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特别关注 | 全球成年人肥胖流行的主要原因——农村地区不断上升的身体质量指数

撰文 | 陈皮

责编 | 兮

体重不足或超重都会影响身体健康，身体质量指数BMI（Body-mass index）是一种衡量体重过轻或者过重的指标，随着城市人口比例的上升，大多数国家人群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Body-mass index) 也在稳步上升【1】。肥胖人数急剧增加，为人类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人们普遍认为，城市化带来的高热量饮食和低消耗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肥胖，因此城市化是全球肥胖人群增加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然而，提出这种观点的早期研究是基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数据的横向比较得出的。也有少数的研究分析了随着时间变化BMI在农村和城市地区是如何改变的【2】。2008年到2015年间，有研究人员分别对来自北非地区，拉丁美洲地区，或者是部分发展中国家人群的BMI展开调查研究，但数据体量仍偏少，并且主要针对于育龄期妇女这一群体进行分析，因此最终结论无法系统地估计整体趋势【3】。

为了对现有的人口体重不足和超重问题做出规划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全面的搜集农村和城市人口的BMI变化信息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迫在眉睫。近日，NCD 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 （NCD-RisC）(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合作组织) 在Nature期刊上，以长文的形式发表了题为Rising rural body-mass index is the main driver of the global obesity epidemic in adults的研究，报道了从1985年到2017年，全球平均身体质量指数增长达到55%以上，农村地区身体质量指数的增加是导致全球肥胖流行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一个全新观点，即农村地区的身体质量指数(BMI，Body-mass index)增长是促进全球平均身体质量指数的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本文中，研究人员使用了在190个国家进行的2009项以人口为基础的人体测量学研究，通过测量1.12多亿成年人的身高和体重，根据性别不同，研究人员使用贝叶斯层次模型对数据进行评估，报告了1985年至2017年按居住地(农村或城市地区)划分的全国、地区和全球平均BMI趋势。其中，总体均值BMI代表了（1）由于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环境变化造成的个人健康状况变化研究结果表明，（2）个体构成的改变形成的群体的变化，两部分的综合结果。

结果表明，在1985年，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中亚、中东和北非在内的的确城市男女的平均BMI均高于农村地区男女的平均BMI。以印度为例，城乡平均BMI差距在女性中可达3.25 kg·m^-2（2.57-3.96），男性中可达3.05 kg·m^-2（2.44-3.68）。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农村地区人群的BMI上升速度快于城市地区，上述这些地区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的BMI差距缩小了至少40%。而包括亚美尼亚、智利、牙买加、约旦、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土耳其在内的14个国家和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和城市女性的BMI位次顺序发生了逆转，2017年的数据表明农村女性的BMI要高于城市女性。（图1）

 图1 城市和农村地区女性（年龄标准化）的平均BMI在1985年（a）和2017年（b）的区别

南亚和大洋洲农村男性的BMI也高于城市男性的BMI，缩小了超过一半的城乡BMI差距。在其他国家地区的城乡都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因此城市超重BMI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显著改变。（图2）

图2 城市和农村地区男性（年龄标准化）的平均BMI在1985年（a）和2017年（b）的区别

与新兴经济体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女性的BMI过高的现象更为严重，从1985年2.59 kg·m^-2（2.21-2.98）上升至2017年的3.17 kg·m^-2 （2.93-3.42）。这导致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女性，特别是西非国家城市女性拥有最大的城市过剩BMI。与之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地区城乡男性的BMI增长情况则大致相似。

至2017年，中低收入的西部和亚太地区以及中欧和东欧的城市女性BMI略低于农村地区女性BMI。在整个分析区间，与城市男性相比，高收入西方国家的农村男性BMI也高于城市男性BMI。而在亚太高收入地区以及中欧和东欧，过去30年里，农村和城市男性的BMI几乎相同。

在以前，因为农村居民在日常工作，中会消耗更多的能量，同时农村地区较低的经济收入也限制了粮食消费，因此中低收入国家的农村地区BMI是低于城市地区的。在中等收入国家，农业机械化进程加速，汽车被用于农村运输，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和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服务和管理工作也在农村地区也变得普遍起来。此外，由于经济增长而增加的收入使人们在饮食上花费更多的钱，继而摄入了更多的热量。这部分的花费在农村地区占比更高，特别地，农村地区通过国内和跨国公司更容易获得精加工的碳水化合物，在该类食物上的花费在农村地区可能不成比例地增加。这被一些研究人员称做“城市化的农村生活“，这也导致了农村激增的BMI。

总的来说，本研究表明，与主流观点相反，农村地区的BMI正在以与城市相比相同或更快的速度增长，这种情况在中低收入国家农村地区尤为显著。这些趋势已经导致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妇女的城乡BMI趋于一致。在过去33年里，中低收入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农村人口BMI不断上升是导致BMI上升的最大原因，这也对当前主流观点认为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化是全球肥胖流行的主要驱动力提出了挑战。

在同期Nature杂志上，来自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杰出营养学家Barry M. Popkin教授对该研究做出短评Rural areas drive the global weight gain（农村地区导致全球体重增加）。

城市化与人口超重和肥胖水平的增加有关，然而，这种关联的证据主要是基于对BMI数据分析得出的。NCD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合作组织的研究人员对主流观点认为BMI总体趋势上升主要原因是城市化的结果提出质疑。

全球超重和肥胖问题主要被视作是城市问题，我想部分原因是城市获得更好的食品服务的机会比农村地区大的多，也容易的多。城市居民有很多选择机会去选购被视作“过度加工的致肥食物”的高盐、高饱和脂肪和高糖的精加工食品和饮料。城市中很多低收入社区主要消费在快餐和小型零售店出售的精加工食品和饮料，这往往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所谓的食物沙漠——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只能负担得起这些食物的花费。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则被视作是另一种类型的食物沙漠，那里的人们主要消费来自自家农场和花园的产品，很少有机会获得过度加工和包装的食品。

此外，城市有更好的交通资源，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有更多的非物质性的休闲机会，也更有可能从事对体力要求不高的职业。所有这些因素都限制了能量消耗。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则被认为是农业、林业和采矿活动繁重能量消耗大的地方。人们认为，农村地区的体力活动远高于城市，因此，农村人口体重增加的可能性远小于城市人口。

但是，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农村地区超重和肥胖水平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城市地区【4】。这可能与当地农村城市化使得现代化食品得以供应以及廉价的农业和运输机械设备的投入使用有关（图3）。在这些国家，过度加工食品正成为贫困群体饮食的一部分，甚至有报道称人们也将这些食物作为婴儿的辅食【5】。尽管如此，人们依然普遍认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更有可能面临的是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问题，而非超重。

图3 农村地区食物供应的改变导致了全球肥胖 （a）传统作物（b）现代精加工食物

所有关于BMI趋势变化的早期研究都是基于有限的数据开展的，并且数据来源集中于低收入或高收入国家。有基于此，NCD风险因素合作组织的这篇文章具有突破性意义。该研究汇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最新数据，全面研究了全球BMI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在所有高收入国家，农村地区的超重和肥胖水平已经高于城市地区，并且许多低收入国家的BMI变化速度很快，以至于农村地区的超重和肥胖水平将很快赶上城市地区的水平。

在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外的世界大多数地区，农村面临的饥饿、消瘦和发育不良问题正迅速被超重和肥胖所取代。

这项发现极为重要，因为目前全球有针对性的肥胖预防规划和相关政策侧重点一直都是解决城市肥胖问题。以城市为重点的干预措施包括在拉丁美洲施行的通过关闭城市街道以鼓励步行和骑行的体育活动政策；城市自行车道建设；城市建筑物设计增强动感；在城市中创造散步和玩乐的空间。与零售商和食品商店合作的举措也大多在城市施行。除了少数政策，比如在墨西哥偏远的农村地区提供政府资助的商店以出售廉价、健康的食品，农村人口面临的健康问题基本上被忽视了。

NCD风险因素合作组织的工作挑战了主流观点，也告示我们需要制定以农村地区（这一全球BMI主要差距因素）为重点的规划政策以防止全球BMI过度增加。

几种财政和监管方法可以面向全球农村地区推广。这些措施包括综合营销控制、学校食品控制和标记过度加工食品的计划（如智利），以及对不健康的过度加工食品和饮料征税（如墨西哥）。这些需要国家出台立法的政策，也越来越多的在低收入国家实施。然而，各国也必须像智利做的那样，协调好相互之间的监管和财政政策，以真正的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有利影响。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19-1171-x

制版人：珂

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4 Revision. https://esa.un.org/unpd/wup/publications/files/wup2014-report.pdf (United Nations, 2015).

2. NCD 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 (NCD-RisC). Worldwide trends in body-mass index, underweight, overweight, and obesity from 1975 to 2016: a pooled analysis of 2416 population-based measurement studies in 128·9 milli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Lancet 390, 2627–2642 (2017).

3. WHO. Global Report on Urban Health: Equitable Healthier C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No. 9241565276.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2047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6).

4. Jaacks, L. M., Slining, M. M. & Popkin, B. M. J. Nutr.145, 352–357 (2015).

5. Popkin, B. M. & Reardon, T. Obesity Rev. 19,1028–106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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