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战争模型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模型有“阶段作战”（Phases of Operations）与“冲突图谱”（Spectrum of Conflict）。

“阶段作战”模型中，通过时间进程将战斗分为5个阶段，第0阶段代表即将到来的战役的塑造期，直到第5阶段战役结束。“冲突图谱”中，一条主线为非军事行动，另一条主线是武力与风险等级的不断增长，并以核战争作为最后手段。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战争被划分为多个类别。

图片来源：美军联合作战规划（JP 5-0,2011）

尽管这些概念模型广泛应用于美国军方，同时作为基础理论在军事课程中进行教学传授，但这两种模型都有着明显的缺陷。在事实实践中，这些模型对军队和政治家所起到的消极作用甚至大于积极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用“战争环”模型来替换以上两种模型，该模型建立在其现有效用的基础上，规避了已知的不足。

尽管经常用于实战，但前述两种理论的效用一直存疑，甚至有人将阶段作战理论称为“军事规划的重负”。其重大缺陷在于：其线性理论掩盖了战争的复杂性，将战争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否定了其整体性，因为战争很少是从左到右或从下到上的有序展开的，各阶段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正如科林·格雷所说，“战争就是战争，没有但是。”同样，将战争标记为某种特殊类型的冲突是一种严重的简化，因为战争的现实往往是复杂的。比如：普法战争就说明了战争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始于常规战争，最后终演变为内战以及叛乱。相比之下，查尔斯•库鲁拉克(Charles Krulak)的“三街区战”(three-block war)思想更准确地捕捉到了战争的活力，并避免了将战争简单化的倾向。

最近的事件进一步扰乱了西方的战争观。“灰色地带”被用来形容中国和俄罗斯所采用的战术。比如：通过网络战和社交媒体的途径，可以以低于暴力门槛的手段实现目标，进而使当代战争的性质更加复杂。而这些灰色地带的作战领域也不一定是军方的专属职权范围，反而由其他政府机构管理这些领域可能会更有利。

IT IS A LACK OF HISTORICAL AWARENESS THAT MAKES WAR IN THE GREY ZONE APPEAR NEW.

尽管灰区战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下的“灰区”理论仍是一个新的标签，其价值在于重新强调了“战争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正如Antulio Echevarria所说，缺乏对历史的观照让人们觉得“灰色战术”看起来很新鲜。因为早在俄罗斯发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美国就在尼加拉瓜采用灰区战术来对抗桑地诺主义者。灰色区域也让人联想到混合战争。但只要读过《混合战争：从古代世界到现在战斗》一书，或是看过罗马时代的战争案例，就知道混合战争其实也没什么新鲜的。

军方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忽视了战争的复杂性，而是他们将目标、战略、军事行动看成孤立的事件，并由不同的机构进行监督。

在西方民主国家，有一种公认的责任分工：政治家应该设定战争目标并提供资源，而军事指挥官则要决定使用这些手段。但是，这些角色并非孤立。伟大的战争领袖、将军如亚伯拉罕·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知道如何跨越这种既定的分工，进行沟通和行动。任何割裂目标与行动的方法都将适得其反，因此，需要一种更具凝聚力的方法和工具。

目标（Aim）在战争中至关重要。选择战争想要获得的目标，是战争永恒不变的主题。由于其至关重要，目标居于战争环的最高点，必须先于任何具体作战行动。在联合作战中，每个参与者的目标不必完全一致，但他们必须至少兼容。如果没有目标，那么战争环就无法运作。

(制图：本文作者)

一旦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确定了目标，就产生了四种并行的选择，分别为：竞争与合作、远距离作战、抵近作战、核战争。这四种状态既不是叠加关系，也非程度递进关系，或是按照事件顺序的进展，相反，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或回归。例如，根据具体情况，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可能是以抵近作战开始。

（1） 竞争与合作： 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主要在认知领域采取行动，以说服对手同意其目标。非军事组织的人员和设备也可以达到相应的国家目标，例如：使用民用渔船阻碍另一方进入有争议的水域。而在“竞争与合作”中，最为重点的是利用网络、社会和电磁技术的效应，以达到其在认知领域的全球性影响。其中，核威慑理论也非常重要。此外，这个状态下的行动者涵盖了众多非军事机构，因此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支持。

（2） 远距离作战：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个阶段代表了动力效应和军队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现代导弹和传感器系统能够将杀伤范围延伸数千公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攻击者需要压制敌人用致命火力拦截其攻击方式的能力，然后友军才能在杀戮地带内穿越。虽然这个阶段包含动能导弹打击，但是当对手带来其远程打击能力时，认知攻击也显而易见。这个阶段还可能包括政府机构的对抗，或是煽动对手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在这一部分，军方作为牵头机构，但同时得到其他政府机构的支持。

（3）抵近作战：如果远距离力代表效果的投射，则近距离力代表人的投射。这是军队最熟悉的阶段，即与敌人进行力量对抗。但若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先赢得远程作战。士兵、船只和飞机、甚至是机器人如果没有消灭或压制敌人主宰杀戮区的能力，将无法与敌人近距离接触。实战中，并非所有参战实体都有能力建立杀戮地带，若非如此，诸如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屠杀近2万名英国士兵或弗雷德里克斯堡波托马克军队遭受的巨大生命损失等悲剧注定要重演。

（4）核战争：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则还是有必要考虑核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在核战争中，没有赢家。核武器的威慑作用重点应放在竞争和合作阶段。核武器危险太大，除了蓄意结束可能涉及核战争的文明之外，没有任何可实现的目标。核毁灭也不可能带来更好的和平。

前三个阶段的目标是达到“更好的和平”（ a better peace），一旦对手接受你的意愿，就能实现目标。正如BH Liddell Hart描述的：“战争，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和平状态”，尽管对于“和平”的理解见仁见智。和平不代表绝对的稳定，因为任何斗争都不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历史长河里，“和平-战争-更好的和平”这一循环也是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并非“线性进展”，而是动态的。

在每个阶段，都有机会向另一个方向转化并调整手段。这一特征至关重要，因为向右移动会带来更大的生命损失，如果冲突升级无法控制，最终会以核战争结束。而“核战争没有赢家，绝不能打。”在战争周期的每一个阶段，战斗人员都必须想尽方法降低杀伤力，以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的破坏、乃至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伤害 。

（1）战争环恢复了战争中目标与行为的联系，是符合现代战争时代特点的模型。并强调：如果一个人没有明确表达目标，那么结果很可能是生命与政治的双重损失。没有目标的战争，就难免沦为政府滥用权力借口。

（2）该模型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试图改变战争与和平的“二元观”。西方人长期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一种二元状态：你要么处于战争中，要么不在战争中。因而也产生出一个错误的观念：战争即暴力。然而战争只是和平竞赛之间短暂的插曲。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国家和非国家在没有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实现了目标，但仍可能存在潜在的暴力威胁。

目前，中国已经能够以低于军事力量的能力到南海的大部分地区；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使人们意识到战争已经与以往的概念完全不同了。正如最近俄罗斯可以干预美国民主一样，不使用动能武器也可以实现攻击并达到类似战争的目标。

战争，从肌肉驱动的剑与长矛，转变为化学动力的火枪弹药，再考虑到如今对认知空间的军事开发，谁还能肯定地说新时代还没有战争？枪支演变成主要作战武器的过程，长达几个世纪；而如今的转型仅有数十年，新技术就开始逐渐改变战争武器本身。这些看似温和的手段可能没有像爆炸、鲜血和破碎尸体那样血腥残酷，然而，战争的本质，从未改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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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bert Palazzo，澳大利亚陆军研究中心战争研究室主任

发布时间：2019年1月22日

编译：学术plus 谭惠文

来源：https://thestrategybridge.org

转自：学术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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