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科学家后人讲述先辈爱国故事与精神传承——舍我其谁报国志，碧血丹心爱国情

▲观众在参观“两弹一星”功勋人物肖像展。燕翔摄/光明图片

▲1979年，苏步青（左一）讲授计算几何学。资料照片

1919年秋，17岁的爷爷赴东京求学，次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23年毕业后，进入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继续深造。1931年初，爷爷以优异成绩从东北帝国大学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不久，他便回到祖国，在浙江大学任教。

1937年8月，日军轰炸杭州，西子湖畔一片狼藉。浙江大学一年级新生从9月上旬开始西迁。身为浙大数学系主任的爷爷，跟大家一道挑着书箱、行李，跋涉于山水之间。师生们一边逃难，一边利用躲避敌机轰炸的时间，在庙宇或山洞内上课。有一天，空袭警报响起，爷爷和4名学生躲进一个山洞，他说：“这里就是我们的数学研究室，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大家要按照确定的研究方向读书，定期报告、讨论……”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爷爷任浙江大学教务长、数学系教授，并主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建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他出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并兼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爷爷坚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数学人才。

爷爷从小喜欢读书，特别重视语文学习。在他看来，数学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而语文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他提出，理工科学生也要读一点文史知识，因为通过读史，可以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激发为祖国而奋斗的热情。

爷爷常说，爱国主义是自己学习进步的强大动力。他在中学读书时，听老师讲中华民族受列强凌辱的历史，就产生了为国家争气的愿望。在日本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有大学准备聘请他做副教授，但爷爷坚持：我是祖国送出来学习的，学成后，应该回去报效祖国。

爷爷经常收到一些青少年来信。这些学生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成绩却总是提不上去。深入分析后，爷爷指出：成绩差的主要原因是没找到好的学习方法。一般来说，成绩优秀的同学，大都能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几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为学应须毕生力，攀高贵在少年时。”这是爷爷给浙江嘉兴一位中学生回信时写下的一句话，我想，他也希望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青少年朋友。

▲黄纬禄在工作中。资料照片

1936年，父亲考入位于南京的原中央大学电机系。“七七事变”后，南京遭日军战机轰炸，原中央大学决定西迁重庆。在重庆，父亲和其他来自沦陷区的同学经济来源断绝，生活无依无着，全靠学校发放的救助金勉强维持。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却爱国热情高涨，一心为将来建设国家做好知识储备。

1943年11月，父亲通过了留英进修生选拔考试，到伦敦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实习。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天早晨，父亲走到公司门口时，发现大门紧闭，门外还有人低声哭泣。原来，就在片刻之前，一枚法西斯德国的V-1导弹落在工作间外5米处，5位英国同事遇难。饱经战争之苦的父亲，更坚定了科学报国的决心。

1947年10月，父亲回国后在上海的中央无线电器材总公司研究所任职。1949年年初，解放前夕的上海小道消息满天飞，父亲却安之若素，他期待着，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多出技术成果，使国家逐步强盛起来。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中国的导弹研制机构成立，次年年底，父亲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负责导弹控制系统设计工作。从此，他把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全部倾注到航天事业之中，开始了自己的“导弹人生”。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号”圆满成功……从东风一号到东风五号，导弹控制系统研制过程中，各个型号技术方案的确定、技术指标的改进、技术性能的提高、技术故障的排查，都饱含着父亲和所有研制人员的心血。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迎难而上、敢于胜利，以大无畏精神制造出“争气弹”，矢志把中国航天事业做大做强。1970年，父亲又踏上研制潜地导弹“巨浪一号”的新征程。

2011年7月的一天，已经卧床不起的父亲，艰难地写下了“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16个字，赠予由南华大学组织的“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师生。父亲常说，“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先想国家怎么办”。他忠诚报国、献身航天的坚定信念，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集思广益的优良作风，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影响了很多人。

▲20世纪80年代，程开甲（左二）在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办公室参与讨论。资料照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来到浙江大学。开学不久，上海失守，杭州告急，日军步步紧逼。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领导下搬迁了6个地方，在贵州湄潭完成了7年的流亡办学。

在颠沛流离的办学途中，竺可桢做了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著名演讲。他说，中国要想强盛，要使日本或别的国家不敢侵略中国，只有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听完演讲，父亲写下两行字——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

1946年8月，父亲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玻恩教授的学生。然而，旧中国的孱弱，让身在异国的父亲备受歧视，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前夕，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擅闯解放军前线防区。解放军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断然开火，“紫石英号”中弹30余发、升起白旗。看到此事的新闻报道后，父亲无比激动：“我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走在街上把腰杆挺得直直的。”

新中国的成立，让父亲看到了中华民族腾飞的希望。1950年，他毅然回国，开启了“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人生。几十年后，有人问他，如何评价自己当初的决定？父亲寥寥数语：“我如果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这样幸福。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国家建设和国防的需要，父亲从没提过任何条件。1952年至1962年10年间，他做了4次重大转变，每次都放弃已有成绩，进入全新的领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作出了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1960年，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父亲受命赶赴北京，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队伍中的一员；1962年夏，又成为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从此，他成功决策、组织、指挥了包括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地下平洞、地下竖井等“6个首次”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

地下核试验被称为“看不见的辉煌”，所有一切都被封在很深的地下。但对研究来说，必须了解地下核爆炸的现象及破坏效应。父亲当然知道核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但为了科研需要，他提议：对地下核爆炸现场进行开挖。

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完成1年多后，洞内辐射和温度降低到一定水平。但地下核爆炸现场被开挖后，环境仍然凶险。父亲全然不顾，与技术人员一起，穿上简单的防护服，戴上口罩、手套和安全帽，拿着手电筒，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通过实地考察取得了第一手重要资料。

1982年，第一次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零时一过，父亲就走出主控站，坐车直奔爆心地表面。他赶到时，地面已经扬起尘土、出现裂缝，并产生强辐射。但父亲仍坚持在爆心上方的地表仔细察看后才离开。警卫员问：“首长，你不担心身体吗？”他说：“担心啊，但我更担心试验事业，那也是我的生命。”

每次作“两弹一星”精神报告，父亲都会说：“我们的核试验，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或者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

▲1947年，朱光亚（右一）与李政道（左一）、杨振宁在美国留学时合影。资料照片

1938年6月，为了躲避战乱，爷爷托人将父亲兄弟三人送到重庆，继续学业。1941年夏，父亲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选择原中央大学物理系就读。

一年后，西南联大在昆明、重庆两地大学招收一、二年级转学生。父亲得知消息，立即报名参加考试。到西南联大报到那天，学校发给每个新生一份铅印的西南联大校歌。父亲回忆说，校歌让他激动不已。特别是那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每当唱起，心底就会激扬起一股向上的力量。

1945年8月，父亲毕业留校任物理学系助教，不久后，被选拔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那时，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父亲已经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加上抗日战争的影响，当他得知是国民党政府派自己去美国时，很不情愿。征求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人员意见后，才决定前去。1946年9月末，父亲与李政道、唐敖庆等人到达旧金山。刚踏上陌生的土地，一行人却被告知“美国政府决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包括工厂等，外国人均不得进入”。讶异之余，大家定下心来，分别选择了与原子弹技术相关的专业继续学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美国，中国留学生奔走相告。就在这一天，父亲决心回国。他在就读的密歇根大学及所在城市动员中国留学生：“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益，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

1949年末，父亲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并把这封信分送给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同意者在信上署名。

1950年2月，父亲终于回到了祖国。1952年春，中央决定从国家机关、高等院校抽调一批政治可靠、英语水平高的优秀人才担任翻译，赴朝参加停战谈判。作为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父亲被选中。组织上要求对外保密。收拾行李时，母亲问：“到哪里去？”父亲含蓄地说：“到东北打老虎去！”

1959年7月1日，组织找父亲谈话，想调他到核武器研究所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祖国需要之际，吾辈当竭尽心力！

不久，35岁的父亲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后来，他回忆说：“在中国核武器早期研制工作中，我所起的作用，犹如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我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有的还要经过筛选、过滤，摘其主要归纳上报。”

父亲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影响了一代人，九院机要秘书处的女干部张立敏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刚上班时，父亲请她起草一份报告。报告上交后被退回来，一个大大的红叉从头打到尾。她当时就落泪了。仔细一看，后面附着父亲自己工工整整写成的一份报告。仔细琢磨两份报告的不同后，张立敏明白了报告到底应该如何写。

父亲和我们聚少离多，在我们眼中，他一辈子都在工作。他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不多，但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一生都学习不完。（记者 张胜、詹媛、王斯敏）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