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指挥控制技术使得传统空中作战中心走向终点！

我们所熟知的传统空中作战中心（AOC）似乎即将走到终点。美国空军退役中将德普图拉（大卫中将德普图拉）是“沙漠风暴”行动空中战役的主要策划人员之一，最近他表示：“......我们对空天部队的指挥和控制（C2）能力将受到相互关联的三大趋势影响：新兴威胁，新技术以及信息传播速度。

因此，本文旨在研究空中机动C2体系如何调整其组织结构，从而提高618空中作战中心和各空中机动处（AMD）之间的信息流速度，前者着眼于全球事务，而后者则专注于地区事务。本研究表明，增强618空中作战中心和地区空中作战中心之间的横向联系虽然不会节省人力，但可从整体上提高空中机动C2体系的敏捷性并提高信息流速度。在着眼全球的618空中作战中心内设置战区专用后联联小组可能是实现2035未来作战构想的第一步。

背景

作为形成仅数十年的概念，目前的空中作战中心以空军作战条令作为基础，根植于久经实战考验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实践。该组织接收指挥官的指示和情报，将其融入可执行的日常计划，更加有效地利用空中力量为战区目标提供支援。但是空中作战中心结构在最初设计时多少受到了当时的技术能力限制。例如，空中任务命令（ATO）是以实体方式空运至飞机作战地点，而不是以电子方式发送。空中机动司令部（AMC）的机动飞机由面向全球的加油机空运控制中心（TACC）集中控制，向战区指挥官移交这些飞机的情况除外，且该指挥官要配有能够按照自己的军力请求在当地承担该中心角色的空中作战中心。如发生移交，则通过该空中作战中心的空中机动处控制飞机，该处是空军作战准则正式列出的五个专业化部门之一，在战区内由联军或盟军空中组成部队指挥官指挥。一般而言，当飞机主要在某一战区执行任务，且时长超过数周时会做此种移交。

由于对空中机动飞机的需求不断增长，美国运输司令部（USTRANSCOM）最近宣称将继续保持对飞机的作战控制（OPCON），该控制在过去可能会应作战指挥官的请求进行移交。最近的这种做法类似民用物流的运营，将资源投送至需求点而不必经过费时的获取流程，通过集中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此外，信息提供的加快压缩了决策时间表，改变了相似民用机构的组织形式和绩效，使它们似乎能够在瞬间对任何地方的市场情况变化作出反应。尽管保留作战控制可能有助于美国运输司令部满足多个战区的需求，但此举也让指挥关系和控制责任变得更加复杂。目前的难题也是机遇，可借此研究在不必改变这些实体间关系的情况下，通过改变信息传递方式帮助其向 2035 年的预设目标前进。

有关 C2 未来的文献和指导方针

联合出版物（JP）3-30，“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描述了空中作战的联合指挥与控制实践，并定义了集中控制和分散执行：“集中控制是将计划，指挥，协调单次军事行动或一组/类行动的责任和权力赋予一名指挥官。” 此外，分散执行是将执行权向下级指挥官下放，以便跟上行动节奏，顺应作战行动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JP 3-30还指出，分散化使任务式指挥成为可能，允许下级基于明确指示和指挥官的意图在战术上主动采取行动。这种灵活性对具有无与伦比的速度，航程和灵活性的空中作战C2至关重要确定程度较高的任务，其分散化执行程度也更高，而高度敏感的空中打击则集中控制的程度更高。成功的关键在于明确集中指引，抵制过度控制，后者会妨害执行者的主动性和执行效果。

JP 3-17，“空中机动作战”，建议将快速全球机动任务视作全球体系：“虽然无需由单一的全球性组织集中控制所有空中机动部队，但全体指挥官都应当把空中机动设想为一个能够同时执行战区间和战区内任务的全球系统。”  美国运输司令部空中C2分支，618空中作战中心或加油机空运控制中心和战区空中机动处之间关于战区内和战区间空运的控制权有着明确的界定。虽然这些组织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但在职能上存在相当大的重叠：“空中机动处与618空中作战中心加油机空运控制中心的职能相似。在与联合部署与分发行动中心或联合行动中心合作以协调战区间和战区内空运要求阶段并制定优先等级时，空中机动处对战区的专注非常关键。空中机动处熟悉战区的方方面面，在评估需求并分配部队以满足这些需求方面能力最强，还可在需要时寻求美国运输司令部的增援。“ 作者认为这两个实体间的互通操作性至关重要，“要对受援作战指挥官的机动性需求提供有效支持，就要求战区和美国本土基地的部队建立共同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在运作上必须与可互操作的计划，任务分配，调度以及C2系统形成综合力量“。要使这一伙伴关系无缝运作，两个实体之间必须有明确，频繁的沟通并具备互操作性。现任和前任空军领导层已经勾勒过这一图景。

2015年9月，空军参谋长办公室发布的空军未来作战构想指出，“与2015年的空中作战中心相比，许多针对特定任务的职能已经合并或向具备全球联网功能而又在地理上较为分散的后方回联小组迁移。“此外，“得益于新技术和分布式作战的运用，空中作战中心各部门已经降低了前沿部署的地面印和并进行了重组。“这种对未来的理想化愿景具备敏捷性和更高的熟练度，并且能够在减少物理漏洞的同时不断变化，跟上信息时代的现实步伐。该构想还指出，要使用能够跟得上发展的C2组织。

德普图拉将军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不断发展的威胁要求我们超越那些大型，集中，静态的C2设施。要用移动分布式C2结构取代它们，这种结构所能处理的信息量和多样性与当前的区域盟军空中作战中心相同，这将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处理信息流的方式“。例如，当前空中作战中心的各部门彼此分隔，在分配任务和调遣资源时会使用不同的软件，如果没有人工辅助，这些软件通常并不会自动同步。信息流中的这类人为障碍似乎是传统空中作战中心架构与生俱来的症状。“是时候解决盟军空中作战中心当前组织和流程设计中固有的分隔问题，并向更加综合化的计划及分配职能部门转变了“。在财政困难的环境下，德普图拉将军认为空军不能像空中作战中心创造者们最初打算的那样，通过系统地升级空中作战中心来实现这一点。空军必须充分发挥其创造力才能为实现C2的方式带来巨大的改变。

前路在何方？

网络中心战（NCW）一词最近已经渗透进了军事术语领域。许多人将NCW归类为连接全球各种传感器并创造一体化信息网络的技术或系统。然而，在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分管网络与信息一体化）办公室前研究主管David Alberts看来，这不是NCW，而更像是实现NCW的前提。NCW针对的是人与组织的行为。由于整个作战空间内的信息技术和传感器数量激增，C2体系面对的信息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C2最为关注的就是管理这些信息的需求，该需求对任务，部队规模和地理条件而言是透明的。不仅如此，NCW并不以网络为中心的计算和通信为关注点，而是侧重于信息流，作战空间实体的性质和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方式。由于特定类型信息的流动方式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中出现的信息类型应当能够在建立可实现NCW的组织结构方面发挥作用。有一种理论则直接关注组织内部的信息流。

组织信息加工理论

70年代中期，加尔布雷思发表了一套有关信息流的理论，名为组织信息加工理论（OIPT）。该理论的基本论点是，不确定性的程度与决策者之间为达到既定绩效水平所需要处理的信息量相关。此外，如果任务在执行之前得到明确界定，那就可以预先规划该任务的大部分内容，大致接近作战计划试图实现的目标。组织结构应根据总体战略进行设计。在假想组织中，任务被分解成需要不同专家执行的子任务，围绕完成主要任务这一目标对子任务进行整合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整合子任务，组织要建立各类整合机制。其中包括为应对更可预测任务建立的规则和程序，为应对更大的不确定性设立的等级制度，或者为应对更高程度不确定性设置的目标。每种机制都有自己的优点，但组织成功运用各类机制的能力取决于必须由等级制度做出决定的例外情况的出现频率，以及层级处理这些例外的能力。随着不确定性增加，组织可以选择限制或提高信息加工量。每个选择都有两种策略，假设限制因素是组织处理重要意外信息的能力，则最终目标是降低对等级制度干预的需求。

减少信息加工的两种策略分别是纳入闲置资源，以及创建独立任务。闲置资源完全无法在使用空中力量时补充作战敏捷性。第二种方法（独立任务）要创建多个子组织，每个子组织都有自己的补充特性。该方法将权力结构的构建基础从输入，资源，技能或职业类别转变为输出或地理类别。该方法适用于地区空中作战中心网络，但代价是无法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这也是各地和全球空中作战中心之间就空中机动资产控制形成紧张局面的原因。提高信息加工量的两种策略分别是建设垂直信息系统和建立横向关系。垂直信息系统创造了一套可以简化决策的规范用语。经由联合作战计划与执行系统等系统验证，这种简化展现了其对于空军的价值。作者假设，如果数据是规范且可量化的，则该策略可行，但如果数据模糊不清则可能无法消除混淆。横向关系策略将决策权下放到信息所在的位置，但无需围绕各独立团队进行重组。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横向关系可以从简单的直接接触一直发展到矩阵组织。该方法的代价是需要增设负责整合和管理的人员。总之，作者指出，在面临不确定性增加时，如果组织不采取任何策略，那么绩效几乎会自动下降。

媒介丰富度理论家Richard L. Daft和Robert H. Lengel对加尔布雷思的OIPT做了进一步研究，发现组织可通过加工信息消除不确定性，或是在信息模糊或质量较差时消除信息不足和歧义。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面对面的会议可以通过解读非语言线索彻底消除数据歧义。对于明确数据，使用电子邮件或文件即可。这一简单框架表明，在确定组织结构时需要考虑的不仅是通过信息加工降低不确定性。在加尔布雷思的研究基础上，Daft和Lengel致力于证明组织可通过提供丰富度适当的信息以降低歧义和不确定性。信息丰富度是指信息有能力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如果排序来看，小组会议在降低歧义方面的回报最高，但通常只交换少量的原始信息。与之相对的是，规章制度传递了大量的信息，但几乎不会降低信息的歧义。最佳组合则位于这两种信息交换方式的中间。

差异化是指组织内不同群体中演变出的不同用语，目标和文化，差异化影响着歧义。差异化最大时歧义最强，而组织结构应该能够讨论并解决相互依存的部门之间的冲突。换言之，对不确定性影响最大的特征是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或者说两个部门对彼此有多依赖。相互依存度低的部门拥有更高的自主性和稳定性。

研究方法分析

本项目选择半结构化访谈作为研究方法。在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并获得参与者同意后，我们与 C2 专家进行了 17 次访谈。每次访谈平均时长约为一小时。访谈对象包括九位具有空中机动处负责人或机动部队主官经验的参与者，五位具有空中机动处以外 C2 经验的参与者，以及三位具有空中机动处经验的参与者。参与者共来自六个不同的空中作战中心。对所有访谈都进行记录、转录、编码和分析，用以寻找对具体研究问题的答案。参与者被问及的问题并非全部相同，因为部分空中机动处相关问题并不适合非空中机动处人员。以下为研究取得的回应概况，按研究问题排列 ：

空中机动 C2 任务位置相关问题的研究结果 

1. 多数参与者反映为部分空中机动处部门使用后方回联较为成功。2. 关于在空中机动处内部实际位置的问题，由于其行动通常十分紧急，空中医疗后送（AE） 团队成员的位置需要接近其他空中机动处人员。将空中机动专家安排在空中任务命令整合人员附近也备受推崇。此外，将需求小组与战略部门同步也有利于紧急行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者需要在实际位置上紧密相邻。通常情况下，空中加油控制团队（ARCT）已经与战斗计划部门安排在一起。此外，接受访谈的领导中无人建议搬迁空中加油控制团队，空运执行也是如此。3. 多数参与者反映自己更有可能与己方位置实际距离较近的人员开展面对面交谈。具体而言，尽管电子邮件是留存记录的首选方法，但参与者宁可在建筑物内走一小段距离，也不愿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解决歧义问题。4. 多数参与者指出，虽然 C2 培训必不可少，但要在增加信息流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消除歧义，则经验更为重要。具体而言，在歧义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具备特定地点的经验有助于减少任务歧义并缓解信息不足。5. 关于后方回联或分布式作战问题，空中机动处成员遭遇过支援缓慢或是结果与产品要求存在差异，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存在不同调度以及地理分隔的组织缺乏责任意识。

组织结构相关问题的研究结果 

1. 向战区空中作战中心引入部分 AMD 实体十分重要，而将整个 AMD 整合到其他空中作战中心部门则不利于空中机动 C2 体系。虽然领导者承认横向关系的价值，但通过最低限度的空中机动专家合作获得的协同作用要远大于将整个 AMD 整合到空中作战中心其他部分的潜在收益。在部分空中作战中心中，空中机动领导选择将人员嵌入其他部门，此举已经取得成效。战略嵌入似乎格外有价值，因为AMD 成员能够在规划工作的初期阶段就施加积极影响。在这些横向调用中界定指挥关系比较困难。其他人则通过观察认为更加复杂的矩阵结构较为成功。2. 领导者在信息 / 决策需求方面有着适当的平衡，需要警惕的是，当行动从零阶段 /一阶段推进到二阶段时，因零阶段 / 一阶段行动的人员配置工作导致负担过重的可能性很高。AMD 内部的决定大多是在相关人员的面对面会议中做出的。3. 多数 AMD 参与者反映，AMD 与 618 空中作战中心之间的差异的差异比 AMD 与其他空中作战中心部门之间的差异更大。尽管 AMD 与 618 空中作战中心之间存在大量相似用语，但二者的不同目标和时间表还是导致了巨大的差异。在正式计划会议之外，AMD 人员很少与其他部门的成员进行面对面交流。这导致了他们对战区内开展的其他任务不够熟悉，但似乎对按要求完成 AMD 任务未产生副作用。4. AMD 与所属空中作战中心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只稍高于其他情况。然而，AMD人员在执行中心辐射型空运行动时时却特别依赖 618 空中作战中心，因为行动时机要视战区间飞机状况而定，但战区需求的优先级之争与全球机动要求的某些固有僵化属性令行动十分困难。5. 多数 AMD 参与者反映，通常自己处理歧义要多于处理信息不足，歧义通常来自地理上相互分隔的组织所提出的要求和任务。此外，多数参与者反映，在消除歧义时，面对面交流的媒介丰富度要远高于其他形式（视频电话会议、电话和电子邮件）。6. 多数参与者反映，横向关系对确保任务成功非常重要。任务要求通常会通过计算机软件呈现，但并不一定会提供全面的任务描述。AMD 成员倾向于和联络员面对面交谈，但有时也通过联系单位来澄清更加复杂的任务。各单位——部署和分发行动中心（DDOC）和 AMD——之间很少协作会导致歧义。组织成员偏好协作式信息共享网站，但有时会觉得寻找所需信息通常花费过长时间。真正的困难变成了联系正确的人。所有访谈参与者都认为，迅速建立关系最为重要。7. 许多（但不是所有）AMD 成员都对 618空中作战中心的运作方式有所了解。向618 空中作战中心索取信息时，对其不熟悉的成员通常会联系朋友或此前的联系人。AMD 成员在联系 618 空中作战中心时往往要经过多次转接才能得到答案，这让他们感到困扰。针对特定 AMD 的信息在部门外的传播范围往往较小，部门成员经常感觉总是需要重复回答相同的问题。由于 618 空中作战中心缺乏镜像组织结构，使解释信息流、获取信息或消除歧义变得困难重重。此外，多数参与者指出，618 空中作战中心对分布于其他地理位置的空中作战中心的信息请求反应迟缓。8. 许多人担心 618 空中作战中心在应对网络攻击威胁时不具备足够的恢复能力。这种担心再加上从地理分布的组织所观察到的较慢反应速度，就构成了 AMD 领导和成员一致怀疑 AMD 后方回联效果的主要（但并非唯一）原因。9. AMD 成员认为不需要在战区内按传统满员配置 AMD 工作人员。由于许多 AMD任务都是相似的日常任务，工作人员认为在美国本土设置专门的后方回联实体可能会更有效率，只要该实体专门服务于一个 AMD，在确保为其提供快速支持的同时为非 24 小时待命的其他 AMD 提供有所交叠但是并不相同的工作时间，那么该实体还可按需要同时为多个战区提供服务。10. 非 AMD 成员认为 AMD 人员通常都和其他部门保持同步，但认为自己部门的空中机动专家能够得到妥善利用。人员嵌入则是偶尔会发生在其他团体成员身上的事。11. 领导者对跨 AMD 信息共享感到鼓舞，但也看到了更多改进机会，比如每周更新信息或者至少建立某种共享信息交换空间。

关于模型的研究结果

根据该模型，由于差异化增大，618 空中作战中心对横向关系的需求有所放大。主要可以观察到的是，618 空中作战中心对于战区需求响应不足的原因可能是 AMD 与 618 空中作战中心之间的横向关系及富媒体交换量不足。我们可以推断，尽管节省人力可能成为中央C2 实体进行后方联系操作的最终成果，但推动这种变化的主要动机应该是增强诸如不同地理位置的空中作战中心与 AMD 及其所属空中作战中心之间的横向关系。要应对不断增加的信息流，同时降低歧义，其关键因素可能就在于这种关系。

建  议

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增强 618 空中作战中心与地区空中作战中心之间的横向联系可通过改进丰富信息的流动在整体上提高空中机动 C2 体系的敏捷性，同时降低不确定性。本研究的问题以空中机动 C2 任务的实际位置为中心，同时讨论要最大限度地改进信息流并减少不确定性，应对当前的空中机动 C2 组织结构进行哪些调整。关于第一个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确定任务应当在战区空中作战中心内执行还是通过后方联系或分布式作战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任务的界定情况。易于界定的任务非常适合通过后方联系方式完成。此外，那些经常需要澄清和快速改动，或需要联合或多国联合交流的任务最适合战区空中作战中心。访谈表明，AMD 人员处理歧义要多于处理不确定性，地理存在分隔且存在差异的实体之间最易产生歧义，尤其是与 618 空中作战中心之间。DDOC 和空中作战中心之间通过电子垂直信息系统传递任务，这也会带来歧义。需求和计划等职能部门时常需要处理模糊信息，向后方联系实体转移这些职能部门对其澄清需求的能力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它们在战区内通常也与部署和分发行动中心分开运作。其他方面，对 618 空中作战中心不够熟悉以及战区内部组织信息模糊也会导致歧义。提升 618 空中作战中心战区专用后方联系小组的效率有助于在战区 AMD 人员与 618 空中作战中心人员之间消除歧义，还能够额外节省战区人力用于其他目的。关于第二个研究问题，来自 AMD 外部的受访者频繁指出，与空中作战中心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横向关系是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这部分受访者包括在制定作战计划期间大量消除信息模糊性并让各部门无缝衔接的空中机动人员。AMD 与 618 空中作战中心之间比 AMD 与其他空中作战中心部门之间的差异更大，因此强化 AMD 和 618 空中作战中心之间的横向关系将十分有利。二者之间产生差异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目标截然不同。这种情况的危险在于，两名空军成员之间可能就控制产生分歧。为替代当前 AMD 流程而开发的新流程的保真度以及两个实体间通信的保真度与恢复能力决定了任务的风险度。需要在空中机动司令部和作战指挥官之间做出上述安排，确保战区内机动部队的作战控制仅由一名空军指挥官向该司令部汇报。

空中机动的指挥与控制建议

“空军未来作战构想”花费了大量时间来阐述高速全球机动和 C2，包括需要提升信息处理能力的假设。此外，它解释说，多领域作战中心空军人员未来需要具备将全球资源与战区内现有资源相整合的能力。 本项目寻求信息流和组织结构的优化，但从根本上讲，我们所讨论的是如何实现 2035 年规划。作为开发最佳组织结构的第一步，可在伊利诺伊州斯科特空军基地发展战区专用后方联系小组，为战区机动作战提供支持。这些空军人员可在零阶段 / 一阶段作战期间履行战区空运要求和计划职能以及空中医疗后送职能。由于与其他部门联系紧密，加油机人员将留在战区。该后方联系部门为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空中作战中心设立，实际上可以在歧义较少或无歧义的情况下执行易于界定的各项任务，并与多国联盟或联合人员实现近乎面对面的交流，并且和其他空中作战中心部门一样由一名上校领导，以便将该部门的战区内任务和 618 空中作战中心的一般性战区间任务进行区分。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不同地理位置空中作战中心的执行参与度不受此变化影响，因为通过执行演练可以建立对 618 空中作战中心的信任，为其树立能够积极做出响应的伙伴形象。

不过这种变化并不以节约人力为计划目的，因为任何人力节余都会用于在全球 C2体系内增强横向关系。AMD 负责人将留在战区，管理规模更小但更加集成的 AMD。每个战区都不可或缺的机动空军人员将继续存在，负责从事难以界定的任务，并确保在战区内成功执行空中机动资源。战区内的人员数量要能够在 618 空中作战中心遭受攻击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以零阶段 / 一阶段的行动速度履行提出需求、制定计划以及空中医疗后送职能。 本提议的一大关键是具备在紧急情况下快速部署后方联系小组的能力。这种后方联系小组在零阶段甚至一阶段都能有效、高效地运作，但是一旦超越此阶段，由于责任区内的条件发生变化，该实体的有效性将值得怀疑。战区 AMD 需要对盟军空中组成部队指挥官的机动方案作出响应，在紧急情况下，从后方联系位置完成这一任务会变得愈发困难。有了在后方联系位置处于稳定状态时建立的横向关系，部分成员就可以在必要时向前沿部署，通过改变与战区横向关系的平衡位置消除信息积压。

结语

跨组织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是满足未来 C2 需求的关键。C2 结构必须保证领导者在出现例外情况时不会因信息和决策要求而负担过重。可预先计划的任务应当要求更强的信息加工能力，但按照专家预测，任务会越来越不确定。差异化产生歧义，可通过优化组织结构得到最好的解决。复杂的组织结构更能应对复杂的信息需求，但要取得成功就要强化各项流程。

根据大多数研究课题，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从一个中心位置执行大多数 AMD 任务，在最坏的情况下至少也能执行一部分。但是否应当这样执行呢？访谈显示，在不久的将来，易于界定的任务将成为最佳的检验对象。空中机动司令部和美国运输司令部旨在以有限的资源解决为多个作战司令部提供支持的难题。618 空中作战中心试图通过在战区空中作战中心设置联络员来解决此问题，但复杂局面似乎并未缓解。618 空中作战中心目前正在重组，此举或许能够提供助力。通过在 618 空中作战中心设置战区计划分队，甚至安排一批战区联络员，既可以执行易于界定的任务，又能够在 618 空中作战中心和战区空中作战中心之间充当减少歧义和差异化的信息传导器，同时还不会降低 C2 的总体人员配置需求。该分队可以帮助建立更加敏捷的空中机动体系，为不同地理位置的作战司令部提供支持，同时帮助体系朝着未来空中力量 C2 的目标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