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念中华数改行，
震天处处耀红光。
潮思只为人民涌，
这是1963年春天我写的《赠顾震潮先生》的一首诗，寄托作为学生的我对老师顾先生的无限景仰的心情。本事是：1963年春全国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称为“比、学、赶、帮”，即在各行各业工作中，人人自己主动和先进人物对“比”、找差距，向先进人物“学”习，“赶”上先进人物，争取多作贡献；而人人都要热心“帮”助“后进”同志。（注：那时不说“落后”，而说“后进”，因为大家都在前进，只不过有些人快些，走在前面，有些人因种种原因和困难，走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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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学、赶、帮”运动的效果很好，人人心情舒畅。顾先生的人品、学问、贡献、先进，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中国全气象界，在中国科学院，在当时的地球物理（和气象）研究所，都是一面红旗，值得人人心悦诚服地要“学”、要“赶”的先进人物。研究所大会小会上，人人讲述顾先生的先进事迹，心情激动，掀起热潮，一定要把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做得更好，多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可是，其时我生病，不能参加会议，便心血凝成上面这首诗送给顾先生。
实实在在的，顾先生全身心为国为民为事业，赤胆忠心，是大家的楷模。虽然他学问大有专长，但国家需要什么，要他改行，就坚决改行，成为新行的大学问家，披荆斩棘，响如震雷，红光四射，开辟前进的道路，阐明新的学理。他是大气科学，乃至数学物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大学问家。![]()
1945年3月29日，昆明西山太华寺合影，右2为研究生即将毕业的顾震潮
就我所知，顾先生是先由其老师（我们的师祖）赵九章先生选派到瑞典作为Rossby的研究生，研究大气动力学。论文属于求解线性化的一维正压涡度方程（即Rossby的大气长波方程），他完成了，展成福里哀级数求得解析解，用来作定性的动力学天气预报。这就是应用电子计算机之后的数值天气预报的先声。新中国成立了，他没等到拿博士学位即立刻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前气象研究所）工作。![]()
顾震潮先生的导师、著名大气科学家Rossby赠送给他的木雕
其时，为集中全力迅速建设新中国的气象事业，时任气象局局长的涂长望先生和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的赵九章先生合谋，将科学院的气象学人才大部抽调集中到气象局，建设气象业务，包括：（1）建立气象台站和相应的观测业务和仪器设备，（2）建设接收世界气象信息系统和资料整编，（3）天气分析和预报业务。为此成立了相应的三个联合中心。1950年开始，顾先生就在中心（1）工作，尽管他本不是搞观测和仪器的。他深入调研和分析了当时两个探空仪系统（芬式和苏式），芬式者较复杂、精致，较昂贵，制造和操作也难些，而苏式者较简单、粗糙，较便宜，制造和操作也较易。于是我国台站网就使用苏式探空仪，但有少量台站有芬式探空仪，以资比较。从此我国有了在世界上比较稠密的苏式探空仪高空观测站网。大约1952年起，顾先生调到中心（3）总负责。既以训练班形式大量培养天气分析和预报员，且亲身在业务中当班值日。正是在顾先生、陶诗言先生、程纯枢先生及其同事们的共同引领下，我国迅速提高了天气预报水平，且揭露出东亚特有的天气系统，如春夏之交的西南涡，夏季与梅雨对应的高空切变线，露点锋等等，与挪威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气旋波和大气长波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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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军委气象局中央气象台负责人和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主要骨干人员合影，前排左起：杨鉴初，贾升堂，黄士松，顾震潮，叶笃正我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时代，常看到顾先生的讲义和听到他的报告，使思想大为开阔。大约1954年起，顾先生才完全回到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开展数值天气预报和东亚大气环流研究工作，成绩斐然。特别是他和叶笃正先生一起，发现冬春季高空南支槽可以将大量水汽一直传输到华北，从而引起华北大雪天气。他和叶、陶等关于东亚天气系统和大气环流的研究成果，于1958年在国际刊物上公开发表，令世界气象界对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和科研刮目相视，我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行列。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先生有志于全面推进我国地球科学的现代化，特别是地球物理学（包括大气科学）的现代化，要使“茫茫都不见”的“上穹碧落下黄泉”变得可看见可研究，于1958年提出，“要数理化，要工程化”，要建立大气物理研究各分支，例如云雾物理和人工控制（影响）天气研究。于是顾先生又一次改行，当建立我国该方面研究的统领和先锋。他带出一支水平高、技术硬、心雄志壮的队伍，从云雾微物理观测、实验和理论研究，到暖云催化降水和人工消雹等等，都有新发现、新发明、新创见。到而今，在我国全国范围内，人工增雨和人工消雹已成为各地必备的气象业务了。相信有很多人会就这方面写很多回忆文章。在此我想只补充一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为了防雷击毁林，顾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大兴安岭建立了雷电定位站进行观察和研究，这在我国也是首次。![]()
下面谈顾先生对我个人的关怀照顾，恩深如海，恨我未曾回报。1956年国家选派我和黄美元等赴苏联当研究生，学什么呢？行前我等到顾先生，还有叶先生、谢义炳先生处请教。顾先生指示我应跟大气动力学大师基别尔通讯院士学数值天气预报理论，黄跟费多罗夫通讯院士学云雾物理的理论和飞机观测作业，以适应祖国将来的发展。其实顾先生等前辈早已规划好了发展的蓝图，例如此前他即已派朱永禔去跟基别尔先生学长期预报，后来又派周晓平跟基别尔先生学对流数值模拟，以便组织一个完整的研究队伍。我能留学有成，十分得益于此。回国后，尽管顾先生忙碌不堪，只要我来请教，他都如惠风一样，吹拂我的心灵。他鼓励我搞好理论研究，还介绍我和好几位数学家认识，如冯康、吴新谋、田方增诸先生，使我在作与大气科学有关的计算数学、偏微分方程和泛函分析研究时得益不少，这不仅限于数值预报和大气动力学，也及于后来我从事大气遥感的数学物理理论研究。![]()
由于国家需要，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半叶，我被调去从事卫星气象学研究。其时，利用人造卫星进行大气遥感，在世界上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事情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有许多错误。我得学习顾先生的榜样，要敢于大胆闯荡，又要细心周详分析，终于弄清了一些问题，写成关于遥感理论的一本书，1974年出版，即呈一本给顾先生指正。他赞赏有加。后来我才得知，顾先生细心地看了全书，并向陶先生讲曾某理论功底好，又勤于用功，故能搞出高水平的理论工作。到1978年初，“科学的春天”来到，陶先生将顾先生对我的评价讲了出来，这就使得我所将我推选出来到院部作越级提职答辩，使我由助理研究员直接提升为研究员。顾先生的大恩大德，我心领了，只恨我无以为报。本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顾先生还负责有关国防的大气科学研究工作，如核爆炸的气象保障，两弹一星的有关问题，以及三线地带的工业布局的大气环境研究等，他都立有大功。七十年代才又回到原地球物理所分所后的大气物理所工作，辛勤地领导和参加云物理科研工作和实际的人工消雹作业。后来他被任命为所长，但当时工作条件很差，他又身染重病，仍坚持繁重的工作，鞠躬尽瘁，终致1975年因突然病情加重而住医院病逝。当时我也长期在病中，本想去看望他一下而不可得，悲痛不已。1984年我被推上所长位置，其时处于剧烈变革时期，各种各样问题都有，都要想法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关照与赵先生和顾先生的家属有关的问题，所领导班子讨论时一致意见是：无论处于任何情况，都要关心照顾好这两家的家属，这符合天理、人情、制度，符合党的原则，符合国家利益，否则对不起我国大气科学和气象事业以及我所的开创元勋在天之灵。在此后，历届所领导都这样做，我很感安慰。顾先生虽已远去，但光芒长存，照耀着我国的大气科学和气象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