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大楼·大师：陈省身先生和南开数学所

聘书

陈省身先生写给胡国定的书信，对南开数学所的筹建提出建议

陈省身先生写给胡国定的书信，对南开数学所的筹建提出建议

教育部关于建立南开数学所的批复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吴大猷访问南开时的合影，由左至右，前排郑士宁（陈省身太太）、陈省身、吴大猷、吴大任、陈受鸟（吴大任太太），后排母国光、杨振宁

伴随着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国的建设得到了一大批海外华人的帮助，陈省身先生虽远在大洋彼岸，却一直心系国家，以崇高的学术地位，受到邓小平的多次接见。陈省身意识到想要改变中国数学研究的状况，首先要建立一个培养人才的数学基地，他将这个“基地”定在了南开大学。改革开放初期，南开数学研究所的成立为广大学者带来了更多的学习交流机会，陈省身开放的办所理念也使得南开数学研究所成为中国数学与国际数学沟通的桥梁。因陈省身等老一辈数学家的无私奉献，才使得中国成为数学大国。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努力成为数学强国也不再是梦。

邓小平作出指示，所长人选最终尘埃落定

时间回溯至1976年秋，十年动乱结束，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当时中国数学的状况，陈省身认为，要从根本上增强中国数学的实力，就必须要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能独立培养高级数学研究人才的基地。中国数学的目的，是谋求平等与独立。

1979年，陈省身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一直心系中国发展的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机。那么把这样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建在哪里比较合适？北京、上海、南京都是陈省身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都有特定的城市魅力。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天津的南开大学。

思及背后原因：或许是因天津是他少时成长的地方，对这片故土仍有一份思念之情；抑或因恩师姜立夫在南开引导他走上数学道路，这段求学经历让他永记于心；再或是天津紧邻首都北京，既可时刻感受国家政治中心的脉动，又远离了特大城市的那份喧嚣。

无论原因为何，陈省身这步“棋”都下得极为慎重，或许在他看来，在一个比较单纯的地方建设一个全新的数学研究所，比在一个人事上盘根错节的地方进行建设，成功的希望更大。

当时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吴大任和胡国定都是陈省身多年的老友，听闻陈省身想在南开大学建立数学研究所，他们表示极力欢迎。胡国定更是趁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到伯克利与陈省身深谈，他要知道陈省身回南开的决心究竟有多么坚定，这番事业究竟能做多大。

胡国定提出，要请陈省身担任南开数学研究所的所长，做真正有实权、可以指挥决策的领导者，而不是名誉所长。这意味着陈省身将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南开数学研究所上，必须实打实地做，要在国内长时间停留，甚至永久定居。大多数人都不认为陈省身会愿意放弃美国优越的薪资待遇和生活环境回国来工作，但在他的心里其实早已下定了决心。

正在这时，由陈省身等策划的，向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申请，在伯克利建设美国国家级数学研究所的批文正式下达：伯克利赢得了举办权。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胜利，也是陈省身个人的重大成就。首任所长非陈省身莫属，他答应了，但只答应担任一届：1982年至1985年的三年。陈省身告诉胡国定，三年之后，我一定回来担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

而这“迟到”的三年，正好为陈省身的回归铺路。想请陈省身担任南开数学研究所的所长并不是件易事，这份任命不是南开大学可以决定的，也不是教育部能够批准的，这需要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作出指示。原因就在于，陈省身已经加入了美国籍，一个外国人可以当中国研究机构的主管领导吗？没有先例。

从1981年起，胡国定和吴大任连续向北京的各个部门提出申请报告，一直没有结果，当时的教育部部长何东昌与胡国定是旧相识，他亲口对胡国定说，我非常赞成陈省身当所长，但我没有权利批准，一旦上面批准，什么事都好办。

不知是不是他们的申请报告已经送达了中央，总之“皇天不负苦心人”。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针对这一指示，专门成立了“中央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在邓小平讲话两个月后，“领导小组”批复了原国家教委根据胡国定的建议所提出的报告，正式聘请陈省身先生为南开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所长人选自此终于尘埃落定。

1985年，南开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陈省身在发言最后说：“我将为中国数学、南开数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了使中国成为数学大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能独立培养高级数学人才的基地；为了证明中国人与外国人一样完全有能力作出世界水平的杰出贡献，使中国数学家在国际上能与外国数学家“平起平坐”，陈省身用他的晚年践行了对国家的诺言。

建所初期困难重重，65封亲笔信饱含殷切期盼

20世纪80年代初，数学所房无一间，书无一册，人员编制也一个没有，真可谓是“白手起家”。胡国定曾在回忆录中写道，陈省身刚来筹备数学所的时候，连一间像样的会客室都没有，那天在数学系主任办公室接待陈省身，赶忙从校长办公室临时搬一张沙发来应急。

当时还担任着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的陈省身，一方面要为美国的数学研究所的创建尽心尽力，一方面又要为南开数学研究所的成立劳心费神。虽远在大洋彼岸，事务繁忙的陈省身仍时刻关注着南开数学研究所的成立情况，事无巨细，都要过问。

1981年至1991年间，陈省身通过书信的方式与胡国定进行沟通，信中内容多是介绍著名数学家来讲学，帮助中国学生出外留学以及争取他们回国，捐钱捐物，对南开数学研究所未来的设想等等，全是为他人着想，为南开着想。

胡国定曾在一篇怀念陈省身先生的文章中写道，“那时先生与我的通信十分频繁，常常是他的来信我尚未回信，第二封信就又来了，每封信一、二、三、四一大堆具体事项。他的来信都编了号，有一次来信提出第几号第几个问题我尚未回答，这充分反映了先生叶落归根，服务国家的迫切心情。在先生的感染下，从此，我的去信也编了号。”

上世纪80年代，E-mail还未流行，传真也不多见，一切还是依靠邮路递送的航空信，这65封陈省身的亲笔信凝聚了他对南开数学研究所投入的精力，它们被胡国定完好地保留下来，目前在陈省身的南大故居──宁园内展出。

1985年，南开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陈省身任所长，胡国定为副所长。那时陈省身每年都要从美国来南开两次，每次呆两个月。在南开时，每天上午陈省身都会在办公室里处理包括订购图书、联系折扣等在内的各种琐碎事务，下午就在家读书做研究。

回忆起建所初期时的种种困难，时任南开数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的吕宏海至今仍印象深刻。吕宏海1987年调任至南开数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的整个成长历程他都参与其中。据他回忆，建所初期，研究所没有自己的办公楼，与数学学院进行协商，请他们分出一半的办公区域供研究所使用，“那时研究所的经费和人员都十分紧张，很多小事陈先生都只能亲力亲为。比如买书，一直都是陈先生亲自来办，他一直强调图书资料对于数学研究的重要性，如果跟不上国际数学研究的步伐，中国的数学始终会落后。”

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很难买到外国的书籍，研究所能找到的书籍更是少得可怜，建所初期经费又十分紧张，但即便如此，数学所每年都要拿出经费的绝大部分用于图书资料的建设。在订购书刊时，为了能够得到较优惠的价格，陈省身曾几次去信与出版社协商。除了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赠给南开数学图书馆外，还积极利用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好人缘”，得到很多好友的赠书。目前南开数学图书馆已成为国内最好的数学图书馆之一。

陈省身常说，除了伯龙、陈璞之外，南开数学研究所是他的“第三个”孩子。陈省身把他获得沃尔夫数学奖的5万美元奖金全数交给了数学所，光是汽车，捐给所里的就有5辆。1987年3月17日，陈省身在给胡国定的信中说：“我的遗嘱，会有一笔钱给南开数学所。”1988年，陈省身到美国休斯敦授课、研究，所得酬金两万美元也捐给数学所。到了21世纪，他为南开数学所设立了百万美元的基金，其中半数是他自己多年的积蓄。为了这个“幼子”，陈省身真的是倾注了太多的心血。

为“学术年”奔走，拄着拐杖跑工地

在南开数学研究所的运作问题上，陈省身是有着自己明确想法的。他始终认为南开数学所要办成“开放的所”，南开的教学活动应该能够让全国受益。根据陈省身的想法，吴大任归纳出了“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十二字的南开数学研究所办所方针。

经历十年动乱，中国数学与国际主流严重脱节，研究生的指导力量极度匮乏。如何尽快培养起一大批青年才俊，使他们尽快担当起中国数学复兴和发展的重任，是当时中国数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面向全国的南开数学研究所“学术年”活动，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学术年”活动是指每年就数学的某个研究领域，集中该领域中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学者和国际上最活跃的著名数学家，对来自于国内各地的青年教师、研究人员、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进行“集体指导”。学习班一般为期三个月到半年，上半年先由国内专家介绍该学科的基础知识，下半年再由国外学者就该方向的前沿课程进行系列讲座。

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试问一生中又有几次这样的机会，能一次听到十几位国际上顶尖的专家学者讲课，大饱耳福呢？消息一经传出，立刻有不少人报名，第一次活动就有200余人参加。

活动能有如此大的反响是好事，但也愁坏了吕宏海等几个工作人员，“当时数学所的接待能力也有限，这一下来了200多人，全住在南大的招待所里是不可能了，我们就只能安排他们到附近的招待所住，七零八落的哪都有，管理起来也很费时费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省身多方筹资，最终建起了为南开数学所学术年而建造的招待所“谊园”，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1987年，“谊园”正在施工，学校的基建主管部门报告，工期拖后，恐怕赶不上暑期“学术年”的使用了。胡国定听了眉头一皱，也无可奈何。陈省身知道后，拄着拐杖到工地找工人师傅聊天，看看能不能提前竣工。

工人们看老先生的面子，说努力一下也许行。陈省身大喜过望，立刻打电话给胡国定，说今天晚上我请客，请工人师傅吃饭。那顿饭，陈省身亲自为工人师傅敬酒。过了几天，胡国定看到夜间的工地灯火通明，结果“谊园”终于按期交付使用了。

学术年活动效果有目共睹，陈省身为“中国本土数学”所做的努力，也已成为现实。南开数学研究所并没有挂上“开放数学所”的牌子，却实实在在地做着为全国数学界服务的开放性工作。这为许多国内科研机构树立了榜样，国家教育部领导对此大为赞赏，并且拨款支持。

从1985年到1996年连续的十余年间，南开数学研究所分别就微偏分方程、几何拓扑、调和分析、概率统计、代数几何、动力系统、计算数学、复分析、非交换代数、组合数学等学科相继举办了学术年。实践证明，南开数学研究所的学术年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中国数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活跃于海内外数学界的很多中国中青年数学家，都曾受益于南开数学所的学术年活动。

打造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坐着轮椅看“孩子长大”

进入21世纪后，陈省身并不满足于南开数学研究所的成就。回想南开数学所的宗旨：“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前两条是做到了。连续十年的“学术年”活动，为全国数学家服务，南开成了全国数学家常来常往的“家”。但那是全国数学尚处于恢复时期的一种做法，当时大家经费短缺，各地的图书、设备比较落后，南开能够提供相对优越的条件，请来了国外一流的学者，向全国数学家展示了世界数学的发展水平，因而受到大家欢迎。

然而，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大学经费日渐增加，图书、设备大量更新，国内外数学交流呈现多渠道、多层次的局面。以往国内数学家每年都齐聚南开的盛况，已经不可能再有了。因此，在21世纪，南开数学研究所应该有自己的新目标。

陈省身想起上世纪30年代初，名不见经传的美国普林斯顿小城中，出现了一个高级研究所（IAS），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相对充足的研究经费吸引着世界各地数学家的目光。随着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的到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迅速成为世界数学研究中心。陈省身曾在IAS工作。

怎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成长为一个国际数学中心，陈省身有着切身的经历。陈省身担任首任所长的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比南开数学所只早几年，现在已经具有很高的国际声望。它的运作方式，陈省身是十分熟悉的。在当今多元化的时代，世界数学研究中心不会只有一个或几个，南开数学研究所也可以向这一方向努力。

2001年夏天的一个早上，胡国定在宁园与陈省身共进早餐，陈省身突然说：“我觉得南开需要盖一个够规模的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起初胡国定并不理解，南开数学研究所的房舍已经够用了，何必再建大楼？陈省身解释说：“眼光要放远些，要面向世界。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世界级数学家和学者来南开，现在的设施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建设一个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100年后不落后的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当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我们甚至可以支付和国外相同数目的薪金，请他们来南开做研究，只有当中国能够吸引世界上最优秀数学家前来工作的时候，数学强国的理想才能实现。”

陈省身关于建设“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设想，很快得到了南开大学领导和数学学科同事们的热烈响应。中国数学家可以在国外作出一流的工作，国外数学家也可能在中国作出杰出贡献。中国数学要达到世界强国水平，就必须扩大和加强与国际的交往，长远来看，这是必须走的一步棋。

2001年7月22日，胡国定给中央的信得到了回音。在那封信的末尾，胡国定写道：“16年前，陈省身提出建立‘21世纪数学大国’的预言，现在已不是渺茫的空想，而是可以看到的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朝阳。陈省身多么盼望有朝一日，南开数学新楼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而不是老是单向地派人出国留学。”

南开大学以陈省身的名义申请建立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没想到的是，国家对这项工程的态度更为坚决，决定由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直接拨款进行管理。教育部也同样非常重视，在设计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

2003年，南开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大楼开始施工。总建筑面积2.066万平方米，总投资1.292亿元人民币，由中心主楼和访问学者公寓楼两部分构成。中心主楼设计为8层，内设学术报告厅、专家研究室、大型计算机房、电子图书馆、多功能厅等，为每一位在这里工作的专家学者配备了独立的研究室，也可以满足中心进行各种国际性学术交流的需要。

陈省身对南开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规划非常满意，他说，从规模和配套设施上来看，这座大楼已经可以称得上“世界数学中心的NO.1”了。他还强调，大楼最重要的是建筑结实，内部要实实在在，不要摆阔气，一个国家的数学水平不是装饰出来的，朴实才是科学家的本色。

自打工程动工以后，陈省身每天都要坐着轮椅去工地看一看，就像一位父亲期盼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只可惜，他终究还是没有等到大楼建起来的那一天。

2004年12月3日，陈省身在人们的惋惜中与世长辞。陈省身去世不到一年，南开大学的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省身楼便完工了。2005年8月，“理论物理中的微分几何方法”国际会议在南开大学举行，百余名中外顶尖数学和物理学家，集体见证了“省身楼”的启用。2005年12月3日，南开大学在省身楼举行南开数学所成立20周年暨纪念陈省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宣布南开数学所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匾额。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成立至今，已有33年的建所历史，始终坚持“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所方针。陈省身出于对数学与物理传统联系的深刻了解，于1986年在南开数学所设立了理论物理研究室，聘请杨振宁担任该室首任主任。目前的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拥有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干的研究团队，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4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4人，讲座教授6人等。

近几年来，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更是在国际数学界连创佳绩。2017年张伟平院士在国际顶尖数学期刊《AnnalsofMathematics》发表论文，在这篇论文的许多重要成果中，包含了对菲尔兹奖得主Connes的一个著名定理的微分几何证明，这个在国际数学界公认的难题，被张伟平所攻克。同年，龙以明院士获得中国数学会华罗庚奖，这是中国数学界给予中国数学家的最高荣誉。2018年，尤建功教授获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作45分钟邀请报告。国际数学家大会是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的国际数学界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会议，只有研究成果得到国际数学界充分认可的数学家才能在大会上进行演讲。

白承铭教授任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现任所长，他表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陈先生及老一辈数学家为此付出的努力。我们更深感身上肩负着一种巨大的压力和责任，不辜负陈先生的殷切期盼，将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发展成为世界数学研究中心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采访感言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陈省身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大师的非凡之资，他对南开数学所的发展居功至伟。陈省身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位高层次人才，第一位被批准的外籍所长，南开数学研究所的成立也成为我国数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这便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所带来的进步。与此同时，陈省身先生等大师的思想之光，汇聚成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如星辰一般引领着我们在科学道路上不断探索。他们的精神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精神的一部分，鼓舞着后来者继续奋斗，实现他们未完成的心愿。

来源：天津日报 记者：徐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