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默虹美海军学习小站 ,作者zvik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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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vikaa 来源:默虹美海军学习小站、装备参考
2018年美国海军出了一篇爆款文,是太平洋舰队情报与信息战主任dale rielage上校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如何输掉太平洋战争》,在美海军学会杂志发表后成为2018年最热门文章。该文用“穿越体”描述了2025年中美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大败后,太平洋舰队司令写了一封“检讨信”给海军作战部长(相当于美国海军司令),痛陈美国海军在亚太失利的原因,不妨一读,颇有参考意义:
珍珠港的追悼会已经开始了,外面航母码头空荡荡,因为太平洋舰队的核动力航母都已经战沉了,带伤返回几艘驱逐舰让整个瓦胡岛蒙上了阴影。太平洋舰队已经用尽所有手段却依然战败,后面的哀悼和追责将是太平洋舰队唯一能干的事情。舰队司令在自己办公室里起草一份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相当于海军司令)的信,反思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时 间:2025年6月6日
发信人: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收信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主 题:西太平洋近期海军作战的经验教训
作战部长先生:
我预计你最近几个月都将陷入各种追责、解释中。一旦国会巡视组和各个专业委员会启动调查,他们会发现,分析清楚海军失利的真正原因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当然,对我们的调查和追责将由我们的后任者来承担,这就是政治。和您一样,我非常痛苦地意识到,其实美国海军有相当长的时间来发现问题和纠正,但我们都错过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一说我看到的和我反思的,虽然我也无法做到完全没有屁股。
我们悲剧性的失败——请允许我用这个词——其实是由一系列小因素构成的。从2015年约翰-理查德森上将担任海军作战部长开始,他就很有先见之明地指出——美国海军在高强度海战中取胜的优势已经变得越来越薄弱(但还是很会捧现任领导啊!)。当时,他认为军事优势虽然薄弱,但还是决定性地存在的。然而,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的这一点点薄弱的军事优势也丧失了,胜利的天平转向了那个崛起大国。
失去胜利的优势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在战争前几年,我们口头上提到了所有正确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努力做了一些。但是总是嘴炮多,实锤少。如果我们能更快一点,也许就能避免这场灾难。
我们的海军注意到了太平洋战略格局的变化。理查德森上将启动了严格的自我评估,并推动我们开始大的变革。冷战后我们醉心于“由海向陆”的力量投送,过了整整20多年的舒舒服服的日子,却忽视了海上的高强度对抗。理查德森上将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转变,但把有限的资源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荒漠转移到海上的过程是一项巨大挑战。我们几乎每年都在中东地区引发新的冲突,给自己挖坑,这些冲突对海军没有太大意义,只是服务于国会嘴里的所谓全球战略。海军不敢对美军中央战区司令部说NO,任何军事行动都加入了太多华盛顿的官僚主义思想。
资源调整方面。过去十年中“亚太再平衡”的政治口号喊的震天响,但我们必须诚实的看到——口号喊了很多年之后,我们才重新开始调整我们的舰队结构。我们吹嘘60%的海军兵力部署在太平洋,却忽略了这60%的舰队(怼某大国)依然不够。而且我们的盟友和敌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这就是个简单的数字问题,他们都看到,我们在太平洋的兵力已经处于劣势。这个现实一直没有改变。
然后,我们又经历了一届“节约型政府”,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节约型政府”(奥黑么?)。他们总是基于一个假设——中美之间经贸体量这么大,十年内不会爆发大的战争。回想起来,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英国人也是这么假设的。于是大家都照着这个去开展规划。随着太平洋地区力量天平的变化,这种有害的心理假设让我们得到虚假的心理安慰。
我们假设我们潜在对手的所有新锐杀手锏武器,都会被我们实验室里某个更炫酷的技术来抵消,并且这些更加炫酷的装备一定会在未来某个国防预算周期内装备我们的部队。结果我们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等啊等啊,或者总认为不会在自己任期内发生,却忘记了那句话——“不完美的现实胜过完美的梦想”。直到战争爆发,我们在太平洋上遭受损失时,我们才着急麻慌地把那些实验室里的顶尖科技努力搬到战场上来,虽然一路绿灯,进展很快,但已经太晚了。有些人把这种努力比作德国人的Me 262喷气式飞机、V-2导弹,看起来很好,但实际太晚。
我们在作战思想也下了功夫。舰队工作人员、作战开发中心和海军战争学院花费了大量精力,创造了很多高大上的,听名字就能吓死敌人的新作战概念。然而,他们开发的新概念需要极其广泛的共识才能贯彻落实。从战役到战术层面,从将军到士兵,上上下下需要长期的沟通和协作,才能在战场上实现。不幸的是,我们在创造这些新概念的同时,总是另起炉灶,让我们在太平洋战区也有点找不到自我,以前的经验和积累都难以融入。从士兵到将军,都发现自己需要重新学习大量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来不及。
还有我们人事制度的改革。至少针对高级岗位。承平依旧,我们的海军似乎又开始论资排辈。经验丰富富有远见的领导者是我们需要的,但尊重资历、数星星、搞平衡,让我们走入了歧途。回想以前,美国海军不是这样的啊。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阿利伯克为海军作战部长的时候,伯克其实跳过了前面91名资历军衔都比他老的现役将军;1970年海军上将朱姆沃尔特被任命为海军作战部长时,他前面也有36位前辈呢。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只是记得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新战舰,却忘了他们成功故事的精髓。
一旦开战,我们才发现我们无法在效率和战斗力之间找到平衡。尤其是那个“优化舰队响应计划O-FRP”(就是2015年推出的新版美军舰艇的“部署-返航-维修-训练-再部署”全周期时间表)是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在执行过程中给我们带来了两个致命缺陷,导致我们的失败。
首先是我们的“优化”目标是错误的,我们衡量的标准是“可部署”,而不是“能打赢”,至少不是“能打赢高端战争”。过去几年的“可部署”大部分情况下针对的都是低强度的“反恐治安战”。于是很多“可部署”的标准其实都是瞄准这种低强度作战,而不是高强度对抗。
其次,我们在O-FRP中创造了一个“保持阶段”,这个阶段的目的就是确保刚刚结束部署的战舰不是马上“卸甲归田”,而是还能把人员和装备维持几个月看看情况,以便于响应临时的作战需求,通过“加班”的方式凑出数量更多的可用战舰,来满足高强度战争的需要。然而10年了,随着预算控制、赤字,经费短缺造成结束部署的战舰都“精疲力尽”,根本没法去“保持”一段时间的战备状态,正儿八经的部署期都岌岌可危。“维持阶段”成为一个口号而已。早在2017年,我们就告诉国会,只有1/3的F/A-18超级大黄蜂战机能完全执行任务。
因此,当我们们需要后备力量来填补战争初期的损失时,我们只能找到我们的两个舰载机训练联队——这是唯一两个具备完整作战能力的联队了(因为经费削减,2018年底美国海军又把现有的两个F-35C换装训练中对,裁减为一个)。我至今还记得那天的视频会议——我坚持要求更多的联队增援到一线,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高风险的,其他舰队指挥官们也都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两个教导联队迅速飞蛾扑火般投身于敌人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和海量四代战斗机的围攻,敌机的数量是我们的2倍、4倍甚至10倍。我们的教导联队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们保持了很高的战斗交换比,但我们不得不面临着两个教导联队被迅速打残的事实。结果就是我们失去了迅速训练大量舰载机飞行员的能力。这就像当年日本帝国海军航空兵的翻版,它们在二战前期把大量的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投入残酷的战斗,而没有考虑是否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我们今天也一样。虽然紧急召回那些已经退役的飞行员和后备飞行员能有所帮助,但完全恢复战斗力还要几年的时间。
当然您和我都没有能力去抗拒“节约十年”造成的投资不足,我们可做的就是面对我们的现状。我们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部署我们的舰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O-FRP的核心,是为了维持所谓的“前沿存在”。我们总是被教育说——前沿存在FDNF是最有效的威慑方式,能阻止战争的发生。驻日美军部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支自豪的力量,他们很努力,但也逐步演变为一个战略错误。因为随着对手实力的不断提升,我们的亚太前沿存在部队变得越来越脆弱。他们不再具有强大的决定性的威慑力,无法击败或者震慑对手。反而像“人质”一样,在战争初期迅速被击溃。而且麻烦的是,他们其实是我们太平洋舰队总兵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一线作战部队,他们的损失是灾难性的。
合乎逻辑的答案,应该是像1904年一战爆发时的英国皇家海军一样,顶着全球各地德国“袭击舰”的骚扰压力,坚持把所有主力舰队全部撤回国成为本土舰队,集中在斯卡帕湾,紧盯住德国海军公海舰队,确保未来的决战的胜利——日德兰大海战。我们本可以按照一个新的“亚洲舰队”的模式,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样,它们平时可以足够大,到处展示我们的旗帜体现我们的承诺,但不能造成战时力量的分散。然而这种调整舰队部署的东西,不是舰队司令能够决定的,都需要政府多个部门的许可,需要符合所有政治和外交需要。很多政客会说:如果没有前沿部署,还像个美国海军么?我们当时就应该举斯卡帕湾本土舰队的例子,必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集中主力舰队,保持着,以确保随时能够打赢一场决战。事实上我们却忙着到处前沿存在,武装游行,证明我们的政治承诺——的确醒目,却很脆弱——当对手突然发动战争时,我们分散的前沿存在力量迅速被撕碎。
当战争开始时,我们努力以舰队为一个整体进行机动。当然,这也是过去十年我们努力恢复的关键能力之一。然而,长期以来的海基力量投送,却是以战术编队为单位来进行,无论是航母打击群、两栖戒备群、水面行动群还是潜艇群。另一方面,在广阔的海域进行高强度作战,需要整个舰队的协同。虽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但我们从来没有把这种舰队规模的协同落实。由于当前那些前沿存在、反恐战争、鸡零狗碎的任务,让我们很少能够吧两个以上航母打击群集中在一起使用。上一次这样整个舰队集中使用,似乎还是“海湾战争”时候的事情了。
当在战斗中被迫想把手头的各个战术编队集中起来使用时,我们却发现执行这一舰队规模指挥指责的海上行动中心MOC似乎丧失了这个能力。长期以来的以战术编队为单位行动,造成战役级别的MOC无事可做,驻日美海军旗舰“蓝岭”号也沦为外交访问工具,沦为联合行动中的海上部分,仅仅负责给上级反馈信息而已。因为MOC很少参与下面编队级别的认证和演习,意味着下面这些编队、舰艇,也不知道MOC是干嘛的?在战斗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MOC的人也只能天马行空自己在那里闭门造车设计所谓的战役作战流程。毫不奇怪,演习期间那些临时配备到MOC的其实都是一帮后备役参谋军官,缺乏实际作战过程的经验和了解,结果跟下面的战术单位鸡同鸭讲,处处打架,只会制作精美的PPT然后照着念,而把指挥所需的关键信息淹没在无穷无尽的电子邮件往来中。
我们MOC参谋们的状态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聚焦于海军战争学院和“战争推演”war game。海军战争学院的学员们也的确在开发前沿作战概念,总体而言所有的课程都“重新炮制”过。尽管如此,大多数学员都缺乏高端战斗的足够基础知识就毕业离开了学院。除了那些高大上的新概念,针对实际war game问题的毕业设计和实习,却面临很多约束:必须迎合各个指挥官学员的口味,还不能涉密太深,还要维持一定的行动复杂程度——结果毕设课题大量都是人道主义行动、低强度军事行动的任务规划,而不是舰队级别的高端战斗任务。真正对于此次西太平洋战争有着深刻理解的专业任务规划团队,已经在几年前因为经费削减被解散了。
同时,我们还需要在战争中调整我们的指挥控制。我们要求舰队指挥官可以同步、指挥和控制海战相关的所有资源——然而,网络赛博空间却例外了(指第十舰队单独成立的事情)。我们相信,舰队与网络战支部队的分离,就像“莱特湾大海战”中金凯德上将指挥的第七舰队,与哈尔西上将指挥的第三舰队之间的隔阂一样严重(莱特湾大海战,两支美军配合失调,造成栗田舰队成功突入莱特湾,差点把美军登陆部队全部消灭,幸亏taffy three驱逐舰部队的殊死抵抗,和危机关头栗田舰队的折返)。在莱特湾,哈尔西和金凯德相互之间的配合失调,几乎让登陆部队全军覆没。幸亏弱小的taffy three驱逐舰部队挽救了登陆部队。而如今在网络赛博空间,我们没有taffy three这样的救星了。如果网络战支力量是决定性的,他就不应该作为第十舰队独立存在,与其他编号舰队平齐平坐,而应该成为我们作战DNA的一部分。
毕竟,此次战争开始于网络战争。从冲突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网络就是有争议的地方。多年来,美国海军的网络制造了太多的资源浪费和脆弱性,它就像是我们个人生活的延伸一样。海军在facebook和youtube上暴露了太多资源和信息。我们总是说服自己说,这是征兵和维持士气的需要,我们需要忍受这种用途带来的漏洞和信息泄露,来留住那些合格的人员。TF 70.2 特混编队(就是驻日美军“里根”航母打击群)的损失就部分是来源于这些对我们网络和信息系统漏洞的攻击,我们应该在和平时期采用更加严格的网络政策。(作者作为信息战军官,总是对《信息公开法》有意见)
如果我们不愿意谈论facebook给我们造成的损失,那我们就没法面对其他的损失。我们总说我们要打造钢铁般坚强的部队,但我们从来没有在训练中提供真正的“熔炉”。陆战队反而投入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让官兵们体验到最接近实战的身心压力,而海军官兵就差的多,反而是在实战中才第一次遇到,然后被震撼到。任何军方的心理学家都可以预测未经训练的人在第一次遭遇火灾时是无法快速应对的。我们海军似乎的确被真实的战争震惊吓尿了。
我们也没有坦率地告诉我们的舰长们在战场里不会有医疗后送的机会。驱逐舰USS Fishburne的官兵获得了海军表彰,因为他们协助被击沉战舰USS hollewee幸存者返回,这是一个英勇的,但不成功的行为。因为这让我们的两艘驱逐舰退出了战斗。实际上如果USS Fishburne留在阵位上坚持战斗,将会拯救更多美国人的生命,而不是任何成功的救援。但舰长们也叫屈——是我们没有针对这种极端情况,事先给他们更多的指示和原则。
历史将告诉我们这是否是我们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刻”(1956年英法对埃及的冲突,标志着美国正式取代英国的全球主宰地位)——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遭到挑战。当然,与某大国的停火并没有是我们有时间和力量重建我们的太平洋舰队,让我们重新回到西太平洋。这个艰巨的任务将落到后人身上。
“基于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源,我们竭力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好听的墓志铭。然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将是我们得到的,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very respectfully
/s/
美国海军 W. T. Door上将
絮絮叨叨这么多,其实就是认为:美国现在国家和海军的一系列“看似正确”的决策,如何逐步掏空美军实力,造成了2025年美国海军的失败,简单归纳:
1、冷战后长期沉迷于反恐治安战,忽视了高强度“高端战斗”;
2、为了政治需要,大量资源投入在“由海向陆”,冷落了真正的大洋海空战;
3、“亚太再平衡”政客们说的多,做的少;
4、长期的预算压缩,造成的慢性贫血,尤其是重装备轻人员;
5、全国全军上下“十年内不会开战”的自我麻醉;
6、高技术角逐中,空有好基础,却转化地太慢太晚;
7、作战思想中,炫酷新概念不断,但全面领悟贯彻不足;
8、高层开始官僚化,论资排辈,而不是看能力;
9、O-FRP计划不适用于高端战斗;
10、战备水平低迷,战时拆东墙补西墙,后备力量断档;
11、尴尬的前沿部署,不仅无法有效威慑,还造成力量分散,被各个击破;
12、醉心于战术编队行动,生疏了舰队规模协同;
13、舰队作战的指挥核心MOC,已经成了空架子;
14、“战争推演”更多针对低强度行动,高端战斗规划力量被解散;
15、对网络赛博战支力量成为单独的“第十舰队”很有意见;
16、军队网络和社交媒体泄露了太多信息,制造了太多安全漏洞;
17、训练逐步脱离实战,真实性、震撼性不足;
18、指挥官缺乏在极端情况下的决策能力。
美军自我剖析的对么?现实中能加以利用么?好好参考一下。
另外,决策层的内部看法咱不得而知。但在常见的“龟兔赛跑”故事中,一般是“领跑者自傲自夸,追赶者埋头反省”,可现在似乎反过来了?
作者简介:dale c. Rielage,职业情报军官,六次在印太战区任职。属于水面帮,最早在护卫舰USS Stark(没错,波斯湾挨了一发导弹的那艘)上担任通讯军官、导航助理、损管助理。然后成为一名情报军官,在大西洋第二舰队服役。随后在第七舰队担任情报副助理参谋长。岸上工作包括国防部的海军情报总监的副执行助理,并在美国驻德国柏林大使馆担任海军随员。2006-2008年领导太平洋舰队情报部的突发事件处。2011年在海军情报办公室ONI担任中国高级情报专员,后担任海军作战部长的亚太咨询小组主任。然后是第三舰队司令的情报助理参谋长N2,然后是现在的太平洋舰队情报与信息战主管。毕业于迈阿密大学,拥有old dominion大学历史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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