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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地图”就是人类最原初的“地图”。要把这个事说清楚,得稍微费一点功夫。这个事关乎地图学史,还与人类文明史乃至科技史都有关系。
到目前为止,哪一张地图算是人类最原始的地图,众说不一。中国地图史一说就是“马王堆地图”(公元前168年),秦“放马滩地图”(公元前240年),中山墓“兆域图”(公元前400年)。总之到了战国时期就推不上去了。
世界上最早的地图有这么几幅:
巴比伦泥版世界地图(公元前600年),巴比伦尼普尔平面图(公元前1300年),高加索迈科普古墓狩猎图(公元前3000年),意大利卡尔瓦莫尼卡山谷岩画地图(公元前1500年)。
这里的“图”都是有实物的,无论是田野发现还是考古成果都有“文本”存世。
然而没有“文本”的呢?显然不能据此终结地图这一人类智慧成果的“发明”上限。比如《督亢图》,荆轲献给秦始皇的这张著名地图迄今无存,却几乎改变了中国历史。还有新发现的陶寺(公元前2300年)、石茹(公元前2000年)、良渚(公元前1300年)遗址,在那样巨大面积和崎岖地形上规划和造城,没有地理测绘,没有“图纸”是不可想象的。
无论“文本”在物质上是否存世,那个“地图形态”的物质必定在物理上和逻辑上存在过,这就是“元地图”。
地图是以抽象的符号和线条表达地理要素和物体空间分布状态的一种文本。
作为一种文本的地图绝不会突然产生,它是在漫长的人类文明演进中随着生产生活的需要,随着交流范围的复杂与扩大,与文明发展同步出现并逐渐成熟成为一种特定的抽象文本语言的。
如果认定人类文明的演进中迟早会出现这种“表物体空间存在形式”的文本,那么,我们对“地图”出现的认识在时间上就会大大延伸:对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也会有了一个可“断代”的标志。
此外,对于一些难以断代,但十分特别的“地图”文本也可能有了明确归位。比如南太平洋岛国的先民们用植物茎枝编织的一种表示方位、距离、洋流、岛屿的“织物”,就可以归为早期文明制作的海图。
我对意大利卡尔瓦莫尼卡山谷岩画地图(亦称“巴都里娜岩画”)断代为公元前1500年(《伟大的世界地图》大百科出版社2017年3月版)始终心存疑惑。岩画在世界各地的大量存在与原始人类的栖居密切相关。早有地图学家将卡尔瓦莫尼卡山谷岩画做地图来研究,所以阙维民先生将断代3000年的云南沧源岩画“村落图”作“古地图”来研究便属正解。
说到岩画,我收有2002年土耳其出版的一部岩画图集中的几幅图(图1、2)。无论从任何意义上看,这图都只能以地图来理解。尚未产生文字的游牧部落要想把有关河流、草场、道路、居所、牛羊信息传给不同时空、不同条件下的同族子酮,岩画是他们跨时空传递信息的最有效的渠道。在这几幅图上,图像已经具有了抽象的意义,乃至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可能理解其意。
思考“元地图”的诞生,其实就是在思考人类图像表意的历史是何时产生,分辨其中以图像表现物体空间存在方式的那些文本。
这就是“元地图”,就是关注在马王堆或巴比伦地图之前,人类何时学会了用这么抽象的方式表达自己据以存在的环境!在这之前,人类看自然是“横着看的”,而地图是站在上帝的视角俯瞰大地,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跃升。
图3
然后涉及“造字”,尤其是“象形字”。象形、会意、形声、指代,中国字造字的核心是“象形”。甲骨文中表示地名的字几乎就是袖珍的“元地图”。图3是安阳殷墟博物馆里挂着的几个字,会意的“水”部旁表音的地名完全可以理解为具象的水系特征的描绘。
图4
苏三老师给过我一个字(图4),出在文怀沙先生编《四部文明》中,古文字专家说这个字读“爵”,与世袭的功名职官有关。我质疑此字或可做“法”解,其与金文中“法”的写法亦类。“藻”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据说它能辨别曲直,在审理案件时,它会用角去触理屈的人。许慎在《说文解字》十部上“鹰”部说:“蔼,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房所以触不直者去之。”因此“法”有“公平”之意,还有效仿、楷范的意思。
无论是“爵”还是“法”,我看这个字直是一聚落的平面规划图,屋舍布局(上),祭坛(中)还有播火(下)的位置都很清晰。从涉及祭祀场所的意义上,关合到“爵”与“法”都可通。重要的是在“元地图”的视角看来,这是甲骨文中的一幅村落地图。
游牧民族把“地图”刻在石头上,他们的岩画就是交流的语言。殷商王族恐怕只能刻在甲骨上。所以我在琢磨那块卜骨上的地名与造字的关系。
图7 ↑
有趣的是,一如甲骨文中“水旁”的造字方式。同为象形文字的古埃及文字中也有类似的字。研究埃夏文化对比的刘光保先生告诉我,中王朝表达一个州郡地名的古埃及字,就是由表灌溉田畴的网格状符号做“地名符”,辅以其它音、形符表区别的。(图5、6、7)
我把它们叫“元地图”,就是在精确地图出现之前的那些“地图”,或者可以理解为地图的文化史。
因为它们有表物体空间存在方式的地图特征,但是缺地图的要素,比如方位、比例与图例,到了西汉马王堆图,巴比伦泥板地图,这些就都开始有了。但是之前必得有一个过渡。
这个过渡就是农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使“游牧”变成了“定居”,生产方式的提高必然带来生存空间的拓展。文明程度的演进必然促使交通和贸易繁盛进而带来文化交融。
夏商两代均叠次迁都,大型建筑筑城必得有精确测量手段。史传河图洛书的出现于大禹治水同时代。只要想象一下罗盘作为“新技术”对于大流域范围治水的测绘的作用;就会理解这一传说的深远影响。般墟贝币出自南海,大型龟板出自马来半岛。远达万里的陆海交通何以缘图指向?
出土汉代的伏羲、女娲图中,做为测量工具的规矩赫然图上。必须指出,图腾手中执物,必是关乎礼仪典章江山社稷人伦安危的物件。规矩之用,非为祭祀,只有精确测量成为社会中一极其重要的能力时,测量工具才可成为图腾的一部分。
地图的形成必须与测量技术的成熟同步。地图的诞生过程只能是从局部测制到大地域图的连缀、修测。这些,亦与天文观测能力相关。
只要把史前文明——天文观测——祭祀建筑测绘——游牧文明的岩画——农业文明的交流需求——测绘工具的进化——要点局部图到点与点连接的广地域图——这条线索连在一起,这个“元地图”的逻辑端点就建立起来了。
文、图:杨浪(本刊特邀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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