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妈妈，都会遭遇“宝宝惩罚”

​​撰文 | Lyman Stone（经济学家）

译者 | hgyu

来源：思想库报告

对孩子的成长来说，父母的养育都很重要，不过还是妈妈更重要一点！妈妈的学历对孩子的影响更大~ 妈妈的收入会因为生孩子下降，但这可能是值得的——妈妈也能从孩子这里得到更多的回报。“宝宝惩罚”真是一种奇怪的甜蜜呀~

妈妈真的很重要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过于明显：妈妈当然很重要！但父母或育儿对孩子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是有激烈争议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父母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其实不大，但新的研究认为父母很重要。

利用上世纪80、90年代数以万计以色列学生的数据，一个研究团队为“父母影响孩子”的观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新证据。他们的理论非常简单：孩子与特定家长一起度过时间的长短有客观差异——如果父母中有一方过世，那么孩子与剩下一方一起度过的时间将会增加；如果父母离婚，那么取得监护权的一方将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如果父母有一方更多在外工作，那么其陪伴孩子的时间会更少。根据学生与父母特定一方共度时间长短的自然分化，研究表明，与父母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方呆的时间越长，该学生的考试成绩就越好。

假设一个学生的父亲拥有博士学位，而母亲只有高中学历，之前父母双方都有陪伴他，但如果父母离婚并且母亲取得了监护权，那么这个学生的最终测试成绩可能比父亲获得监护权的情况下要更差。至关重要的是，这与遗传无关。研究显示，父母一方对孩子考试成绩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类似离婚或一方死亡等关键事件距离测试的时间长短。如果一个学生是在17岁做的该项测试，那么他父母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方在其14岁时过世对这名学生成绩的影响，要比该事件发生在其6岁时小得多。但父母离世的年份与孩子的遗传特质基本是随机的，换句话说，真正起作用的是父母的养育。

研究者们还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妈妈们更为重要，也许是因为妈妈们与孩子的互动更多。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同样拥有硕士学位，但妈妈对孩子成绩的影响要比爸爸更大，所以，高学历妈妈即便选择做家庭主妇，她们的学历依然可能带来非常实际的好处：她们的孩子在学业上做得更好。

鉴于母亲的教育可能会对孩子的表现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有必要转向一项新的研究——即孩子对母亲收入的影响有多大。去年，来自丹麦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女性的收入也会遭遇巨大的“宝宝惩罚”（baby penalty）：生孩子会降低她们的收入。从那时起，其他研究显示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和瑞典也在上演类似趋势。上述丹麦研究的作者，在NBER刊发的最新论文里糅合了上述现象，揭示了“宝宝惩罚”的国别差异。事实证明，北欧国家的“宝宝惩罚”确实最小：相比没有孩子的女性，丹麦的妈妈收入最终会减少21％，瑞典的妈妈收入减少27％，美国减少31％，英国则为44％，但在奥地利，这一比例为51％，在德国则为61％！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宝宝惩罚”的国别差异，不能归咎于各国的政策差别，否则，德国与丹麦，难道真有存在足以解释如此悬殊的“宝宝惩罚”的社会政策鸿沟？而与美国相对较小的“宝宝惩罚”值相比，又该如何解释美国与其他国家在事实上差异巨大的政策？ 

研究人员指出，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可能是文化价值观。他们发现，每个国家里，秉持“孩子小的时候，妈妈应该在家陪伴”观念人群的比例，可以很好地预测“宝宝惩罚”值的大小。这并不意外，因为丹麦的案例至少表明，这种效应的产生，绝大部分是因为大量的女性在生育后选择留在家中，而不是由于生育后女性与未生育女性之间的工资差异。

大部分的“宝宝惩罚”，基本上都与个人和家庭的偏好有关，可以用家庭文化价值观以及他们想为孩子做什么来解释。在奥地利这样的国家，15-50岁女性中，高达44％的认为孩子小的时候妈妈不应该工作，于是更多的妈妈待在家里，因此“宝宝惩罚”更大；而在丹麦，只有不到5％的同年龄段女性认为妈妈应该待在家里，所以，更多的妈妈会重返工作岗位，“宝宝惩罚”也就只有21％。

另外，去年丹麦的那篇论文同时也指出，“宝宝惩罚”解释了男女收入差距的很大一部分。

这也使政策制定变得复杂化。如果“宝宝惩罚”是导致男女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宝宝惩罚”又主要是基于女性自己的选择偏好，那么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弥补男女收入差距尚不清楚。如果妈妈想呆在家里照顾宝宝，决策者能说她错了吗？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妈妈也愿意留在家里，政策又何需激励她们出去工作？

上周发表的第三篇论文清楚地指出了通过政策改变家庭偏好的风险。20世纪90年代的福利改革，确实大幅减少了福利案件和支出，促进了女性的劳动参与，但是，让这些妈妈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她们的孩子产生了什么影响？受福利改革影响家庭的孩子，他们的逃学、药物滥用和犯罪行为都增加了。也就是说，当福利准入受到限制、并且妈妈外出工作的激励提高时，孩子的情况就会更糟。但应该要警惕的一点是：这种影响的渠道不明确，它似乎并不是由妈妈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家庭直接驱动。这一事实的特殊性足以对这项研究采取保留态度。

然而，谈到特定育儿模式对儿童产生影响的案例，另一项新研究检验了传统的性别规范（gender norms）（也称性别角色，是一种社会角色，包括人们基于一切生物性别与性别表达的感知或态度，而且被认为是适当、合宜或可接受的。性别角色通常集中在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概念上）如何影响年轻女孩的数学成绩。总的来说，美国并没有太多的重男轻女，反而一些群体有女儿偏好！但是，一些美国家庭确实拥有可度量的“儿子偏好”，利用这些测度指标可以获知哪些家庭有更传统的性别价值观，研究人员使用了佛罗里达州数万名学生的数据，他们发现，一个在更偏向儿子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她的数学成绩要低3％。

作者对这一发现做了大量研究：传统的性别规范降低了女孩的数学成绩！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相比于妈妈没有高中学历和只有高中学历对孩子造成的差异，家庭性别价值观造成的差异只有其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家庭间社会阶层的差距，即便很小，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还远大于家庭间悬殊性别价值观的影响。

总体而言，这些新论文描绘的是一幅连贯的画面：父母，尤其是与孩子一起待在家里的父母一方，对孩子有显著影响；好的父母对孩子成长为人至关重要；许多父母在工作上做出的牺牲，特别是妈妈，会从孩子那获得回报。 

作者简介：Lyman Stone，经济学家，专注于区域发展和人口学，担任统计机构Demographic Intelligence的顾问，同时也是《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的高级供稿人，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研究员。

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每年会刊出数百份工作论文，都是经济学领域前沿的研究，本文是作者根据NBER相关工作论文撰写的近期研究成果简介。本文选自《E21早报》。

参考文献

[1] Matthias Doepke, Giuseppe Sorrenti, Fabrizio Zilibotti,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533 

[2] Henrik Kleven, Camille Landais, Jakob Egholt Søgaard,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219 

[3] Henrik Kleven, Camille Landais, Johanna Posch, Andreas Steinhauer, Josef Zweimüller, Child Penalties Across Countries: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524 

[4] Henrik Kleven, Camille Landais, Jakob Egholt Søgaard,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 NBER Working Paper No. 24219 

[5] Dhaval M. Dave, Hope Corman, Ariel Kalil, Ofira Schwartz-Soicher, Nancy Reichman, Effects of Maternal Work Incentives on Adolescent Social Behavi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527 

[6] Gaia Dossi, David N. Figlio, Paola Giuliano, Paola Sapienza, Born in the Family: Preferences for Boys and the Gender Gap in Ma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535

版权声明：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思想库报告”，原标题为《妈妈至关重要：来自性别工资差距、父母影响和福利改革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