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男性自杀多于女性？
利维坦按：“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于男性流泪似乎都有着一种普遍的共识：这是一种软弱的标志。不轻易流露心中郁结之事似乎也是大多数男性成年后的心理特征。殊不知，这种“羞耻文化”是被灌输的产物，从意识形态上来看，也无非是为了维持某种社会秩序。
从社会层面来说，预防自杀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那些有潜在自杀倾向的人能够获取到某种不伤害其自尊前提下的有效沟通和理解（或者说是一种心理危机干预）。这无疑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它需要个体、社群、政府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文/Helene Schumacher
译/Yord
校对/Rachel
原文/www.bbc.com/future/story/20190313-why-more-men-kill-themselves-than-women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Yord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六年前，我弟弟自杀了，时年28岁。
不幸的是，自杀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罕见。世界卫生组织（WHO）去年公布的全球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范围内估计有793000人死于自杀。多数为男性。
在英国，男性自杀率降至1981年以来的新低——每10万人中有15.5人自杀死亡。但自杀仍是45岁以下男性的最大死因，且性别差异仍旧显著。女性自杀率是男性的1/3——每10万人中有4.9人自杀死亡。
其他很多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澳大利亚，男性自杀死亡的可能性是女性的3倍。美国则是3.5倍，俄罗斯和阿根廷则是4倍。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近40%的国家里，每10万男性中就有15位以上的男性自杀身亡；仅有1.5%的国家的女性自杀死亡率达到如此高的数值。
（gamapserver.who.int/gho/interactive_charts/mental_health/suicide_rates/atlas.html）
此种倾向在许久之前就已露端倪。“我们最开始记录时，就观察到了这种差异。”心理学家吉尔·哈卡维-弗里德曼（Jill Harkavy-Friedman）如是说，她是美国自杀预防基金会（afsp.org）的研究副主席，该健康机构帮助被自杀困扰的人。
美国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2014年8月11日，在加州的寓所内上吊自杀，享寿63岁。图源：The New York Times
自杀是个极为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原因多样且错综相连。自杀死亡的本质意味着我们永不能充分知晓其背后成因。
即便如此，随着心理健康意识渐增，更多人开始了解导致自杀的潜在因素。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即自杀比率的性别差异。女性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几率更高，因此这一差异似乎尤其显著。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478054/）
女性比男性甚至更可能尝试自杀。比如在美国，成年女性尝试自杀的几率据报道是男性的1.2倍。但男性的自杀手段通常更为激烈，因此更可能在被阻止前就已经死亡。工具的使用同样是重要因素。比如在美国，每10个枪支持有者中有6个为男性，而超过一半的自杀行为使用了枪支。
（afsp.org/about-suicide/suicide-statistics/）
男性也可能出于更为强烈的自杀意愿而采取这些手段。例如，在一项针对4000位因自残入院的患者的调查中，男性的自杀意图水平要高于女性。
（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the-british-journal-of-psychiatry/article/value-of-measuring-suicidal-intent-in-the-assessment-of-people-attending-hospital-following-selfpoisoning-or-selfinjury/5998207CACFA9665CA9E07F98FA2960C）
为何男性在挣扎——我们能做些什么？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作家太宰治1948年6月13日深夜与崇拜他的女读者山崎富荣跳玉川上水自杀，享年38岁。图源：维基
风险因素
一个关键因素是沟通。若仅仅说女性愿意倾诉问题，而男性倾向于守口如瓶，这未免太一概而论。但就事实看，数代人以来，许多社会都鼓励男性要“坚强”，不承认他们置身挣扎之境。
从孩童时期，这个过程就开始了。科尔曼·奥德里斯科尔（Colman O ' driscoll）是澳大利亚慈善机构“生命线”（www.lifeline.org.au）的前营运发展执行总监，该机构提供全天候危机支持和自杀预防服务。她表示：“我们告诉男孩‘男子汉不能哭’。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不让他们外露情绪，因为表达情绪是种‘软弱’。”
玛拉·格鲁诺（Mara Grunau）是加拿大自杀预防中心（www.suicideinfo.ca）的执行总监，她指出这和我们同孩子交谈、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方式有关。“妈妈们和女儿说的话要远多于儿子......她们更能分享情绪并感同身受。我们可说是在指望女性变得情绪化。”
但男性感到脆弱时可能更不愿意承认，不论坦承的对象是自我，朋友或医生。较之女性，男性可能也更不愿意看医生。《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项研究发现，男性进行初级医疗保健咨询率要比女性少32%（根据患者是否服用抗抑郁药物来评估，男性抑郁症咨询率比女性低8%）。
（bmjopen.bmj.com/content/3/8/e003320）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德国哲学家、文化评论者。1940年9月27日，本雅明在试图逃离纳粹时，于法西边界的波尔特沃自杀。图源：维基
哈卡维-弗里德曼说道：“男性较少寻求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并非男性不会遭遇女性碰到的问题，而是他们可能不那么容易意识到，是何种压力或心理健康状况使其面临更高的自杀风险。”
一个人如果都未意识到造成痛苦的状况，那么会更难知晓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自己。哈卡维-弗里德曼说，只有1/3的自杀者其时正接受心理健康治疗。
危险的是，一些男性并不通过正规途径寻求帮助，而是尝试“自我治疗”。“男性更容易使用药物和酒精，这可能恰好能反映他们正感受到痛苦，但我们知道这加剧了自杀问题。”
实际上，符合酒精依赖标准的男性差不多是女性的两倍。但饮酒会加剧抑郁情绪，增加冲动行为。且酗酒是导致自杀的一个已知风险因素。
（www.cdc.gov/alcohol/fact-sheets/mens-health.htm）
（www.ncbi.nlm.nih.gov/pubmed/15166632）
《离开拉斯维加斯》（Leaving Las Vegas，1995）剧照。图源：IMDb
其他风险因素可能与家庭或工作相关。譬如，当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上升，自杀率会随之增长——通常发生在经济衰退后的18至24个月。2015年一项调查显示，若失业率增加1%，自杀率即增加0.79%。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295900/）
对任何人来说，过度担忧财务问题或尝试找工作都可能会加剧心理健康问题。但也存在社会压力和身份危机等因素。“我们一生中都被拿来和同龄人比较，是否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如果存在我们无法掌控的经济因素，情况就会非常棘手。”西蒙·甘宁（Simon Gunning）如此说道，他是“反对悲惨生活运动”（Campaign Against Living Miserably/Calm）的首席执行官。这个曾获过奖的慈善组织总部位于英国，致力于预防男性自杀。
不过，还可能存在螺旋效应。比如说，美国的健康保险通常和就业挂钩。如果一个人正因抑郁症或滥用药物而接受治疗，在失业后可能会失去此种照顾。
另一风险因素是孤独感，心理学家托马斯·乔伊纳（Thomas Joiner）在著作《为什么人们死于自杀？》（Why people die by suicide）写到了这点。这种孤独感在各行各业中都得以体现。格鲁诺说，表面成功的职场人士将职业发展放在首位，社交关系等其他一切都得让步，因此这些人可能会感到“孤身立于金字塔尖”。
当然，有一点需谨记在心，当一个人已面临自杀风险，单个外在因素可能促使其自杀，但绝不是唯一原因。
哈维-弗里德曼表示：“成百上千万的人们丢掉工作，我们几乎都经历过感情破裂，但我们最终不会死于自杀。”
涅槃乐队主唱科特·科本于1994年4月5日自杀身亡。图为生前他拜访《裸体午餐》的作者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图源：RealityStudio
可能的解决之法
该问题过于复杂，还未有直截了当的解决之法。但有一些项目、政策和非营利组织正在朝这方面努力。
像在澳大利亚，心理健康和自杀预防团体正试图转变此种文化范式，其中一项引起关注的倡议是“你好吗日”（RU OK? Day），鼓励人们通过主动对话来支持与生活抗争的人。另一举措是“肩并肩原则”——鼓励男人们在专注某件事情时聊天，如看足球或骑自行车时。建筑伴侣（Mates in Construction）是一个培训和支持项目，增强人们对于建筑行业高自杀率的认识，并告诉建筑工人如何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总体而言，重点在于让男性能够自在地谈论感受，并将此视为力量的某种象征。奥德里斯科尔如是说。
技术也提供了新的选择。并非每个人都想通过向别人倾诉以释放压力，即便是通过热线电话。但人工智能（如聊天机器人）也许可以让脆弱之人开口交流并寻求帮助，而不用担心被评头论足。
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200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自杀，年仅46岁，此前他一直长期服用抗抑郁症的药物。图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另一策略是关注自杀对深爱之人的影响。“反对悲惨生活运动”有一活动名为“项目84”，因英国每周平均有84位男性死于自杀而得名，该活动强调自杀带来的巨大破坏。甘宁说：“这可以打消一些男士‘想要把自己剔除掉’的想法。留下来永远是一种选择。”
其他的解决之道仅仅是让自杀更难以进行。例如，在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悬索桥上安装障碍物后，一项研究发现在此跳桥自杀的死亡人数少了一半。且无任何证据显示，从该区域的其他地点跳下自杀的人数有相应增长。
不过，显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奥德里斯科尔就人们关于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和自杀预防的关注度做了比较，尽管自杀死亡人数更多，但得到的关注通常较少。而在澳大利亚，2015年全年自杀率是12.6/100,000，达到十年来的新高，而交通事故死亡率是4.7/100,000。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哈维-弗里德曼说：“很明显，从生理角度、荷尔蒙结构和大脑发育运作的方式上来看，男女之间存在差异。”但男女两性通常被放在一起研究，尽管我们试图通过从统计上来控制这些差异，但还不够。她认为我们需要分别研究男性和女性。
对于自杀预防，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图源：Getty
不过，也有积极的征兆。哈维-弗里德曼注意到专业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她回想起初涉职场时，一篇关于自杀的论文很难被接受，因为人们认为无法预防自杀。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观点并不正确。
她还指出，政府干预的力量为前所未有之大。在2018年的世界心理健康日，英国政府公布了首任自杀预防大臣。“英国一直走在前列，每一步都是如此。”她还补充道，她认为英国自杀率的降低得益于国家范围内的政策施行。
对于格鲁奥来说，情况无疑也在好转。她表示：“当前的势头我们见所未见。你可以实实在在地谈论自杀，尽管人们仍有畏惧，但更愿意交流。”
这也带来了积极效应，从英国自杀人数的下降中即可窥见。但这仍然不够。无论男女，任何被自杀带走的生命皆是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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