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及其贡地变迁

【摘要】中国有三大荔枝分布区：岭南、四川和福建。荔枝原产于岭南地区，从汉代起便成为南方地区特色果贡之一，直至清末。笔者在全面考查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三大荔枝分布区的形成，着重研究了荔枝种植及进贡的历史地理变迁。栽培荔枝约于汉初传入四川、隋以前传入福建；进贡则呈现出隋唐以前贡在岭南、唐宋贡在四川、元明清贡在福建的现象。通过分析得知导致荔枝种植区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和人为原因（正反两种作用），荔枝贡地选择则随着政治形势的动态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荔枝；地理分布；贡道变迁；贡道

荔枝原产于中国热带亚热带的岭南地区，由于味道鲜美，受统治者喜爱，自西汉起直至清代便成了南方地区特色果贡之一。唐代诗人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将荔枝之音传遍了大江南北。自此关于荔枝的记录便多了起来，不仅有诗歌词赋，还有专门的著作《荔枝谱》。关于荔枝的研究，笔者认为最晚始自宋代，苏轼《荔枝叹》曾对“贵妃”所食荔枝的来源发表过“诗歌形式”的议论，自此而后许多文人墨客、史地学家、医药学者等对荔枝也多有关注。纵观近现代学术界对中国古代荔枝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荔枝的地理分布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尤其突出。但是研究多是分时段分地区的研究，所以本文尝试从历史和地理全局出发，谈谈对我国古代荔枝地理分布及其贡地变迁的认识。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隋唐以前荔枝的地理分布与进贡

荔枝原产于中国，经有关学者研究中国最早的荔枝产于今海南岛、粤西和桂东。因此四川、福建等地的荔枝无疑是引种的。那么四川地区的荔枝始于何时呢？对此蓝勇先生认为秦代四川便已种植荔枝了，其论文记述：“记载四川地区荔枝最早的是《秦记》，在《华阳国志》卷３《蜀志》中僰道县条下引《秦记》：‘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有荔枝、姜、蒟。’既然书称《秦记》，当然应言秦代事物。僰道县在今宜宾西南，这样看来公元前三世纪四川就开始栽培荔枝了。”其实，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汉民”是对汉朝民众的一种泛称，因此不应出现在《秦记》中。《华阳国志》是代常璩的著作，“汉民”实有常璩加入了其所处时代才有的历史元素（“汉民”的称呼）的嫌疑，其称“汉民”是对汉代历史的追述。其次，考虑的便是《华阳国志》中这句话的断句。假如在“僰僮之富”后断句， “故 《秦记》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有荔枝，姜，蒟”，后面一句为常璩所追述汉代之事，这样前后便不矛盾了。可见，蓝先生引书时对断句判断失误。在任乃强校注的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书中就断为：“故《秦记》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有荔枝、姜、蒟。”如此，则四川产荔枝不当是秦代之事了。

那么，四川地区什么时候开始产荔枝呢？《扶南记》记载：“荔枝始传于汉世，初惟出岭南，后出蜀中。”这句话说明了荔枝汉代才传播开来，当初只产于岭南，后来才传播到四川地区。从前文的引书可知，在常璩所处的东晋时期，四川应已产荔枝了，不仅仅是僰道，而且江阳郡也产荔枝。在《文选》卷４《蜀都赋》注中，有注文曰：“《南裔志》曰：龙眼，荔枝生朱提南广县、犍为僰道县，随江东至巴郡江州县，往往有荔枝树，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变赤可食。”《南裔志》作者为东汉杨孚，故可知东汉时期四川地区就已普遍种植荔枝了。根据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开发川蜀这一重大事件，笔者大胆推测荔枝最早在汉武帝时期传入四川地区。

关于荔枝的最早记载是公元前2世纪初，赵佗归附汉朝，自岭南进贡荔枝。汉武帝时，“破南越，建扶荔宫”，开始尝试从岭南移植荔枝于长安扶荔宫，长安气候显然不适合荔枝生长，因此移植荔枝往往不能成活，不能成活便罢，仍然是连年移植、进贡不断，劳民伤财。可见荔枝树想要移植成活，气候条件必须满足。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将荔枝称为“离支”，其意为荔枝离开树本体，不能长存。荔枝果实不能长存，也意味着其进贡多艰难。经综合研究，荔枝进贡主要考虑三个因素：供需地距离远近（产地与京城的距离）、道路的通达程度以及保鲜技术和水平的高低。

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关于荔枝的记载就多了起来，列表如表１。

从表1可知，隋唐以前我国荔枝主要分布在岭南、四川两地，特别是四川地区的荔枝记载增多。其他地区仅吴都建邺可见，建邺出现的荔枝推测为皇家园林内的移植荔枝。

从上文可知，隋唐以前荔枝的大规模进贡始于汉武帝时期，不仅有贡还有栽培荔枝的尝试。《三辅黄图》载：“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荔枝进贡，劳民伤财，至东汉和帝时下令罢贡。《后汉书·和帝纪》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薦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岭南地区荔枝进贡前后长达二百多年，形成了从岭南到长安、洛阳的荔枝贡道。据有关学者研究，岭南苍梧为荔枝进贡的出发地，越五岭后沿湘江进入长江，再西溯至江陵，从江陵取陆路到襄阳，从襄阳到长安走武关道，到洛阳则走鲁阳关道（三鸦路）、方城路。其中翻越五岭有两条道路，一是“萌渚岭道”从苍梧郡城沿西江顺流８０里至广信（今广东封开县），再溯贺江逆行370里到达临贺（今广西贺州），改为陆路过萌渚岭隘口，经湖南江永、道县再改用水路，顺潇水下湘江至长江。二是“骑田岭道”从苍梧郡城沿西江下肇庆，抵清远，转逆北江而溯洭水（连江）到达桂阳县（今广东连州），过骑田岭到达湖南临武、郴州、耒阳，取耒阳水道下衡阳，出湘江，再入长江。详见图1 。

魏晋以来，四川地区的巴郡、江阳、犍为等地普遍种植荔枝，与从岭南进贡荔枝相比，四川地区无疑具有道里近便的优势，其至都城的荔枝在新鲜程度上高于岭南，四川或已经加入进贡行列，但笔者尚未看到有关隋唐以前四川地区进贡荔枝的记载。如有进贡，那么从四川地区把荔枝送到长安，主要通道是由金牛道、米仓道至汉中，再从汉中由褒斜道或子午道运送到长安，进一步则由崤函古道运到洛阳。显然，此进贡的距离比从岭南更近。

为了保持荔枝的新鲜，进贡时也会采取一些保鲜措施。比如竹筒贮藏法，通过利用新砍竹筒，盛放荔枝，进行密封，并外裹湿泥。但是由于岭南距离都城长安、洛阳太远，荔枝的保鲜并没有多大的效果。由于荔枝保鲜日期短，三日而味变，故古代进贡的荔枝多 “干货”，比如荔枝干、荔枝煎等。只有皇帝、后宫嫔妃以及大臣才有可能品尝到费尽心力进贡的少数鲜荔枝。

二.唐宋时期荔枝的地理分布及贡道变化

唐宋时期国家重归一统，社会安定繁荣。与此同时四川地区的荔枝种植范围扩大，品质提高，统治者又偏爱荔枝，这就促进了四川荔枝的兴盛，故有 “蜀中之品，在唐为盛”的说法。关于杨贵妃所食荔枝产地基本已成定论，即来源于涪州地区。下面将唐宋时期四川地区荔枝的地理分布情况列表如表2。

由表2可见，唐宋时期四川地区荔枝种植比较广泛。有成都（益州）、重庆（渝州）、宜宾（戎州）、泸州、涪州（涪陵）、乐山（嘉州）、万县（忠州）、雅安（雅州）、汉源（黎州）等地，其中戎、泸、涪、嘉四地品质最优，宜宾和泸州则最负盛名。

与此同时，福建地区的荔枝开始出现在史籍的记载中。据北宋初年刘斧所辑 《青琐高议》中《隋炀帝海山记（上）》的记载：“隋炀帝建西苑，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闽中进五色荔枝，绿荔枝，紫纹荔枝，赭色荔枝，丁香荔枝，浅黄荔枝。” 这说明隋时福建地区已经有栽培荔枝了，具体从何时传入，那就不得而知了。北宋时福建地区的荔枝已成为贡品。梁克家《三山志》载：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岁贡荔枝干6万颗，荔枝煎岁定130瓶。福州太守蔡襄《荔枝谱》云：“福州旧贡红盐制干和蜜煎二中，庆历年（1041-1048年）初，太官问岁进之状，知州事沈邈以道远不可至，减红盐之数，而增白晒者，兼令漳、泉二郡亦均贡焉。” 可见，福建地区福州、泉州、漳州三大荔枝产地都已进入贡荔行列。主要种类有荔枝干、荔枝煎、圆荔枝。其中荔枝干，崇宁四年（1105年）增至7.3万颗，大观元年（1107年）增至7.6万颗，政和年间 （1111-1117年）增至8.6万颗。荔枝煎，大中祥符二年，定额130 瓶，丁香荔枝煎30瓶；元丰三年，条次贡物，如祥符之数；元祐元年，名为常贡；崇宁四年，定岁贡，亦如之。圆荔枝：崇宁四年定岁贡 10万颗，大观元年11万颗，宣和中增至21万颗。到了南宋，福建地区的贡荔超过了四川，当时人们对于荔枝的评价是 “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这时福建地区不仅进贡荔枝干、荔枝煎、圆荔枝，还进贡生荔枝，即将快成熟的荔枝移植于木桶之中，日夜兼程，进贡至京师。

岭南荔枝，从东汉末至唐少见于记载，笔者仅查到一处，即嵇含《南方草木状》载： “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果之珍异者，有龙眼，荔枝，令岁贡焉，出九真，交趾。”唐以后记载又多了起来。《唐书·礼乐志》载：“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名曰 ‘荔枝香’。” 唐代广州司马刘恂《岭表录异》记有岭南荔枝，其文曰：“荔枝，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核大而味酸。其高（今广东茂名）、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与南海（南海郡）产者最佳。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4记载，南海地区在元和年间贡有荔枝煎。

吴任臣《十国春秋·南汉后主本纪》载：“大宝三年（960年），帝命荔枝熟时，设红云宴，以乐后宫，岁以为常。”此时岭南荔枝多为南方朝廷所享用。宋人张宗闵著有《增城荔枝谱》，记载增城县境内荔枝品种一百多个。南宋高宗绍兴 （1131-1162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荔枝自湖南界入桂林，才百余里便有之，亦未甚多，昭平出槱核，临贺出绿色者优胜，自此而南，诸郡皆有之。”说明当时广西荔枝东至梧州苍梧，南至合浦（唐代廉州），北至昭平、桂平均有栽培。依据气候这个条件客观分析，岭南荔枝产量和品质皆应为上，但为何处于下风，屈居于第三位呢？其原因究竟为何，其实不必多说，自是其与京城的距离较远，没有福建近便。又为何将四川荔枝放在岭南之上，笔者分析有两种原因，一是四川离唐都长安、洛阳，北宋都开封、北岭南近，即使是南宋都临安，顺江而下的传送速度远比岭南快；二是与唐代的荔枝评价有关，唐代四川荔枝居于首位，至宋仍具有较大影响力。

唐宋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交通运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唐代荔枝进贡形成了专业的荔枝道，荔枝道从涪州乐温县出发，取陆路通州、万源，翻越巴山至洋州，再循子午道至京师长安，全长 2000里左右，驿速提高后，一日夜可达六、七百里，故而三日之内能到达长安。《方舆胜览》卷68引《洋川志》载：“杨贵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香色俱未变。”严耕望先生对此分析道：“涪州至长安，陆路不过二千二百数十里，少或不逾二千里，唐代急驿日行五百里，为杨贵妃特嗜，可能加快速度，故 ‘人马毙于路者甚众，百姓苦之’。若需要七日夜，则一日夜只行三百里，何致人马倒毙耶？或云七日者，正为由岭南贡荔之日数欤？然七日驿到，荔枝已败坏矣。”可见荔枝道的快速与便捷。

苏轼的《如梦令·荔枝》：“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玉座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轻红酿白，雅称佳人纤手擘，骨细肌香，恰是当年十八娘。”这首词反映了北宋时期东京开封的荔枝主要来自福建地区，是由海路到扬州，迳运河运达东京。据《三山志》记载： “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宣和殿，锡二府宴，赐御诗云： ‘蜜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裁荔子丹。琼液乍凝仙掌露，降苞初绽水精丸。酒酣国宴非珠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芬数本座中看。’时余太宰深诗有‘赐比西山药一丸’之句，上称赏之。”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成本低廉、快速，尤其是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福建地区临海有许多重要海港，海运发达，荔枝走海路到扬州，后沿运河至开封非常便捷。南宋都城临安离福建地区更近，荔枝运到京城不费吹灰之力（图2）。

除了供需距离缩短，交通更加便捷之外，荔枝保鲜技术也得到了发展。不仅有竹筒密封法，还有装壶密封法。装壶密封法即用带盖的壶进行密封，也有用木桶盛载冰凉井水，隔水置荔枝于水面上，密封桶盖。由于供需距离缩短，传送速度加快，保鲜方式改进，鲜荔枝的进贡便不再那么的艰难，直至明清时期，荔枝进贡未尝断绝。还有一种通过移植荔枝树的方法进行保鲜，效果虽好但其数量则会受到限制，因为荔枝的生长周期较长，移植的方法不仅劳民伤财，长期进贡也会导致原产地荔枝树数量的减少。

三.元代以来荔枝的地理变化

元代以降，我国荔枝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四川地区荔枝逐渐衰落南移；福建地区依旧是荔枝的主要贡地，并向台湾传播；岭南地区的荔枝虽不是主要贡地，但是也有进贡记载，并逐渐向南亚、东南亚等地区传播。另外云南地区虽有荔枝，但因地气浅薄，荔枝种植不成规模。

元明清时期，四川地区的荔枝逐渐衰退，除局部有种植，其余产地大都不再出产。明嘉靖《四川总志》记载，成都府有荔枝，蜀府花园出；叙州府有荔枝，土人善为荔枝煎；重庆府载蜀中荔枝，叙、泸之品为上，涪次之，合州又次之。清雍正《四川通志》载：成都府荔枝，旧蜀府花圃出，今无；重庆府荔枝……今止嘉定州有数株，余州少有植者；叙州府有荔枝，土人善为荔枝煎；直隶泸州有荔枝。保宁府、顺庆府、夔州府、龙安府、宁远府、雅州府，直隶眉州、邛州、潼川府、资州、绵州、茂州、达州皆无。唐代四川地区的荔枝种植曾达北纬32°，后来南移至北纬29°以南地区，主要分布在泸州、合江、宜宾、南溪、泸县等地。四川地区荔枝退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其次战乱破坏了大量的荔枝树林资源，是造成荔枝衰退的重要的人为原因。由于其荔枝资源衰退，路途遥远，四川进贡便不再有太大的意义。

明清时期，福建地区依然是荔枝的主要贡地，品种也越来越多，出现了许多记载荔枝的专著 《荔枝谱》，列表如表3。

除《荔枝谱》外，还有许多其他史料记载。据明黄仲昭纂《八闽通志》卷20 《食货·土贡》载：“元代贡锦荔枝20万颗。”卷26《食货·物产》载：“泉州府有荔枝，蓝家红其品为郡第一，另有法石白、大将军、七夕红等品种；漳州府荔枝有何家红，陈红、大绿、小绿、余家绿等品；兴化府荔枝品种很多；福宁州有荔枝；汀州府、延平府、邵武府无荔枝。”明代王世懋《闽部疏》（1585年）载：“枫亭驿荔枝甲天下，弥山被野。”“荔枝以兴化府枫亭驿为最，长乐县次之。”清代，郭柏苍《闽产录异》卷2《果属·荔枝》：“国朝荔枝贡，由延、建抵浦城，以瓦盆架船上，因花时须用青盐，贡船乃满载私盐，州、县盐商患之，道光元年罢贡。” 据同治《福建通志》卷59 、卷60 《物产》记载，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福宁府均产荔枝；永春州、台湾府亦有荔枝；延平府、建宁府、邵武府、汀州府、龙岩州无荔枝。

据清宫档案记载，福建贡生荔枝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贡荔之事由总督和巡抚隔年轮流置办，方法有如蔡京当年之贡生荔，先在木桶中如栽盆景般栽培数百株荔枝，届时选择长势较好的数十株，装船溯闽江而上，至延平（今南平）后舍舟经建瓯、浦城陆路北运，在距福州水路200里的水口以北，因地势高，气候冷，已不适荔枝生长，因此入贡的荔枝树要待开花结果后启运。运输过程中还要带大量闽中清水，以供沿途浇灌，使水土无异。另一条贡道是经海路运抵京城，方法也如前（元明清贡道比较简单，不再绘示意图）。如此颠簸数十日，待到荔枝树运抵京城时，荔果刚好成熟，但每株只剩下六七颗了。当时，福建贡荔的主要品种有陈紫、状元红和绿荷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曾从福建一次运来60桶，结有荔枝473颗，七月初二摘下１颗，自落64颗；乾隆吃了4颗外，余下的赏赐给皇妃、皇子、亲王、大臣，除裕皇贵妃得到两颗外，其余的一人一颗，这批荔枝在13天后采摘完毕。乾隆皇帝为此还留下 《荔枝至颁赐朝臣而有感》一诗： “闽中佳实秋前到，相对年年有所思。酬节只供原庙荐，承愚非复寝门时。飞来岭外炎风送，斜倚栏边揭露垂。料的擎归旧鸳侣，几多欢喜几多愁。”可见元明清时期福建贡荔比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种植广泛，品种繁多，且品质优良。

元明清文献中也有许多岭南荔枝的记载。《元一统志》载 “岭南地区广州路土产荔枝，番禺、南海、东莞、新会、增城并有之；梧州路苍梧县有荔枝；容州土产有荔枝蜜煎。”陈大震《大德南海志》载“荔枝今佳品多出增城，其名有大将军、小将军、状元红、水晶团、犀角子、丫髻子（黑叶）１６种” 元代广州的荔枝湾作为“御果园”，除遍种荔枝外，还栽种里木树（又称宜母子，即柠檬树）800多株，用以制成所谓“渴水”，列为贡品。明万历《广西通志》载“荔枝，品种不一，色红味甘。”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荔枝，果之珍羡天下者，其名最多，曰脆玉、曰状元红、曰大将军、小将军，曰大丁香、小丁香，曰绿罗袍……”谭莹著有《乐志堂诗集》，其诗以1861年完成的 《岭南荔枝词百首》最为著名，第七首 “十里矶围筑稻田，田边博种荔枝先。凤卵龙丸多似谷，村村箫鼓庆丰年。”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荔枝种植繁盛。屈大均《广东新语》：珠江南岸地区、广州等盛产荔枝，南海地区、番禺、顺德、东莞、增城等地荔枝遍布。道光《广东通志》卷95《舆地略十三·物产二》载“增城县搜山有荔树高八丈，相去五丈而连理（寰宇记）；广州荔以挂绿为第一品；十八娘并驱玉露霜产于新会厓门，明月珠产南海番禺山中，在挂绿之次；妃子笑产佛山；万里碧产东莞戴家园；骊顶珠产顺德龙岩山；珊瑚产清远山中；粤中荔枝挂绿为最，福州佳者尚未敌岭南之黑叶，而蔡君谟谱乃云，广南郡所出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亦乡曲之论也。”卷170《经政略·土贡》载 “光禄寺项下：圆眼……荔支13200斤，每斤价银7分，共银924两。”总的来说，元明清时期岭南荔枝种植繁盛，品种繁多，质量上乘。

除了上述三大荔枝分布区外，台湾、海南岛以及云南均有荔枝种植。

台湾于1683年入清版图，次年设台湾府，属福建省，领台湾、诸罗、凤山三县。其荔枝种植较晚，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刊《台湾府志》和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均未见荔枝的记载。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刊《台湾县志》提及荔枝：“台虽有而不多，味酸不堪食。”瑏瑠雍正二年刊（1724年）《诸罗县志》则称：“荔枝壳红膜紫肉白，以核之细者为珍，谓之焦核，为南方第一佳果，有自内地携１～２株来者，多华而少实，味酸。”瑏瑡乾隆三十九年 （1774年）刊《续修台湾府志》则称：“荔枝皆自内地来，漳州状元红、紫绡王，因海上风阻，不得日食三百，荔枝兴化漳浦产者为上。”道光十四年（1834年）刊《彰化县志》则已指出荔枝 “品类不一，多自内地渡来，味香色红紫，本地亦有佳品不逊内地”。由此可见，栽培荔枝在1720年以前已从福建地区引进台湾，但是品质不佳，还以从福建地区舶来为主。到了道光时已经有了适合台湾地区种植的荔枝品种，且成为了佳品。海南岛位于岭南以南，是荔枝原产地之一，但其地开发晚且发展缓慢，关于荔枝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明唐胄《琼台志》记载：“荔枝出琼山西南界宅念都者多且佳，有红紫青黄数种……吾琼当岭极南，荔枝特盛，以不利红盐，枝盛熟时饫食不及，街市担卖，值甚低。”可见海南一直以来都有荔枝种植，但主要为当地民众所食用，不进贡所以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记载。云南荔枝记载最早见于唐代，唐代樊绰《云南志》：“荔枝、槟榔、诃黎勒、椰子、桄榔等诸树，永昌、丽水、长傍、金山并有之。”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云。”明刘文征撰《滇志》33卷记载，临安府（今云南建水县）有荔枝，云南府有土荔枝。清张泓《滇南新语》载元江有荔枝。可见云南地区的荔枝种植在唐宋时期较多，但到了明清时期，荔枝种植越来越少，与四川地区的荔枝衰退有一定的相似性。归根究底是云南山多地少，地气浅薄，不适宜荔枝的生长，很难扩大种植范围和产出高品质的荔枝。

四.如何理解荔枝的历史地理变迁

关于荔枝的历史地理变迁，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是荔枝种植的历史地理变迁。由于历史的不可逆，已经无法确知荔枝种植的具体情况，故只有根据文献资料记载进行大胆推测。荔枝原产于中国岭南地区，最初的荔枝为山野荔枝，人工栽培荔枝起源时间无法确知，但该地区荔枝自开始种植便不曾断绝。随着中国古代经济开发及社会发展的步伐，荔枝逐渐传播到其他地区，第一站便是四川地区，最迟在汉武帝时期传入，直至清末仍存，只是种植范围缩小，呈现南移的现象。三国孙吴苦心经营江左地区，促进了福建的开发，结合文献记载，隋炀帝时闽中进贡五色荔枝，笔者大胆推测，栽培荔枝在三国孙吴时便已传入福建，经过几百年的动荡和缓慢发展，至隋唐时福建荔枝开始崭露头角，至北宋时成为荔枝的主要贡地，一直持续到明清。通过对荔枝种植区拓展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其一是得益于气候的变化（变暧），二是人为的推动作用，在荔枝扩展阶段可以说人为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主要是人的开发和推广作用。荔枝种植的衰退期，气候变化（变寒）成了主要原因，人为因素起到一定的激化作用。比如明清四川荔枝种植区的衰退，气候变冷是主要原因，战乱则破坏了荔枝林木资源。

第二是荔枝贡地的历史地理变迁。荔枝因为进贡才名扬天下，假若没有进贡，没有得到上层知识分子的关注，在古代交通不便，封建愚民政策、户籍制度等等因素的作用下，想要达到妇孺皆知的地步怕是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在中国古代，荔枝与进贡有着密切联系，探讨荔枝贡地的历史地理变迁便有他特定的认知意义。中国古代荔枝贡地的历史地理变迁呈现出两汉贡在岭南、唐宋贡在四川、元明清贡在福建的现象。笔者研究发现导致荔枝贡地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即荔枝进贡与否、贡地的选择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可以分为两点来理解，一是国兴则贡衰则不贡，二是政治中心的转移导致与荔枝产地之间供需距离的变化，这两点决定了荔枝贡地的选择，进而导致不同时期荔枝贡地选择性的变迁。除了政治因素，荔枝的产量和品质、道路与交通的发展、保鲜技术的进步对荔枝贡地的选择也产生着重要影响。比如汉代其他地方没有荔枝，四川刚刚开始不成熟，荔枝便只能从岭南进贡。到了唐代荔枝贡地由岭南转移到四川，除了道里近便之外，与四川荔枝产量增加、品质提高，道路的疏通、驿速的提高，保鲜技术的进步都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荔枝的地理分布和贡地变迁有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认识，便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目的。

作者信息：张生（1994-），男，河南沈丘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