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网就是具备科学素养？我们该如何测度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的概念及其测度引入中国已近30年，期间，中国公民成人（19--69岁）的科学素养进行过9次测评，结果是从1992年的0.2%增长到2015年的6.2%，增速很快，增长的幅度很大。在这个过程中，质疑的声音没有断过，尤其是对科学素养测度的科学性，至今还存在不同的意见。

（图片来源：m.people.cn）

现行的科学素养测度理论和方法主要引进美国米勒教授的研究，即科学素养有三个维度构成，科技知识、科学方法/对科学过程的理解、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这种测度曾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并迄今仍然被我国所使用，作为不同国家科学素养水平比较的依据。

从理论上看，以此为基础建立指标体系，优点很明显，比较简便易行，但即使米勒本人也承认，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测量的目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型态不同，差异较大，尤其是第三个维度，也就是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变化很大。而更为关键的是，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个框架。

从计算方法看，其科学性也是值得怀疑的。第一，米勒采取的是游戏通关的办法，即必须有A，然后有B，然后有C。这种计算方法所隐含的假设是A、B、C必须是等权重的，而且是递进关系。

具体到科学素养方面，可以解释为，一个人如果有科学素养，必须先有科学知识，然后才有科学方法，然后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这种逻辑有没有得到实证？这种逻辑关系在中国成立吗？

米勒本身没有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中国的科学素养测量研究者也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从米勒后来的言论和文章中，我们感到，米勒本人也不赞同这种不可替代的关系。因为，他曾经说过，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中，一个人只要能够知道如何上网搜索，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够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就应该算是一个有科学素养的人（大意如此，他还例举了生病与吃药例子）。

 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科学素养促进国际中心主任米勒（Jon D. Miller）

（图片来源：cca-report.ca）

联系到中国的情况，历史上实践出真知，实践中成才的例子比比皆是。有许多进入高层管理岗位的人，他们甚至不识字，却知道怎样用正确的方法做事，并取得成功。现代社会中，即使是一般公众，也知道科技运用不当，会导致社会灾难，他们比科学家更加关注和谨慎对待科技的负效应。可见，这种科学素养的计算方法事实上把一大批高素养的人员划为没有科学素养的人，客观上降低了整个民族的科学素养水平。

此外，测量的目的不同，导致指标体系建构上的差异。有关资料表明，米勒测度科学素养的目的是衡量美国公民行使民主权力、参与科学决策的能力，以此为目的的科学素养测量，显然知识、方法、态度维度都是必要的。

在逻辑上也能解释，对于科学事务的讨论和参与决策，首先得对科技事务知情。知情本身就包括对科技事件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也包括科技事件的益处和潜在的危险、可能的负效应。

其次，在具有一定知识的基础上还要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一定的科学方法，通过综合评判，科学评估，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基于事实和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

再次，对于科技事件的判断，光有知识和方法还不够，还要有战略眼光、全局性，既要考虑环境和社会因素，还要考虑科技事业的发展，要能平衡得失。第四，国体和政体不同，公民参与决策的渠道和参与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在美国的特殊环境下所要求的科学素养，在中国却不一定适用。

我们测度科学素养的目的是什么呢？众所周知，科技在中国主要被当作工具使用，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待科技的态度主要是实用主义。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在中国科学技术远没有形成文化，也没有进入中国的文化层面。

在这种情况下，像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官员管理，领导决策，而且各自做得很好。农业上，以7%的耕地养活世界21%的人口；工业上，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工业体系，尤其是完善的国防工业体系；有古老的中医药体系，有悠久的家庭氏族伦理，有以孝为核心的伦理体系。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如果要测量参与科技决策的科学素养，则测度行政人员的这部分人口就可以达到目的。因此，从实际情况看，如果符合米勒测量目的的科学素养，不见得比美国低。而如果从适应各行各业生产需要的科学素养来看，中国也绝不会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科学素养是如何形成的呢？毛泽东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同样，人的知识也可以从社会实践中来，从学习中来。素养不仅仅是知识，还包括与之相应的认识、文化、行为习惯和表现。因此，素养的形成主要通过（学校）正式教育、校外非正式教育和生产生活实践，科学素养也不例外，也主要通过学校科学教育、校外非正式科学教育和科技活动实践而获得或形成。

由此我们认为，提高中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学校科学教育与校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融合，加强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为市民参与科技、科普活动提供机会，实现学、知、行的结合和统一，这样形成的科学素养才是真正有效和有用的科学素养。这也是创新创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环境，是中华民族竞争力和经济活力的不竭源泉，也是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社会基础。

国际成人素养调查（IALS）始于1994年，最初，由加拿大（说英语和法语的人口）、法国、德国、爱尔兰、瑞典、波兰、荷兰、瑞士（德语和法语地区）和美国9个国家参加，这是世界首次大规模的、可比较的成人素养调查评估，其中7个国家的数据于1995年12月发表在《素养、经济与社会》上，题目是：首次的结果。

1996年，澳大利亚、比利时的拂来明什社区、大不列颠、新西兰和北爱尔兰也加入到IALS调查中来，1998年，智利、捷克、丹麦、芬兰、匈牙利、意大利、挪威、斯洛文尼亚、瑞士的说意大利语地区，参加了第三轮大规模的数据采集，此后，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加拿利群岛地区也用IALS的方法成功地进行了调查。至此，参与调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34个。

该调查评估赋予素养一个全新的概念，认为“先前的许多研究总把素养当作成人或有或无的一种状态”，而本调查把素养作为一个连续统，表示成人是怎样很好利用信息在社会和经济中发挥其作用的。包括：理解和应用信息的知识和技能，搜索和运用信息的知识和技能，数学运算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在素养的测量评估上，IALS使用了一套复杂的方法来测量素养水平，把一个人在一套非常难的任务中具有80%成功机会的人定义为有素养。

(图片来源：baidu.com)

该研究表明：教育年限是决定素养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但其表现方式很复杂。首先，家庭背景尤其是双亲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很大；其次，从学校出来以后也可以获得技能素养。第三，素养技能通过使用可以得到保持和加强。所有证据表明，当学校教育提供必要的素养基础以后，不管在家里还是工作中，通过非正式的学习和对素养的日常运用，都可以提高所获得的素养技能水平。因此，通过创造素养富集（literacy-rich）的环境，在工作的地方或更加广泛的地方，可以延续和加强素养的作用效果。

虽然，在多数国家，年龄与素养技能成负相关关系，但是，参加社区活动或坚持学习对于素养的保持和提高都有显著的作用。比如参加成人教育和培训，在家中和工作岗位上加强阅读，参加社区的志愿活动，都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但从稳定性上来说，这种相关还比较小，尤其是同初始教育获得、素养技能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强相关比较，更是如此。

总的看，国际成人素养调查（IALS）的结果意义非常重大，它揭示了素养的获得途径，素养与经济发展，素养与就业，如何保持和提高素养等的相互关系，对于素养的持续稳定提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显然，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技能素养乃至文化素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