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难忘哈尔滨之夏——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暨少儿科普研究年会

一名科幻少年的会议邀请函

1980年早些时候，走访科普界的老师或科普期刊编辑部的时候一直听说，年内，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当时为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将于哈尔滨召开一次全新的会议。由于我早在1978年就已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科普评论，次年就发表了科学小品和科幻小说，是否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就成了我当时关注的一个焦点。很快，有关邀请我参加会议的一些消息也从老师们的口中传来，而且没有过多久，我真的收到了会议邀请。

吴岩保存的会议出席证

此前我一直认为，提名我参加这一全国性会议的人一定是郑文光。我去过他家多次，跟他相当熟悉。而且，他对我的科幻热情也知道得最多。但后来才明白，真正安排我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其实是郭以实老师。

我曾经在不同场合撰写过我与郭以实的交往。当时，在对郑文光进行口述史料采集的时候，我才知道，郭老师是科普界特别资深的作家。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召开青年文学创作座谈会（青创会），科普界出席的人中除了郑文光还有郭以实。郭以实早年在开明书店编辑科普读物，还曾经在陶行知的麾下从事教育工作。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写过《太阳请假了》这样的科学童话作品，讽刺日军的暴行。少儿科普是郭以实一生致力的重要工作。在科学文艺方面，他的科学童话《孙悟空大闹原子世界》《孙悟空漫游大海》等都写得特别出色。他的《鸟儿的侦查报告》至今仍然是泰国华人学习中文的教材之一。

我对郭以实作品的喜爱，是从他的小说《在科学世界里》开始的。这是20世纪60年代国内出版的少有的中长篇科幻小说。作品讲述一个叫小王的主人公，想入非非到了极致。为了试验空气动力，他举着雨伞从楼上跳下并由此变成了跛足。此后，因为他收到了来自“科学世界”的邀请，要进行一次“科学世界”之旅，这使他的命运逆转。在那个距我们的世界只需要飞行数小时就能到达的“科学世界”里，主人公参观了太阳能发电站、放射性育种中心、叶绿素工厂、原子能电站，又闯入深海并踏足北极。最后，他还进行了一次匆忙的月球之旅。在回到地球以后，他的父母改变了对这个不断追问世界本源的孩子的看法，给他买了整整一柜子科学仪器，鼓励他的科学研究。每当看到这里的时候，掩卷遐思，我的双眼就会感到湿润。我父母对我的业余科学研究有哪一天能支持到这种程度呢？那些望远镜、显微镜、化学试剂何时才能真正来到我的柜橱中呢？

这本小册子给我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和许多憧憬。特别是赵静东为其绘制的插图，给全书带去了许多超越文字的想象力。记忆中我第一次借阅《在科学世界里》，是在灯市口小学教授自然常识的宝惜珍老师的办公室里。宝老师是我的自然科学启蒙者之一，他看上去六十多岁，跟老伴合不来的时候，常常被赶出家门。六十多岁的老人只好住在办公室。这反而给他回到自己喜爱的科技宅人的生活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的小小办公室看起来就像一个丰富多彩的实验室。里面除了各种用于自然教学的仪器外，还有图书和他自己制作的各种科技设备。

宝老师是一个非常惜物的人。有一次他在大街上看到骑车匆匆而过的人米袋子破了，米撒了一地，觉得非常可惜。于是，他就找到一个塑料袋一点一点地把这些米小心地撮了起来。“用水洗一洗，过滤一下还能吃”，他告诉我。我深为他的节约精神所感动。我常常到他的办公室，一坐就是大半天。通常是我干我的，他干他的。我阅读他保存的过往的科技书，整理动物和植物标本，还在他的指导下制作新的标本或仪器。他住到办公室之后，用新的窗纸把小房间的窗户重新糊过，冬天烧起煤球炉子，房间洋溢着暖烘烘的气味。他的生活能力不强，学习封火失败了好几次，但终究还是把自己的小窝建立了起来。他除了曾经是天文爱好者外，还是无线电发烧友。现在，在六十多岁的当口，他重新架上电烙铁进行新的制作尝试。

20世纪70年代早期，晶体管已经开始压倒性地流行，但他还是会回到过去，去做矿石机或电子管收音机。他自己解释说，电子管的声音更好。谈到声音，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个人对音乐的爱好在超过六十岁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前他特别喜欢低音，但现在他更喜欢高音。人的喜好居然会发生变化，这在当时令我很惊讶。无论怎样，在那样的年代里，宝老师充满智慧的小窝，成了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港湾。我阅读了他那里能够找到的所有图书。《一滴水珠的游记》我看过，《燃烧以后》——叶永烈老师的这本绝美化学史科普书，我甚至全文抄录在本子上。还有这本《在科学世界里》，每每读来爱不释手。

我再次找到这本书，是在母亲工作的朝阳区少年宫内部资料室。20世纪70年代，所有“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读物，无论是文学还是科学主题，统统被划入禁书。由于我母亲与管理图书的老师关系很好，这才得到机会取出来阅读。出版于五六十年代的《我们爱科学》杂志，我也是在那个时期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补习，这其中肖建亨、李永铮等名字一直印刻在我的心里。《球赛如期举行》，来自火星的蓝藻怎样拯救了一场跟莫桑比克中学生足球队的比赛的故事，不断地浮现在我的想象空间里。

总之，《在科学世界里》让我记住了郭以实的名字。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有了记住作家名字的习惯。我不但能记住这些名字，还会从名字中找到美感。郑文光、郭以实、迟叔昌、叶永烈、石工（陶世龙）、朱志饶、雷宗友、王敬东等都在我的内心牢牢地获得了地位。这种地位几乎是铭刻的，无法因岁月而侵蚀。也正是因为这种铭刻，导致了我在自己家大院的收发室中首次看到有一封寄给郭以实的信件时，心中充满了激动。信是我们大院一位叔叔写给工作在兴隆街某号“北京出版社”的人的。这个人，这个郭以实，是否就是那个作家？

不管怎样，我记录了这个地址，并马上按照上面的信息给郭以实发信。信中，我询问他是否是那一位我青睐的作家。郭以实老师的回信解答了我的所有疑问。他甚至说，“我就住在你家灯市口东边的演乐胡同，一进去不远。你要有空，可以去家里看书。”控制住激动的心情，我迫不及待地来到郭以实老师家。

郭以实老师家很简朴，跟我所见过的其他作家的家有很大不同。除了那一面墙壁的发黄的书，家具显得相当老旧。郭以实老师个子不算很高，一只眼睛有一点斜视，但这不影响跟他的交流。他告诉我当时正在筹备一个新的刊物，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少年科学画报》。果不其然，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刊物顺利创刊并逐渐发展成可以跟《少年科学》以及复刊后的《我们爱科学》三足鼎立的地步。

在那样的年代里，认识这些著名的科普科幻作家，对我这个中学生来讲，是一种天大的幸运，也是天大的鼓舞。在那个很少有地方能获取知识和解答世界奥秘的年代里，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因此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我自认为跟其他人相比我更加快乐，因为我能得到我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书、作家的友谊、爱！

从郭以实老师那里，我读到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科幻小说《在地球之外》——好伟大的故事，在未来真的可以像他所说的，在太空站的人类全都一丝不挂吗？我还读到了苏联《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假想的未来”一期，这一期模拟了苏联宇航员和科学家第一次登上月球后的系列报道。郭以实老师是俄国科学文艺作家伊林的追随者，他把他的研究成果赠送给我。此后，在科幻高潮来临的时候，他还赠送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作家克利福德·西马克的《奇怪的驿站》给我，一本我朝思暮想的科幻小说。

回到1980年那个奇特的时间点。在郭以实老师的鼎力推荐之下，我被邀请参加哈尔滨会议。我还记得拿着会议邀请函沿着老教堂式样的灯市口中学（现在的25中）校园狭窄楼梯拾级而上的那种感觉，吴庆霖校长的办公室就在那里。两年之前，《光明日报》记者秦晋，为了调查我是否独立写作《别具一格——读叶永烈的科学文艺作品》曾经到达过这里。现在，在吴庆霖校长的办公室，我告诉他我能再度为学校争光。遥远的哈尔滨等待着我。一些更加激动人心的经历在等待着我。吴校长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我的路费。

从北京到哈尔滨的火车到底是蒸汽机还是内燃机我已经完全忘记。快乐的心带着我前往。我到底是跟郑文光，还是郭以实老师，抑或是余俊雄老师一起去的哈尔滨，我记不太清了。但是，这些重要吗？

犹忆相逢叙衷曲

我们在城市中央的友谊宫——一个有欧洲风格的古老建筑中住了下来。许多人一个房间。每每中午或晚上会议的休息时间，大家就聚在一起，对科普科幻的当前现状进行热烈讨论。洗漱间中，也常常能碰到一些人在热情地寒暄。

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情。第一件是作家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情，给我印象很深。有一次科普作家郭治正在刷牙，一个人进来跟他打招呼，说自己是王敬东。郭治就像古典小说中说的翻身下马、倒头便拜，没有擦干嘴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太久了”或“久仰”之类的话。王敬东跟郭治一样是中学老师，多年以来，他一直以法布尔为榜样，要让自己的作品中的素材直接从观察中获得。我特别喜欢他的那本《蜜蜂的故事》，是真的故事。

第二件是关于向西方学习。广东的部队翻译家刘板盛先生当时正当壮年。他谙熟法文和英文。我们讨论过程中，说起美国作家阿西莫夫的小说Foundation该怎么翻译。当时大家都认为是《基础三部曲》，但刘板盛老师好像对这个翻译有异议。刘板盛老师那时候已经翻译了凡尔纳的小说《两年假期》，还在准备翻译发表科幻小说《漫漫长夜》。此后，他当上了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左起：白嘉荟、吴伯衡、广东省科协干事、刘板盛

第三件是目睹了上海作家、编辑群体的强势崛起。每每会后或饭后，上海代表都会聚集在一起用家乡话呢哝不断。这里有《科学画报》主编饶忠华。多少年里我见到他都感到特别惊讶，永远是皮包骨，身上一点儿肉都没有。饶忠华早年写过科幻小说，因此对科幻抱有热情。访问美国期间，他跟《中国青年报》编辑赵之一起访问过阿西莫夫。我特别喜欢他主持工作后的《科学画报》。因为纸张不够造成的物品短缺，使我订阅不上，我就每月前五天反复到离我最近的八面槽邮局去排队等公开零售的那几本。在某个时段，每一期都会刊登苏联、东欧或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在饶忠华高高个子的周围，还有少儿出版社的张伯文、黄廷元和沙孝惠。黄廷元和沙孝惠老师是我最早几篇科学小品和科幻小说的编者，他们都为人谦和。黄老师眼睛常常眯缝成一条缝，笑起来很开心。我这个初中生能得到他这个大主编的青睐很是不容易。我记得他还到过我北京的家中看望过不止一次。到底在这些会见中我胡扯了一些什么，至今已经全不记得了，但黄老师坚持像对待成年作家一样对待我，告知我每一个作品的问题所在和改进方法。他还提到大作家也要不断修改作品，如果不修改就会出现问题的案例。例如，他说《雪山魔笛》的后半段就缺少一个高潮，但作者没有时间修改就发表了，这是一种遗憾。采用案例进行点拨，让我这个初学者获益良多。上海作家编辑群似乎还包括《少年报》的陈伟新等。总之，他们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但游走到你跟前你也听不懂他们讲什么。

第四件是东道主东北作家群的潜在实力。在那个年代，中国科幻文学格局是北京、上海、东北三足鼎立。在黑龙江、辽宁和吉林，一大批科幻科普作家积极地从事着创作。这其中，比较具有领导地位的有刘沙（我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什么样子）、徐唯果（他的中篇科幻小说《1091》在我看来是一篇杰作）、于华夫（他后来主编了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科幻小说报）。东北作家的重要成就在于他们积极策划主编了一系列原创和外国科幻作品系列。这其中，原创系列中的《生命如海湛蓝》是一本短篇小说集，虽然还很稚嫩，但这个书名给人无限遐想。他们后来编辑的《科学时代》杂志，率先发表了《神秘的绿光》，第一次让中国读者看到了惊险的飞碟小说。金涛老师的《月光岛》应该也是在这个刊物上首发的。

哈尔滨会议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之后进行的第一次最重要的专业性大会。这个会议围绕科学文艺和少儿科普两个中国科学普及领域中历史最久远、人员最丰富、成果最丰硕的主题进行，本身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的召开，不但给劫后余生的科学普及工作者一个相互见面的机会，更给新锐作家一个跟向往社群接近的机会。如果能找到当时到会的所有科普作家和编辑、出版人的名字，会发现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人才几乎悉数到场，还有许多正在准备跨入这一门槛的年轻编辑与我这样的初学者。

我参加了科学文艺委员会的小组会。在会上大家提到了许多新的刊物已经或即将创生，这包括四川的《科学文艺》和天津的《智慧树》。郑文光、童恩正、肖建亨、刘兴诗等老作家和已经冉冉升起的王晓达，不为人知且撰写了新中国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V的贬值》的宋宜昌，正在积极编辑科学文艺读物或者已经做出了重要成绩的王扶、叶冰如、亚方、黄伊、杨潇、谭楷、彭新岷和彭忠岷等，都在这个会场上出现。在少儿专业委员会里，高士其、叶至善、曹艳芳、郑延慧、蔡字征、赵世洲、余俊雄等群星闪烁。

会议期间，我被余俊雄老师安排到哈尔滨广播电台接受少儿节目采访。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录音采访。这次采访的录音带我应该还保存在家里。我还得到广东《少年探索者》杂志主编白嘉荟和《科学周报》兼《中国科幻小说报》编辑于华夫邀请为他们撰写文章。我们被会议安排到有小火车的斯大林公园跟少年儿童见面。临行之前，每个人被发了一两本作品以便见到孩子们可以送给他们、作为科普作家的礼物。对于我这个本来就是孩子的人，这个过程让我觉得高兴。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我还没有自己的作品独立出版。

哈尔滨会议也是中国科幻跟科普正式分裂之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会上，科普科幻人之间没有芥蒂，大家共处一室，共同畅谈繁荣大计。我印象里的赵之很有思想。我记不住《青果与红枣》是他的作品还是黎先耀的作品。总之，他对科学小品很有研究。石工原名叫陶世龙，他是我小时候最崇拜的作家之一，总是一副笑脸。后来才知道，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打的。他的《火山和地震》这本书，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科普读物。赵世洲更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我小时候不知道从哪个同学那里借到一本没有封面的科幻小说集，其中的故事包括《活孙悟空》《不公开的展览》等，每一篇我都喜欢。

肖建亨与吴岩（右）合影

在这种难得的、短暂的和平景象中，将孕育些什么新的故事？在那样的年代里没人知道。这些人跟科幻作家之间的决裂将会扩展到怎样的水平，也没有人能预测。

但对我个人来讲，哈尔滨会议是一生最重要的会议。在跟肖建亨老师共同在松花江边的那张合影里，我双眼迷离，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青春期的反叛还没有完全过去。我从作家们的言谈举止中学到了许多，也觉得自己能写出他们那样的作品来。那个时候谁能知道，距离科幻小说被从中国文坛彻底清除，还有仅仅三年的时间。

人一定要珍惜当前，因为每一个当前都转瞬即逝。逝去的，永远不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