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子产业增加值率为什么能够不断提升？

本文利用美国BEA官方数据，结合WIOD数据，分别从美国自身经济结构，以及电子产业全球生产体系出发，分析美国电子产业增加值率如何在产业环境不断变动的情形下保持增长。分析表明，在电子产业的全球生产链中，中国与韩国等国家不断加强产业联系，美国电子产业的生产通过把更多的中间产品外包出去，推动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在这样的全球生产体系下，贸易战首先会冲击美国电子产业的高盈余，而且随着市场力量的改变，美国越来越依靠本地市场的情况下，美国电子产业的高增加值率以及贸易战的成本就会成为加在本国消费者头上的一种负担。

电子产业是一个具有高度国际分工的产业，利用最新的2014年度WIOD数据计算，全球电子产业中间产品贸易占总产出的份额为19．9％，而非电子产业这一比例只有3．6％。利用该数据计算各国和地区电子产业产出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可以看出中国的份额高达39．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份额均在10％以下，其中份额较大的有美国（9．6％）、韩国（7．7％）、日本（6．2％），它们成为当今全球电子产业的主要生产大国。在我们对电子产业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时，有两个巨大的反差摆在我们的面前：

一是与我国电子产品巨大的贸易顺差相并存的是我国电子产业极低的增加值率。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2016年我国电子产品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为27．03％，而全部OECD国家加起来也只有41．94％。当年我国的贸易顺差超过1510亿美元，而全部OECD的贸易逆差接近2893亿美元，其中美国的逆差就超过1806亿美元。因此，电子产品已成为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个焦点，也是我们选择电子产业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与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存在巨大反差的是，我国电子产业的增加值率在主要电子产业生产大国中却是最低的（见图1）。

二是从增加值率变动的角度看，与大部分国家长期稳定，以及我国的明显下降相比，美国电子产业的增加值率在2002年以后却经历了长期而持续的提升。利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ureauofEconomic Analysis，BEA）的数据计算，2002年之前甚至20世纪的60、70年代美国电子产业的增加值率基本维持在40％左右，2003年超过了50％，2009年超过了60％，2015年甚至接近72％。作为对比，我们看到美国的汽车产业并没有出现类似现象，而是长期保持稳定（见图2）。

当然，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 Thorbecke就从汇率的角度分析了电子产业贸易失衡的原因。但是，本文对电子产业的分析考虑到电子产业国际分工的特点，主要从经济结构与产业联系变化的角度，以上述两个现象上的反差为出发点，研究为什么美国电子产业增加值率能够有别于其他国家保持长期增长的趋势。

利用BEA公布的详细的使用表，从投入系数上看，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比例的变化，美国电子产业中间投入的不断下降和增加值率的上升。如果不只是从系数，而是从表中实际的交易数量上看，透过电子产业各项投入与产出交易数量的变化则释放出更多的信息。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美国电子产业在2000年以来所经历的阶段性变化，并大致可以区分为四个阶段（见表1）:

第一阶段：2000－2002年，是一个衰退期。产出从5278．83亿美元下降到3771．9亿美元，在产出下降的同村，由于中间投入的下降幅度更大，从而使得增加值的份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从43％上升到46％。在初始投入中，份额增加最大的是雇员报酬，营业盈余的份额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从14％下降到13％。表明在这一衰退期间，电子产业增加值率的提高主要是由高工资成本所推动的，并使得企业盈余的份额受损。

第二阶段：2002－2007年，电子产业经历了一个恢复与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间投入下降推动增加值率上升。从这一阶段的结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电子产业中间投入的下降主要是得益于电子产品原材料投入份额的下降，而其他的物耗投入并没有显著的上升。电子产品原材料投入份额的下降应该理解为电子产业生产中所消耗的电子产品原材料成本的下降。此外，由于较好地控制了雇员报酬的份额，增加值率上升的同时营业盈余份额也大幅提升，从13％上升到21％。

第三阶段：2007－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导致的衰退。在总产出下降的同时，这一阶段所有中间投入都呈现下降趋势，而增加值率出现了极大的提升，从53％上升到65％。在初始投入中雇员报酬略有下降，营业盈余有较大提升，在份额上从21％上升到29％。

第四阶段：2009－2016年，最近的増长阶段。这一阶段与前一个增长阶段2002－2007年相比，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前一个阶段的投入中主要是电子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导致中间投入的下降，而后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消耗材料都表现出投入量的下降，电子原材料的下降至少在份额上并不如第一阶段那样明显。中间投入下降的同时，增加值率上升，包括雇员报酬和营业盈余份额均相应提升。

从上述四个阶段，特别是其中前后两个增长阶段的对比看，我们认为美国电子产业经历了个结构性的改变。为说明这一变化，我们需要引用美国BEA的进口矩阵数据，它给出了上述投入中的进口投入量。

从进口的情况看（见表2），2002－2007年阶段总的进口略有上升，但是从内容上看，电子产品部件进口价值量有较大减少，反过来，其他原材料的进口则是显著增长。这一进口数据与上述全部投入数据的分析形成很好的对应。一方面，表明进口的电子产品部件成本在下降，另一方面考虑到其他投入原材料的增长，表明美国电子产业这一阶段的产出增加主要是靠在本国通过从原材料到产成品的完整生产过程实现的。但是，在2009－2016年，与前一阶段正好相反，大部分原材料进口都在下降，唯独电子产品部件进口反而明显提升。这表明美国电子产业在2009－2016年生产更多是依赖进口的简单装配，而非如前一阶段那样的完整加工。然而不管生产结构如何改变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美国电子产业自2000年以来始终保持了增加值率的不断提升。因此，美国电子产业两个阶段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也可以看作是美国企业寻求高盈余目标之下生产模式的种转换，在追求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实现高额利润的同时也附带推高了增加值率。

美国电子产业增加值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分工体系。在这个部分，我们将利用WIOD数据来更详细分析美国电子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定位及其变化。国际投入产出表相比于一国表，对投入方向的进口和产出方向的出口都进行了细化。这里我们重点考察电子产业生产中电子产品的投入，以及电子产品的使用去向，由此反映电子产品的国际供应链的结构。由于WIOD数据最新到2014年所以我们通过对2002－2007年，以及2009－2014年两个时期的对比，来考察围绕电子产业全球供从WIOD数据提供的分国别分产品的进口来看，中国电子产业生产中来自日本和韩国的电子产品进口占比较大，2002年来自日本的进口要远大于韩国的进口份额，分别为2．7％和1．6％，但是到2007年来自韩国的进口迅速攀升，并超过来自日本的进口，分别为2．8％和3．6％。在2009－2014年，来自日本与韩国进口占中间投入的份额都有所下降。这不完全是由于中国电子产业使用本国投入的增加，从实际交易价值量上看，2007－2009年下降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金融危机之后，来自日本的进口确实下降了，而来自韩国的进口却回升的很快。表明中国电子产业在进口结构及产业链方面金融危机前后所发生的变化。中国电子产品生产中来自美国的电子产品进口在2002－2007年确实略有上升，但是占比较低，在2009－2014年份额进一步降低，并下降到只有0．2％的非常低的水平。

反观美国电子产业生产中不同国别来源的电子产品投入，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来自中国的进口迅速攀升（见表3）。在2002－2007年，来自中国的进口从2002年只占0．6％，上升到2007年的1．5％，而日本与韩国的进口份额有所下降但是，在2009－2014年，来自中国的进口继续攀升的同时，从1．2％上升到4．6％，来自日本与韩国的进口份额也在提升。美国电子产业生产中进口投入份额的不断提升，必然带来本国投入品份额的下降。实际结果是美国中间投入中来自本国电子产品的投入份额从2002年的29％，下降到2014年的13．9％，相比而言，2014年日本与韩国本国电子产品的投入份额均在30％以上，而中国更是高达45．8％。

从产品使用去向的数据看，中国生产的电子产品的使用越来越向集中于再投入到本国电子产业的加工生产中。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国际投入产出表中，一国的出口根据是否是用于相关国家的中间使用，区分为中间使用出口和最终使用出口。也就是说，原先一国表中，所有出口都被看作是最终使用，但是在像WIOD这样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中，如果出口被其他的43个国家和地区用作生产中的投入，那么在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框架下，它们则成为中间产品。这种改变表明在一国表与国际表之间，所界定的生产体系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从2002－2007年我国电子产品用于本行业生产的份额从41．3％上升到44．1％，并在2009-2014年最终上升到51．3％（见表4）。但是，美国正好表现出一种相反的趋势，电子产品自用的比例在2002－2007年从25．3％下降到20．6％，在2009－2012年则进一步从14．8％下降到8％。美国电子产品的中间使用去向主要投向了本国非电子产业的生产，这一比例在2002－2007年从46．4％上升到50．9％，在2009－2014年则进步从57．9％上升到61．6％。在这两个阶段中，日本电子产品出口到中国用于电子产业生产的部分，占日本生产的全部电子产品中间产品的比例在前一阶段有所提升，但在后一阶段则相对停滞。韩国电子产品出口中用于中国电子产业生产的部分占其全部电子产品中间产品份额不仅更大，提升也更快。表明经过两个时期的变化，中国与韩国的产业联系在加深，而与日本的联系则在相对减弱。相对于中国对美电子产品出口在本国中间使用中的份额的扩大，日本与韩国对美国电子产品出口占各自国家中间使用的份额在2002－2007年都毫无例外地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在2009－2014年略有提升，但是份额占比始终处于较低水平。此外，在全球电子产业的生产格局中，同样作为电子产业的生产大国，中国、日本与韩国所生产的电子产品总体表现出用于中间使用的份额越来越大，而最终使用份额逐步降低的趋势，而美国正好与这一趋势相反，最终使用的比例逐步提升。2002年中、日、韩与美国电子产品用于最终使用的比例分别为44．7％、40．5％、38．6％和38．3％，而到2014年，中日、韩国分別下降到26．5％，28．6％和29％，而美国则上升到47．5％。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数据可以看出，中、日、韩国作为电子产业的生产大国，相互间保持较为紧密的产业联系，特别是中韩之间电子产业呈现融合发展的趋势。美国同样是电子产业的生产大国，但是美国与中日韩所构成的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体系越来越呈现出单方面发展趋势，也就是更多把这一生产体系作为本国电子产品生产所需零配件的来源方，而非参与这一体系的生产方。相比较而言，中国更多是生产电子产品的中间产品，而美国则是通过进口电子产品一方面用于本国其他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加工装配用于最终使用。通过两个阶段十多年国际产业联系与分工的变化，中美两国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最终在整个电子产业的加工链条上，中国以及围绕中国的韩国与日本更多处于电子产品的上游加环节，而美国则越来越走向加工环节的下游。

通过美国自身的投入结构的变化，以及它在全球供应链中位置的分析，说明了美国的电子产业主要是通过进口电子产品原材料，用于本国电子与非电子产业的生产。然而，在当今世界，市场需求本身已成为一种市场力量。我们不仅要关注电子产业的生产格局，同时也要了解电子产业所面对的需求格局。从这种需求格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电子产业的高回报是由谁来最终承担的。在具体分析中，我们不仅要分析电子产业的最终产品直接被谁所购买，而且要分析电子产品作为中间产品如何通过供应链在各国间加工并最终被谁所购头。对于后者，投入产出分析中可以利用需求拉动模型分析一国产出或增加值最终是受哪些国家最终需求影响的。

从电子产品最终需求的直接购买者的角度看，美国的份额依然较大，但是却在逐渐下降。2002年全球电子产品的最终产品中34．6％是被美国购买的，到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25％。相反，中国的份额却在显著提升，从2002年只占8．1％，上升到2014年占15．5％，而2014年日本与韩国分别只占8．1％和3．4％。也就是说，不考虑生产过程，仅仅从直接需求的角度看，美国的最终需求市场虽然还是最大，但中国市场的影响力也在上升。

进一步通过上述公式的计算，考察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电子产业增加值如何依赖于上述五个国家和地区最终需求的影响。可以看出，与中美在直接最终需求中市场份额的此消彼长相对应，在最终的依赖程度上，中美之间市场需求对全球电子产业的影响呈现更为显著的反转。2002年，美国的需求所带来的增加值占中国、日本和韩国全部电子产业增加值的份额分别为17．7％，15％和19．8％，但是到了2014年，相应的份额均出现下降，分别为13．4％，11．1％和10．9％。与这趋势相反的是，2002年中国的需求所带来的增加值占日本、韩国和美国全部电子产业增加值的份额分别只有5．1％，9％和2％，但是到了2014年，这一比例分别提升为16．2％，25．9％和3．8％。特别是中国市场对于日本与韩国电子产业的影响急剧上升，已经远超过美国需求的影响。

此外，在所考察的四国中，美国电子产业对本国最终需求的依赖比例是最高的，长期以来都维持在66％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需求对美国电子产业的影响相对较低。从数据结果看，中国需求对于美国电子产业的影响要高于日本与韩国，且影响力不断上升。到2014年，中国的贡猷占3．8％，日本为1．8％，而韩国只有0．8％。与美国不同的是，中、日、韩电子产业对于国外最终需求的依赖程度要高得多。尽管美国电子产业更多依赖本国的需求，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美国仍然是全球电子产业重要的需求源泉，虽然中、日、韩国对美国需求的依赖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到2014年仍维持在百分之十几的水平。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与美国市场需求力量的不新下降相比，中国的重要性却在不断提升，中美已成为最终拉动全球电子产业发展最重要的需求源泉。从中美之间的对比看，中国更趋外向而美国则相对封闭，美国电子产业更多依赖自身的需求，其他国家最终需求对于美国的影响并不大，这也意味着美国电子产业的高收益主要还是通过本国需求来实现。

在技术水平无法提升的情况下，电子产业增加值率的提高必然带米电子产品价格的上张，这些电子产品作为中间产品又会进一步推动相关生产部门成本的上升。利用价格影响模型，我们模拟了在2014年技术条件下，中国、日本、韩国与美国电子行业增加值率分别提高10个百分点，对各国电子产业带来的成本上涨压力（见表6）。可以看出，各国受美国电子产业增加值率上升的影响是最小的。随着美国电子产业增加值率的提升，电子产业本身的生产成本最终上升10．48％，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均为0．06％，而对韩国的影响为0．13％。相反，中、日、韩电子产业增加值率的提开所带来的相互间的影响要远大于对美国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全球电子产业生产链中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更为紧密的生产联系以及美国游离于这一生产体系之外表现出单向联系的一种现状。

增加值率的高低既可能是技术进步的推动所带来的，也可能是市场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可以看作是对生产效率的一种高的回报，也可以看作是要素成本上涨的一种压力。因此，对增加值率及其变动的分析必须更多结合实际经济数据，并从结构关系整体变化的进程中进行理解。

本文对不断增长的美国电子产业增加值率的讨论中，一方面利用美国官方数据对美国电子产业2000年以来投入结构的阶段性变化进行了揭示，另一方面利用国际投入产出数，把美国电子产业放在全球产业链及其变化的背景下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电子产业高的增加值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利用国际分工和全球供应链的生产体系来提供零配件，而美国自身原先的电子产品的全产业链生产逐渐被依靠进口中间产品的简单装配所取代，并很好压低了成本。通过这种所谓的更有效率的生产，即使在经济衰退和劳动成本上升等诸多压力下，始终保持高的盈余。由此可见，美国电子产业生产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贸易模式的特点正是造成美国电子产品巨大贸易逆差的根源。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变化，以及市场力最的改变，中国最终需求的不断攀升，美国越来越依靠其本国市场的情况下，美国电子产业的高增加值率就会成为加在本国消费者头上的一种负担。在技术进步难以为继、产品更多局限于本地市场的情況下，电子产业的高回报只能来源于本国其他产业的让渡。在当前中美贸易紧张的状况下，如果美国不改变其国内的生产体系，试图以贸易战的方式来解决其贸易逆差，对于电子产业而言，随着进口成本的上升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美国电子产业的高盈余，并最终传递到产品价格上，最终由本国消费者买单。美国通过贸易战所打击的现行全球生产体系，事实上也是在打击自身繁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