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绿会秘书长谈经验和建议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急剧丧失等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环境挑战。在全球环境治理的舞台上，NGO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如何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如何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如何邀请国际社会组织走进我国并联合开展工作？6月24日，周晋峰秘书长以中国绿发会“走出去”的实践探索，分享了绿会在国际合作过程中的体会和经验，对于包括“如何认识NGO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领域获得影响力”、“如何实现这种影响力”等问题，分享了绿会的观点。

周晋峰秘书长表示，非政府组织（NGO）在国际政策、国际事务上发挥着极端重要的作用，从概念的产生，到推动、形成，很多都是来源于NGOs；包括在某些国际谈判的时刻，NGO都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不可或缺的作用。

总的来看，中国的NGOs由于历史、语言、文化、经费所限等多方面原因，在参与国际合作这方面一直比较薄弱。但是通过绿会五年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NGOs对国际政治、国际大势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如今人类已经从工业文明时代开始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在“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更加需要社会组织“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和事务，有效地助力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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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举例说，比如6月11日我参加的瑞典政府高级别圆桌论坛，此次圆桌论坛，邀请全球二十位杰出决策者，围绕粮食系统变革，探讨足以影响全球气候及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几个国家的副总统、部长，联合国几个重要公约的负责人均出席了此次论坛。会议上，我介绍了我国的情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也介绍了绿会的工作，使得国际上认知了绿会，同时也为我国习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为之呐喊，这对我们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的形象、合作、未来工作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意义重大。在最后的公开对话上，主办方也给了我们这家中国NGO以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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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9EAT斯德哥尔摩食物论坛”（EAT）上，《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安娜·帕斯卡·帕尔默（Cristiana Pasca Palmer）（左二）、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The Crop Trust）总干事Marie Haga（中）、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右二）、Bioversity International总干事Juan Lucas Restrepo（右一）的对话。摄/绿会良食基金主任简艺

同样，2018年12月，绿会代表赴波兰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角”系列边会。会议上，我们分享了作为中国NGO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工作努力与现阶段取得的成果。与会的主席、大使都愿意倾听我们的声音，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的代表团长还邂逅了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先生，最后解振华先生邀请绿会参加拟定于2019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UNFCCC COP25）。不少人看到了我们中国的NGO和政府之间的差异，NGOs有自己相关领域的独特圈子，值得高度重视和关注。现在每次波兰气候大会、EAT、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会议我们都是受到极高的重视。

周晋峰秘书长强调，这些都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NGO的尊重和渴望。我们曾与部长、大使们专门谈到政策、谈到“协调一致”的态度。这个“协调一致”的态度就是说，国际上关注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参与其中需要提什么？提农药？还是食品浪费？还是气候变化？这也是切入点。

周晋峰秘书长总结到，我们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们关注的问题形成了极高的声音、共识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提出我们的希冀。

一是希望得到更多来自我国各方面的支持，比如经费。中国大量NGOs走出去的路途很难，很大程度上是经费的缺乏。我们参加了大量国际会议和活动，发表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和见解、会见了许多重要政府代表和领袖人物等，但是没有得到来自有关方面的经费支持。

当然，我们在有限的经费下，仍然在积极探索“走出去”的高效率、创新的模式。我们已习惯于把每一分钱的效用都争取用到极致，买最便宜的机票、有时候为了省一夜酒店钱会宁可在机场多待几个小时。在人员配备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用最小的人、争取产生最大的效果。比如绿会参与国际会议，一般去1-2个人，同时都要争取举办至少一两场边会；我们认真积极的准备每一次国际会议和活动，并创新地通过“绿援”制度和青年人的参与来宣讲中国好故事、传播生态文明。很多国际上的人士通过我们了解到了生态文明，了解到了中国在环境治理上的勇气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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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希望得到行动纲领的支持。有关部门在会前、会后都缺乏一致沟通的态度，如果参会的NGOs和政府代表能够会前充分沟通，会议充分表达，会后一起总结改进，那么对于推动我国全球治理的进程，效果将会好很多。

（本文根据口述整理，未经本人核实）

整理/Ellean 、Talina 审/绿宣 编/An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