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系列学习】加强纪律建设的三重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十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组建时，马克思就鲜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860年至1862年，在为《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和《军事总汇报》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恩格斯强调，严格的纪律是一支部队训练有素的重要条件，只有部队全体人员严守纪律、严格履行条令和教令的各项要求，才能保证部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最优途径达到预定目标。在与巴枯宁宗派分裂主义激烈的斗争中，1872年1月，恩格斯深刻揭露了巴枯宁否认党的纪律的目的和实质，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纪律对坚持党的性质、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他强调：“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那末未来社会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教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

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围绕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必须有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是什么、怎样严格执行纪律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粉碎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列宁认为，这是因为“党纪律严明”，如果“没有纪律，没有集中，我们决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否定党的纪律，“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

在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中，革命领袖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进行了激烈斗争，推动党内纪律思想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把党锻造为具有铁一般纪律的坚强组织。严明的纪律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坚持用严格的纪律立党。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只有15条，但涉及纪律规定的至少有6条，埋下了纪律的种子。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设立“纪律”专章，明确了一系列政治纪律、经济纪律、组织纪律、人事纪律、保密纪律等，为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纪律保证。这种在党章中设立“纪律”专章或相应内容的模式，一直被历次党代会继承和发扬，体现了我们党对基本特性的始终坚守和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亲自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科学论断，强调“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他还特别指出，只有党和军队“加强纪律性”，才能实现“革命无不胜”。严明的纪律成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带有新时期特点的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在局部范围内滋生和发展，邓小平及时指出：“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的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这反映了在改革开放初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就被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此后，在改革开放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都极其重视党的纪律建设。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得到充分尊重和严格执行，党的团结统一就有保证，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遭到践踏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就受到威胁，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就大打折扣。纪律严明成为党的一个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强调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先进性、纯洁性，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强保障。

一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二是把纪律规矩立起来，扎紧扎密制度笼子。加强纪律建设，首先要把纪律规矩立起来。6年来，制定修订90余部中央党内法规，“1+4”的党内法规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党内法规工作迈入了有统筹、重导向、成体系的“发展快车道”。三是突出强调“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明确了党的纪律体系的核心。四是以严格的监督执纪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无论巡视监督、派驻监督，还是专项监督、日常监督，都把纪律摆在突出位置，用监督传导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增强纪律刚性约束。把纪律管到位、严到份，才能确保纪律红线始终高压带电。中央及时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为把纪律挺在前面、执行到位提供了具体路径。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