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全球化在退步吗？ | 原子智库
以下文章来源于清华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 ，作者江小涓
清华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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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小涓 编辑/杨溪
7月28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服务与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在清华大学2020年全球暑期学校作题为《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及其治理》的讲座，给出了她对全球化的思考。
江小涓院长认为，在过去的将近20年中，以出口占GDP比重为衡量标准，所有国家的全球化程度都明显提高——中国从不到10%，提高到20%；德国从25%提高到45%；印度从3%，提高到将近20%，“过去二十年，是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二十年”。
当然，在全球化推进的同时，也有约束因素和抵消因素——技术发展、运输成本会抵消水平分工的优势，这会影响全球化。但是，江小涓认为，在这种传统全球化之外，我们正处在一种新型的数字全球化趋势之中——这种全球化更全面、更深入，更难划分经济、文化、社会与政治的界线。
以下为正文：
我今天的（讲座）题目，是《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及其治理》。这里有几个关键词：全球化、逆全球化、数字全球化、数字全球化治理。这些是政治热词，也是学术热词。政治讲意愿和立场；学术讲状态、讲因果、讲规律。今天侧重讲学术，重点讲经济全球化。
我主要讲四方面内容：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几个主要状态。当大家谈全球化时，所指不完全相同，这是观点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从三个方面做点分析——产品全球化、企业全球化、经济体全球化，帮助各位多方面理解全球化。
第二，讨论一个有争论的观点，就是全球化是在退步吗？由此需要分析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是不是有根本变化和重要变化。
第三，讨论数字全球化，这是全球化的新形态。我挑几个重要的方面展示给大家。
第四，数字全球化的治理问题，需要各方面合力推动。今天重点提出一些符合数字时代全球化的理念和价值观。
这张图是几个典型的制造业产品，每个都是多个国家制造的。每个产品都有多级供应商，这里只列出主要的一级供应商，自行车至少来自7个国家，汽车来自26个，飞机来自21个，苹果手机11个。还有翻倍的二级三级供应商。可以说，企业用的设备类、消费者用的大件消费品和电子消费品，很少有单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制造的。
这张图显示的是企业全球化。以产品为纽带，一个企业必须和多个国外企业紧密协作，同频共振，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销售。以太阳能光伏企业的供应链为例，中国企业要生产出最终产品，要依靠德国企业的多晶硅设备，要依靠瑞士、美国、英国和荷兰的零部件，看上去是中国企业在制造最终产品，实际上是多国企业共同制造。这些企业不可能独自选择技术路线和产品类型，而是要在在研发、制造、销售、服务各个环节密切合作。跨国公司往往是这种合作的一种载体，它们在多国投资建厂，生产销售。
这张表提供了一个衡量跨国公司全球化程度的指标，我们一般用公司海外销售比重、海外资产比重、海外雇员比重三个指标，来刻画一个企业的全球化程度。三个指标的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
这张表是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四项指标，分别是52%、53%、41%和49%。可以看出，大型企业总体上对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一半左右，特别是海外销售比重，达到53%，这是一种高度全球化的状态了。
这张图显示的是第三个层面的全球化，经济体全球化。如果把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各个经济体都有明显的分工特点。
这是全球各个经济体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状况：浅灰色是介入分工体系较少的经济体，桔色和红色都是初级产品出口国，桔色出口相对较少，红色是出口较多的。浅蓝和中蓝是制造业产品出口国，浅蓝出口较少，中蓝出口较多。深蓝色的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主要在欧洲和北美。
每类经济体不是自我满足的经济体，而是出口自己有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它类型的产品。比如俄罗斯和中东石油国家，出口石油进口制造业产品，中国的情况恰恰好相反。可以看出，没有或少量介入全球化的经济体已经很少，中高度介入的已经是绝大多数。
经济全球化就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分工，谁都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在产品、企业和经济体各个层面进行分工，然后彼此交换与合作，共同制造出产品。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生产方式呢？
国际分工有两种主要模式；纵向分工和水平分工。纵向分工源自各国的比较优势：各国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和技术能力等条件不同，各自生产有优势的产品并出口，进口没有优势的产品，各方面都可以获益。比如，中国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20年前是二十分之一，因此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在中国制造，会成本低，价格有竞争力。但中国缺乏石油，需要从其它国家进口石油。
水平分工指的是：比较优势不能解释要素禀赋相似的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大量贸易，许多国家都能够以相似的成本生产出相似的产品，但彼此之间仍然在大量进口和出口。
这种分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消费者偏好，虽然美国日本德国都是汽车制造大国，但总有消费者喜欢其它国家汽车的特色和风格。再比如，专业化生产某一种零部件，可以术有专攻，还能为多个企业供应，扩大生产规模。其中，前面看过的自行车，整车是越南生产的，零部件来自中国、中国台湾、意大利、英国、德国、日本、捷克、印度尼西亚。其实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完整地生产出品质不错的自行车，但合作生产，每个企业提供的零部件都是性价比最好的，整车也能达到最好性价比。再如，技术复杂产品，一个企业一个国家难以掌握每个部分的最先进技术，需要组合各个国家的最好零部件，生产出最有竞争力的产品。
第三，全球化的推动因素还有政策导向。政策导向有鼓励的，有限制的，总体看是鼓励政策为主。
全球化推进的同时，也有约束因素和抵消因素。还是前边那张经济体分工图，右侧我们增加了一个机器人，下端增加了一个新能源汽车，左侧增加了一个3D打印，这三张图片代表了抵消全球化推动力量的三个主要因素。
各国比较优势仍然存在，但重要性下降。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例如，新能源的使用减少了对汽油的需求。比如新能源汽车普遍应用，缺油国可以很大比例地减少进口石油。再如，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的应用，可以抵消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目前中美的人工成本大约还有4-8倍差距，但机器人同一个价格，这样，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就会下降。
技术发展还会抵消水平分工的优势：有了智能制造，能灵活调整产品，一条生产线可以小规模、多品种生产。更根本的改变，是增材打印（3D打印）的应用，小批量生产甚至单品生产的成本明显降低，分工带来的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下降。因此，国内市场较小国家的企业，可以既小批量生产又能保持低成本，而不必从国外进口。据研究，3D打印减少了15%左右的助听器的国际贸易量。
再有，运输成本也是抵消因素。全球分工细化到一定程度后，再分工就可能带来成本增加。比如汽车车灯的灯管和灯罩已经由两个国家生产，并在其中一个企业组装。如果运到第三国组装，组装费可能更便宜，但加上运费可能成本更高。总之，分工是有限度的，不是愈细愈好。有些数据表明，那些分工较为充分的产业，近十年来分工程度并未继续加大，例如传统汽车主要零部件生产的分工已经相当稳定，再加上那些原本只生产个别零部件的国家努力延伸本土产业链，成为区域制造中心，还减少了参与分工的国家数量。全球化的这种（变化）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我们暂且将前面讲到的全球化称为传统全球化；那么，现在，我们正处在一种新型的数字全球化趋势之中。这种全球化更全面、更深入，更难划分经济、文化、社会与政治的界线。
数字全球化有三层含义：
第一，制造业全球化+数字技术。制造业全球化原本存在，现在+数字技术后进一步深化。例如交易的商品可以数字化展示、网上谈判、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和使用数字技术支付。
第二，传统服务业+数字技术+全球化。许多传统服务业是本地型的，以往难以全球化。+数字技术后可以实现全球化，而且成本较低。比如医疗、教育。现在可以依托数字技术实现全球供给和全球消费。
第三，数字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全球化。指那些依托数字技术新创造的生产、服务和生活场景。比如全球同步的实时音乐会，移动端游戏、电子竞技产业等。没有数字技术，这些生产和消费都不存在；有了数字技术，天生就是全球化的。
第一种就不再多讲了，举例看看后两种。以前实时音乐会只能在一地欣赏，现在有了5G这样的高通量低时延通讯技术，可以由分布在全球的音乐家共同生产，全球消费者都可以实时欣赏。去年，六国音乐家在六地通过5G网络，合奏巴赫C小调前奏曲与赋格。第一小提琴德国，第二小提琴西班牙，中提琴蒙古，大提琴瑞典，钢琴美国, 定音鼓日本，他们在世界各地，声音同步传输，没有任何延迟！效果完全等同于在一地举办的音乐会。
不仅是实时音乐会，数字化视频和音乐平台上，消费者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选看最好的视频，听到最喜欢的歌曲，找到最喜爱的艺人。中国的年轻人与全世界的青年一样，欣赏的艺术是很多元的。
通过查看中国消费者在中国三大交响乐平台上点看最多的歌曲，可以看到，他们既有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的，也有美国日本韩国艺人。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年青人，是很开放包容的，各位来了就能体会到。
数字技术新创造的全球化形态不仅是娱乐，也包括制造和服务。例如生产者服务平台，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智能化匹配各种生产资源，这是中国最大的生产者服务平台，也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上面能找到一个企业所需要所有服务。比如新办企业要设计LOGO，就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全球的设计者都可以接单。平台能过智能技术，能够探知企业需求，实时推送合意服务。有25个国家的将近10万企业和个人在上面注册，面向海外提供了63000次服务。
数字技术还能提升突发事件中的全球应对能力。这次新冠疫情，中国有几万名医生从各地到了湖北支援，经验丰富，全世界疫情加重后，国外的医院、医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医生，经验积累不够，特别需要中国的援助，但显然去人很困难。这时，阿里巴巴公益基金和阿里健康搭建了一个国际医生交流中心，让各个国家的医生能够实时和中国医生交流疫情防控的临床经验。使用人工智能翻译，支持十一种语言，交流没有障碍。国外医生既可以选择和中国医生一对一的交流，也可以选择参加医院分享直播课堂。
阿里医生在国际医学界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没有AR翻译，没有现代通讯技术，这种能力无法想像。同样重要的是，这是一件面向全人类的公益事业，这样做需要一种与数字全球化相匹配的人文情怀。的确，我为中国有这样的企业感到自豪。
数字技术还能助力全球政治和公民层面的沟通合作。联合国75周年的数千场活动将搬到线上进行，腾讯会议将提供技术支撑。腾讯将和联合国合作，向全球数以千万人发出邀请，倾听他们对25年后世界的看法，以及在解决如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等全球挑战时国际合作应如何发挥作用。这也将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对话。
前面我们讲了数字时代全球化的许多好处：生产更多元，消费更有选择，创新层出不穷，人与人交往更便利。但同时，数字全球化也带来许多新问题，许多都超出经济领域。
1、地方市场萎缩。经济学中的明星效应，由于低成本的数字传播能力，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只看最好，比如足球比赛，都只看欧冠，区域性赛事被忽视。当下赛季，梅西年薪1.3亿欧元，C罗1.2亿欧元。能有如此高薪，主要是市场巨大，观赏梅西C罗关键场次踢球的观众有上亿人。少数明星赢者通吃，会带来市场高度集中问题，以及收入差距问题。
2、文化交流中如何保持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性。
3、个人隐私与数据开发应用之间的平衡。
4、算法歧视问题：收入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肤色不同带来的歧视。
5、平台地位问题：是不是存在垄断有许多争论。
6、边缘人群数字服务问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目前全球有高达89.5%学习者由于应对Covid-19的封锁措施而在上网课。人数超过12亿。但网络条件、硬件设备和应用能力差别很大。还有许多。
举一个个人隐私保护的例子。欧洲一个数字化建设先驱城市，智能物网设备被安放在垃圾箱上，政府说是城市治理比如公共安全需要。但安装后公民发现，每天经过路线周边的商场餐厅被精准推送，而且时间非常精准，几乎与他们的活动同步。后来发现，政府以公共利益委托企业安装的城市物联网系统，被公司用来开发商业推送信息，后来被拆除。
2019年6月，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席主席梅琳达·盖茨和马云提出倡议，希望能够以联合国为平台，通过合作与包容的精神奠定包容性数字经济的基础，为全球的政策发布和跨境投资铺平合作道路，促进技术应用的普惠化，从而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充满信任的新世界。
不仅是联合国，许多研究者和国际组织，都提出过数字时代治理的原则和价值观。我们挑出其中共识度较高的几条，与同学们分享。
1、包容性：不让任何人掉队，从而实现机会、网络和结果公平性的最大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2、尊重：体现对人权和人类尊严、多样性、个人数据和设备的安全和保障以及国家和国际法的尊重。
3、以人为本：实现人本利益的最大化，确保人类对自己的决策负责。
4、人类繁荣：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利益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5、可持续：进一步推进实现零碳、零浪费经济的目标，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6、和谐：政府和企业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可以赢得同行、合作伙伴和人民的信任，避免利用或加剧分歧和冲突。
数字时代国家及个人之间的物质连结、文化联结、思想联结更紧密更深入，我们生活在数字地球时代。因此，数字治理必须是全球性的。我们如何用数字技术治理全球事务，如何共同管控数字技术的风险，如何构建整个数字地球的有效秩序，这些问题年青的一代必须面对。全球共识形成是有效治理的前提。要靠年青一代来创造。希望同学们能够站在时代前沿来学习、思考和研究问题。
（文章转自 清华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