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陈焕镛

陈焕镛在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就立下了保护与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学研究落后面貌的志愿。学成归国后，他先后执教于南京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与广西大学等校，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致力于植物的调查采集和分类学研究。1919年，陈先生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委派，赴海南岛采集，成为登录该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工作历时十个月，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之后又多次派遣队伍前往采集，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打下了基础。

1922年夏，陈焕镛和钱崇澍在南京筹得500元经费，和秦仁昌三人组织了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1927年陈焕镛又继续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建立标本交换关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随着馆藏的不断扩大，终于在1928年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馆。在标本管理方面，他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也为今日计算机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这个拥有70多万号标本的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在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957年后，陈先生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着手兴建华南植物园。从园址的选定至园内规划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规划。这个位于祖国南大门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建成为从事热带、亚热带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研究的基地，在植物学知识普及和科学研究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早在30年代，陈焕镛就提出发展科学事业必须大力培育人才。在科研和教学中，他向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基础与应用兼顾。早在南京金陵大学和国立东南大学教学时，他有感于当时的树木学教科书题材多为欧美树种，还为学生编写了英文版的《中国经济树木学》，介绍国产的用材和经济树种，为我国最早有科学名称的树木学教材。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还在南京郊外建立小园林，培育从美国带回来的棉花良种及其他国外优良树种，供学生实习研究。陈先生除精通英语外，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均通晓，而对拉丁语造诣尤深。为帮助我国青年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学习拉丁语，编写了《中国植物分类拉丁语基础》，很多专家都是用他编的教材来接受拉丁文启蒙教育的。

陈先生默默耕耘、艰苦创业，任教和科研几十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植物与林学人才，陈封怀、蒋英等第二代植物学家，都是在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实为一代名师。

陈焕镛工作勤奋，治学严谨，毕生致力于植物分类学研究，除前面提及的论著外，在国内外专刊上发表过许多论文。早在1922～1925年间就曾先后发表了《栽培在我国的中国松与日本松之比较》、《浙江树木二新种》和《我国樟科之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后来又和胡先骕合作编著《中国植物图谱》，是早期我国学者用现代植物分类方法研究中国植物的主要文献。在对华南植物进行广博研究的基础上，陈先生对中国樟科、壳斗科、绣球花科、苦苣苔科、桦木科和胡桃科等的分类有精湛的造诣，发表的新属在10个以上、新种在百种以上。他除了发现马尾树、观光木等珍贵树种外，还和匡可任教授合作发现了举世瞩目的“活化石”——银杉，在植物分类学上具有重大意义。

他所创办的植物学的英文版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共七卷廿六期，主要刊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这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刊物，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华南植物研究所在陈老的领导下又陆续编著出版了《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晚年又与钱崇澍合作主编了具有重要学术和实用意义的鸿篇巨著《中国植物志》。该志全书80卷126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之一。

陈焕镛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先驱和权威，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望。1930年8月，他率中国5人代表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并发表《中国近十年来植物学科学发展概况》专题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因而大会将中国植物研究列为重要议题之一。1935年，陈焕镛又应邀出席在荷兰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植物学会，被选为该会分类组执行委员会和植物命名法规小组副主席。1936年被英国剑兰学会聘为名誉副会长。1951年，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陈先生任中国4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会上他发表演讲，从中国古农学和遗传学的观点谈到水稻的起源，他的见解及精辟的词语使与会者无不叹服中国的古文化和科学成就。

陈焕镛（前排左二）、侯学煜（前排左三）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南亚栽培植物的来源及分布”学术讨论会

1958年他受中国科学院委派出访苏联，到列宁格勒动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考察访问。在访问苏联短暂的一个月里，他还为对方鉴定了大批采自亚洲各地的植物标本，得到苏联同行的高度评价。陈焕镛先生为植物学界开展国际交流，提高我国学术地位所作的特殊贡献，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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