任何时候都不敢放松自己。也正是这样的身份自觉,使得她们在对比出国前后的种种遭遇时,爱国情怀更深刻地烙印在心里,转化成刻苦学习的动力。种种迹象表明,即使远居美国,这批女学生却时刻以“女国民”身份自居,非常关心中国时事与中国命运,同时表现出身为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并将这一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特别是转化为对造福中国社会的一种强烈动机与情感。比如陈衡哲,她于1915年春天即开始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对时局的关注,哀叹“青岛已入日人手矣”,又恐“中国或将加入战事呼?”并以为“留美学生之职,首在慎其言行,修其礼貌,高其人格……”唯其如此,则“中国二字之价值,亦庶几可以日增”。可见此时这些女生的拳拳爱国之心。再如林荀、汤霭林、张端珍所在的卫斯理学院中国学生会苦于“对于本国时事,尤属隔膜”,为“尽国民责任”,“特议定每月常会时,由会员一人报告所得新闻,俾众讨论,”于是大家都“勉阅报章”,“得略悉国情”,“又得交换意见,增进学识。”又如1919年11月初,周淑安作为留美中国学生会总会的参议,与其他参议一起代表整个留美学生会上书当时中国诸领袖,臧议时艰,并对中国社会建设提出各项建议,表示“恨不能即日返国”,为社会为民族作贡献。192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救国会议上,唐玉瑞与蒋廷黻都是“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重要成员,这展现了他们匡扶社稷,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再到1922年9月,她们又与就读于美国东部各大学以及专门学校的其他男生一起,开会讨论中国参与太平洋会议的事情,以此援助中国外交。最为明显的例证是,这53名留美专科女生,最后几乎都在学成后归国服务和奉献社会了。


可以看出,这些女生旅居美国的时期,其实正是她们人生的定型期,她们在美国的经历对她们的政治情感、职业和婚恋观的塑造和影响都非常大。学界一直以来关注较多的是与她们同批出国的男性留学生们,但实际上,这批女性作为中国第一代高知职业妇女,成为后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说,她们引进美国式“现代性”的表征,更多地体现在自身社会习俗的改变、人际关系的转型,以及生活方式的西化方面。总体而言,美国女性用自身的力量和成就,逐渐令大众信服她们有能力和权利接受高等教育,而这样一种力量,深深感染了前来美国就读的中国女性们。所以,对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留美学生而言,她们在美国这块“希望之地”学习期间,观察和接触到校园中的美国师长、同学,以及社会上的友人,尤其是女性,她们必然会受到影响。这些外国女性的表现和价值选择,对她们产生文化震撼和冲击,促使她们思考比较中美女性的地位和形象,在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找自己的出路。这些女生正是世界女子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个体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世界各国学生尤其是美国学生交流与联系、竞争与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文化网络,每个节点都发生了文化与风俗习惯等的交融,这些是推动女生们求得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与外界信息交往日益增多频繁的时候,强势的西方文化无形之中肯定会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影响。不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无论传入进来的是何种思想,即使短时期内为中国人所接受,也会在逐步试图影响中国的过程中而被加以改造与重构,这种改造与重构,有着非常值得研究的思路和方式。


四、回报:清华专科女生归国后的职业概况


53名留美专科女生在美国完成学业并陆续归国后,刚好处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在中国,以国家话语建构为主的女子教育宗旨主要围绕培养新式“女子国民”而产生,这一宗旨要求女性脱离家庭,服务社会,但同时亦有不少要求女子教育要回归传统“贤妻良母”的大量呼声,而后者则希望女性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因此,受过教育的女性何去何从成为当时舆论热点,遑论这批从先进国家留学回来的新时代女性。在笔者查阅史料的过程中,也确实发现这批女生在归国后的职业轨迹基本上是在这两个点———“贤妻良母”与“职业女性”———之间摇摆不定。但是,总体而言,绝大部分女生在学成归国后都投身于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各出所学以报国,或担任教务,或改革家庭,或二者兼之”。她们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各领域的先驱者。为表清晰,笔者仍然以表格形式展现这53名专科女生在学成回国后的具体职业情况,并稍带提及她们的婚姻概况。

wt_a72322020072212820_4bd71f.jpgwt_a62322020072212821_50c180.jpgwt_a82322020072212821_548239.jpgwt_a62322020072212821_581b1d.jpgwt_a32302020722212821_5a242d.jpgwt_a12302200722212821_5e243c.jpgwt_a72322020072212822_6bd333.jpg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与出国前清华所期待的“贤母良妻”教育目的,或者是与美国人试图培养出来的“现代女孩”教育目的不一样的是,这批清华专科女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专属道路。基本上,这些职业女性,回国后的工作经历可以分成以下几大块:一是投身于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习与研究工作,撰书立说;二是从事教育工作,培养本专业的后继人才;三是利用所学专业和所进行的工作,服务社会,如医生医治病人,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等。最值得称道的是这里面出了不少著名的医生。53名留美的专科女生里面,有12位选择了投身于医学,特别是妇产科和小儿科医学,这是非常大的比例了,因为至1932年中国女子毕业于国外医学校的人数(才)有96位。此外,有几位女性在回国后,继承了当年女传教士们的教学衣钵,返回母校担任教职,并为此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比如日后成为圣玛利亚女校校长的朱兰贞,还有日后成为圣玛利亚女校琴科主任的朱其廉以及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桂质良等,都选择了反哺母校,继续培养女学生。当然,略显悲哀的是,可以看出,她们绝大部分仍然游移在“教师”与“医生”这两个职业之中,但是比起20世纪初她们的先辈女性,比起教导她们的美国女传教士们,她们在职业发展上又似乎更上一筹,最主要的是,她们开拓了诸如物理、化学、食品营养学、数理等实科专业的教学与研究,有些人后来还成就斐然。比如这里面少数献身于科学研究工作的女性,如曹简禹的生化科技研究成就令人刮目相看,顾静徽的物理学研究,更在中国属于罕见。


另一方面,这些女生回国后,在工作中体现出了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特别是在对同为女性的命运关怀上,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她们利用留美女性身份,成为社会活动家。比如黄桂宝(葆),她的职业生涯中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她是营养学家,但她特别关注女界新闻,热忱为中国女性服务。比如,1923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诞生,会址设在上海,会长就是黄桂葆,主要目的在于以各阶层妇女为服务和教育对象,开展具有教育性、服务性和娱乐性的活动。可以看出,这批女生走出国门接受教育,既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也可以说是中国女性走向世界进行各种交流的特色之旅。这里面既有传统对现代性的拒绝,也有现代性对传统的挑战,更多的是二者的兼容并包。在这些文化碰撞与交流中,她们逐渐建立了自身认知,不仅在职业发展上有所规划,也试图为传播所学而竭尽全力。


综上所述,这53名专科女生,与男性一样,有机会到先进的美国,亲身体验不同文化,学习各个专业的理论与技术,眼界开阔后回国成为女性中的精英,致力于传播与促进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她们配合国家需要,竭力于将所学服务中国民众,传播西方科学的正确观念和专业知识,特别是她们培育了不少优秀的专业人才与中小学师资,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她们中有一些女性为了追求事业而放弃家庭,也有一些女性向婚姻妥协,退出了科学研究与职业女性的行列,由原来的知识生产者转到大学或者中学任教,变成了知识的传播者,或者直接退守家庭,真正相夫教子。这也可以看出,她们面对两者的抉择,不免困扰。这显示知识女性参与社会的过程,困难屡见不鲜,除了来自家庭的阻力,旧观念意识的沉渣泛起,以至于即使她们接受过多年的男女平等教育,但在实际生活中仍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限制和世俗的约束。但这都是在当时剧烈的社会动荡和转型中,知识女性要不断顺应新的变化的形势,这使得她们不得不作出各种人生选择。我们也可以看到,并非所有人最后都成为大家,去影响学界政界商界甚至一代人,可每个人都在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热忱地爱着自己的生活,踏实地做着自己平凡的一份事,从教或从医,奔忙或持家,都同样在艰难困苦和安稳幸福中有梦有作为地生活着。想必这也正是留美时光和美国主流价值观教给她们的,最有价值的勇气、坚定和爱。从这一点上来说,倒是非常符合陈衡哲当时在船上的心境与希望了!


五、余论


如果我们以世界女子教育作为一整个图景,我们会发现,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女子教育现代化并非是最晚起步的,只不过比起美国女子学校教育,稍晚了半个世纪。因为来华女传教士的努力,中国女子教育与美国女子教育因为留美这一行为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关联,世界女子教育才由分散演变为整体。回顾这段历史,当时的中国正试图迈入“现代”,而美国则遭遇着快速“现代”化的系列问题。被裹挟于这个时代当中的专科女生们,她们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处理转化美国文化的影响的?她们又是如何理解美国文化中的“现代”要核的?她们在生活和职业经历中所面对的这些问题,随着她们用自身人生交出的答卷,即使放到今天,对这些回答的研究也不无意义。


重新回到陈衡哲在“中国号”上的踌躇满志与身份认同,笔者以为,陈衡哲等人被委派前往美国留学,表面上看来,是主动前往美国进行他国文化上的学习,但实际上,所谓的文化学习与交流,仍然是一种文化霸权下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不对等征服,而这样的“不对等”,至今仍潜隐在我们的时代之中。从这个层面而言,她们那一代人的“解放”使命,并没有彻底完成。而这一点,也许即使到了现在,也是世界女性们所需要接棒完成的历史任务吧!


(王晓慧,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注释及更多精彩文章请参阅《全球史评论》第十六辑

wt_a82322020072212823_70a2f0.jpgwt_a22322000722212823_72a317.jpg

首师大全球史中心

公众号ID:gh-cnu

欢迎关注,谢谢大家~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来源:gh-cnu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OTgxODQyMg==&mid=2247484281&idx=1&sn=a73f258bb37fd69fb62afffa6b95df6f&chksm=fac3e3a0cdb46ab6dff42a0a952de1ce5ae0650108f5be86dd6ca57982b43b49ee2790e33e33&scene=27#wechat_redirect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注明,本站所载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公开渠道,不代表本站观点,仅供参考、交流、公益传播之目的。转载的稿件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电话:(010)86409582

邮箱:kejie@scimall.org.cn

科学 清华 工作选择 美国工作 大学专业 留学工作 陈衡哲

推荐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