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载人飞船上天了，喜讯传来，举国欢庆。台前的辉煌令人陶醉，幕后的故事更令人感动。今天，我们把“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的故事奉献给读者，因为他是继从海外归来的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之后，我国自己选拔培养的火箭专家。孙家栋的成长过程，几乎就是共和国航天事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曾任中国航空航天部副部长的孙家栋，不仅是“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等我国自制导弹的总体设计师，还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并主持和参加主持了“东方红三号”通讯广播卫星、“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以及地球资源卫星三大航天工程。他被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孙家栋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学子成长为一名导弹专家的呢？他的故事也许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书。在这里，我们仅记述他生命轨迹中五次至关重要的转折。

第一次转折：求学哈工大

1948年初，战火纷飞，时局动荡。当时在锦州上学的青年学子们有不少人跟随国民党溃败的军队撤向关内，撤向天津，撤向北平。但是孙家栋却坚决逆向而行，转道沈阳，要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去。在沈阳等车的空闲，他去见一个同学。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在那位同学处遇到了已经离散多年、互无音讯的三哥孙家楠。他并不知道，三哥也是他同学的朋友；他更不知道，三哥当时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兄弟感叹之后，三哥要他往北再往北，到已经解放了的哈尔滨去，找姐姐商量前程。三哥说，“整个中国都快要解放了，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你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和人生最高使命便是继续读书。”孙家栋听从了三哥的指点，马不停蹄地赶到哈尔滨并顺利地找到姐姐和姐夫，姐姐和姐夫也都十分支持孙家栋继续求学。

1948年9月，哈工大贴出招生告示。经过严格考试，孙家栋虽然成绩过关，但他在锦州尚未拿到中学毕业证书。后来他不得不在三哥孙家楠的毕业证书上贴上自己的照片“蒙混过关”。

孙家栋入校后，被编在预科班学习俄语。当时，哈工大由苏联人管理，俄语是重中之重的基础课程。孙家栋如饥似渴，拼命学习，很快成了班上的高材生。

第二次转折：参加空军

1950年的元宵节，解放了的哈尔滨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气之中。为了改善生活，孙家栋所在的预科班要在食堂进行佳节会餐。在那个年代，对学生最具吸引力的是每人一碗的红烧肉。当然，同学们也有一些人自动舍弃这顿红烧肉回家或投亲团圆的。孙家栋也本想回到姐姐家共度佳节，但他终于没有克服那碗红烧肉的吸引。他在心中幸福而激动地计算着：美美地吃完一大碗红烧肉，然后再赶回姐姐家团圆。

正当留下来的预科班的同学们敲盆碰碗，口中开着玩笑，双眼盯着已端上桌的肥美的红烧肉时，校领导突然来到小餐厅，宣布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留下会餐的同学中有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者必须赶上8时30分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意外喜讯，如一道极强的闪电，使同学们个个目瞪口呆。当他们终于意识到这是千真万确的校方正式通知时，那一碗红烧肉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孙家栋的第一个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上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天将”呢！

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姐姐打招呼，更来不及吃那碗红烧肉，8时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已坐在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途中，组织上任命赵元亮为队长，任命孙家栋为副队长。同学们这才知道，赵元亮是中共党员，孙家栋是共青团员。

他们到了空军后，才探听出这次紧急参军的来由：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急需一批懂俄语的可造人才。就这样，幸运和机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第三次转折：赴苏留学

1951年，为了培养一批高级飞行指挥员、高级技术员和维修、管理、地勤人员，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国优秀人才中抽调60余人参加考试，最后从这60余人中又精挑细选出30名优中之优者，孙家栋名列其间。他们带着祖国的重托，奔赴苏联留学，到举世闻名的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报到。

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十分重视学业，在校门最显眼处竖一个光荣榜，凡成绩为“好”和“优”者，不仅榜上有名，还张贴照片。照片不但以“好”“优”多少分大小，同时还分高低。孙家栋第一年的成绩便获得全“优”，四寸大的照片便上了由下往上的第一排。孙家栋在这个名牌大学共上了6年学，每年成绩都是“优”，因而他的照片从最下面的第一排上升到最上面的第一排，照片的大小也从四寸越变越大，最上面的一张大到尺许。获得如此优秀成绩的全院一共5人，中国留学生占了4名。

按照最高苏维埃立法，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全部优秀者，由国家颁发一枚50克重的纯金斯大林头像奖章。当孙家栋等4名中国留学生身着斯大林式双排扣呢制军大衣，头戴威武的大檐帽，脚蹬闪亮的高筒皮马靴，英姿飒爽地大步走上领奖台时，所有的将军、校官、师友和校长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们，投向了这群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此时此刻，孙家栋心潮起伏，他为自己没有辜负祖国的重托而激动无比。

但是，最让孙家栋无比激动的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的亲切接见。他终身难忘毛主席在这次接见中讲出的那一段令他如痴如醉的名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勃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时，孙家栋28岁，真正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后来，孙老不止一次激动地说，毛主席的这次接见和讲话，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鼓舞了我一辈子，它让我的生命价值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第四次转折：研制导弹

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天灾人祸，国外帝修反包围，新中国处于空前的困难境遇。但是，中国的领导人目光如炬，下死决心也要搞“两弹一星”。毛主席说，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邓小平说，砸锅卖铁也要搞。陈毅元帅说，脱裤子当当也在所不惜。聂荣臻元帅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别人是靠不住的。张爱萍大将说，讨饭也要有根打狗棍。

老一辈领导人形象生动的冲天豪言，如重锤一般，不时敲打着孙家栋和他的同事们一颗颗激情燃烧着的心。到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部队连续打下美国入侵我国的U－2侦察机后，世界震惊了，纷纷猜测我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毛主席无限风趣地对外国记者说：我们是用竹竿子戳下来的。孙家栋和“两弹一星”科学家们听到毛主席的大智慧、大幽默的回答后，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周总理总结得好，毛主席和全国人民能够如此扬眉吐气，“两弹一星”专家们应立首功！

孙家栋便是“两弹一星”专家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当年，孙家栋等23名高材生（另有7名因种种原因没有学完）从苏联学成回国。刘亚楼司令员爱才如命，暗自高兴，心中打着美好的小九九：有了这些人才，中国空军大干快上就有望了。没想到，为了发展导弹，聂帅却盯上了他们，要把23人全部调走。刘司令员一面服从大局，一面“讨价还价”，苦苦恳求聂帅，至少给他留下三分之一，也就是8名。聂帅答应了，可是刘上将心中的宝贝疙瘩孙家栋却不在留下的8名之列，孙家栋被聂帅挖走搞导弹去了。

孙家栋先是仿制苏式导弹。仿制就得先弄清俄语技术资料，但其资料不仅成箱成柜，堆积如山，而且繁杂艰深，专业冷僻。孙家栋过硬的俄文在这时便有了用武之地。他和同事们日以继夜地钻在了技术资料堆里，那种和时间赛跑的繁重脑力劳动是常人难以想像的。这不仅感动了上级领导，也感动了苏联专家。一位将军评价说：“工人的贡献是流汗，战士的贡献是流血，专家的贡献是流脑浆啊！”他们却说，为了和帝国主义抢时间、争速度，汗水、鲜血、脑浆，流什么也顾不上了，即便搭上了命又有何惧。

仿制进入关键阶段，苏联却撤走了全部专家和关键技术资料。我们真的“被逼上了梁山”。

仿制结束，自制开始！孙家栋被委任为我国自制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两年之后，也就是1964年7月9日和7月11日，我国连续成功发射两枚“东方红二号”自制导弹，并且通过实弹考验，与原子弹配套成有实战价值的战略武器。紧接着，孙家栋又先后担任射程越来越远、精确度越来越高的“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导弹总体室主任，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五次转折：临危受命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了整个世界和人类。之后，美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苏美卫星先后上天之后，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大手一挥，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是美国那般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人造卫星首席主管钱学森心急如焚：毛主席的号召和决心是一个压力；苏美之后，法国、日本的卫星也上天了，又是一个压力；“文革”的风暴已经席卷而至，是个更大的压力。钱老心中明白，能否克服种种压力，卫星能否早日上天，头等大事是选人。思考再三，他选到了孙家栋。受钱老的委托，孙家栋又选出了“十八勇士”，集体攻关。

攻坚队伍建好了，钱学森是总体部建设总设计师，是军长的“军长”，孙家栋是总体部技术总负责人，是军长的“参谋长”。

在这之前，“东方红”卫星的创始人之一钱骥、赵九章等人，已就卫星的本体设计写出了300页的研究课题，为“东方红”诞生打下雄厚的基础。但是，“文革”风暴把两位专家刮进了“牛棚”。继任者孙家栋他们在钱、赵等人的研创基础上，根据高层“尽量简单、尽快上天”的批示精神，提出了简化方案，加快了研制步伐，形成了总体方针，即“东方红一号”卫星要“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听得见”。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动乱阶段，航天设计科研院所也不得安宁。无论是毛主席关于“不抛鸡蛋那么大的”决定，还是聂帅的“尽量简单、尽快上天”的指示，都明示孙家栋他们，卫星上天，虽然技术至关重要，但政治因素也决不容许有丝毫忽视。这样，卫星上天的难度陡增了不知多少倍。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道熬白了多少科学家的头发，也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领导人和科学家的神力，更不知道工人、战士和科学家们总共流了多少汗水、鲜血和脑浆，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我国第一颗卫星终于升空了！卫星总重量为173千克。而苏联第一颗卫星只有83．64千克，美国第一颗卫星只有8．22千克。我们的“东方红”重量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这不仅实现了毛主席关于“鸡蛋那般大的我们不抛”的誓言，还在太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见、收听到。

中国的卫星上天，不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鼓舞了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

而今，孙家栋已过古稀之年，但他仍和他的同事们紧张地忙碌着。

来源：燕赵晚报

作者：陈新（“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丛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