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近代文学观与科学传播（上）——谈任鸿隽科学救国的文学理念​

鲁迅曾经评价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1]，一语道出章太炎从事革命和治学的双重身份和成就。章太炎于1906年在“苏报案”发之后东渡日本，接受同盟会总部的倡议，出任《民报》主编，其间受留日学生的强烈要求开办国学课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均拜倒在他门下，日后成长为语言学家、文学家，直接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其实，还有一位弟子并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恢弘的历史书写中，却实实在在地通过另一种“文学”道路为新文化运动直接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与揭竿而起振臂一呼“文学革命”的胡适是亲密的朋友，参与胡适和梅光迪文言白话的论辩，极力反对“作诗如作文”的主张，用胡适的话说最终“逼上梁山”，只好孤注一掷将《文学改良刍议》寄给《新青年》，得到更为激进的陈独秀支持。这一笔历史过往尚没有让他留下过多痕迹，何况他提出大文学观，将科学文章纳入文学革命的谱系中去，这一文学见地能够纳入文学史研究。这位被忽略掉的文人就是任鸿隽。由于当今学科界限分明的缘故，影响了我们对整个现代文学革命生态的掌握和了解。我们所熟知的任鸿隽，是《科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中国科学社第一任社长，还拥有中国自然科学教育家、化学工业科学家、四川大学校长等诸多身份。拥有这些学术身份之前，他是一位追随章太炎有着排满革命思想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不但参与革命暗杀活动，同时还撰写发表引起社会轰动的革命文章。并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担任临时政府总统秘书要职。因而从政治救国转为科学救国这两个阶段来看，用“有学问的革命家”形容他也不为过，可谓步了老师章太炎的后尘。

从传统到五四，文以载道、“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姿态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所改变的只是“道”的时代内容[2]6（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现代白话文提倡文学要承载现代人的世界观，于是就有了以周作人、沈雁冰为代表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和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文学观念既要表达直面人生和社会的勇气，又要能承载现代人的苦闷和压抑，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和追索。但其实还有一派文学观点，在新文学宇宙爆发之际，与上两者文学观念一起诞生，但是却与新文学史擦肩而过，完全没有被历史记录在案。这批文人从小受国学浸染颇深，成年后沐浴欧风美雨，因为走上了自然科学研究之路，科学成为他们改造世界的武器。虽然文学离他们渐远，但天然的文学母文化给了他们理解科学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他们应用科学观念回看文学，然后用科学化了的文学观念对国人思想批判。于是就诞生了本土化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用任鸿隽夫人陈衡哲的话来证明，“ 那 时（1914年）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3]

任鸿隽试图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中文表达，将国文打造成能够与世界学术交流接轨的语言，即一套能够表述自然科学的汉语系统，这样的汉语系统因为富有理性能力可以承载自然哲学，形成新的价值观和审美体系。任鸿隽认为这才是新的文学。用他的话说，“文学主情、科学主理”，近代文学必须改头换面，能容纳和表达科学，才能以理智的情感打动人，教育和指导人生。这显然是中国传统的“主知”派古文观念在作祟。然而当时新文学在西方现代审美规定性的强烈影响下，章太炎所代表的这一派文学观终于成为文学史之外的文化存在至今。任鸿隽的文学观甚至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成为了科学史研究范畴。正视任鸿隽的“文学观”，分析近代文人的文化潜意识，才能全面考察新文化运动的全貌，了解文学革命的多重姿态，以及文人向学者转化、文学与现代学术彻底分轨的历史过程。

图1 任鸿隽（1886—1961 年）

图2 陈衡哲与任鸿隽

任鸿隽从小在晚清复杂的思想环境中成长。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在促进西方思想传播、达成文以致用、开启行动和思想革命闸门上发挥着共同的作用。任鸿隽出生在1886年，6岁进家馆学习四书五经打下很好的旧学功底。8岁时赶上多事之秋。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遭失败。维新运动之后，梁启超的“新文体”逐渐成为科举取士的流行文体，“做惯八股文的读书人骤然失去依傍，梁启超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便成为应试考者的枕中之秘”[4]。18岁时，任鸿隽以优异的传统策论文章考取秀才之名，于1904年“未废科举前最末一次考试”“以第三名”[5]被取为府学生。新式学堂的教育以维新思想为内容。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严复《群己权界说》，同时也有越封杀越流传的梁启超《新民丛报》，都激荡着年轻的任秀才之心，诱使他走上改良之路。“有人翻印梁任公之《灭国新法论》，读之尤令吾感动。”《灭国新法论》旨在宣传新民思想，呼吁效仿西方政治文化制度，在古老的中国掀起一场革命。慷慨的言论让年轻气盛的任鸿隽看来“渐不以校课为满足，而时时作改革运动。”学校面对这样不够安分守己的学生自然欲除之而后快，责令他转到短期师范班，一年半之后于1905年毕业。在这短暂的一年多学习中，维新派的今文经学煽动起了他的行动，而思想革命的种子则由古文经学播种。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訄书》进入他的视野。“答康书是以魏晋人的吐属，讲排满革命的道理，真是淋漓痛快，得未曾有。”“议论精辟，辞语尔雅，在当时谈革命的文字中可谓独树一帜。”“《訄书》则是他讲学的论著，文字艰深古奥，甚为难读。”尽管如此，“在一个暑假中仍把此书点读一过。从此对于太炎先生的思想文笔我是五体投地地佩服的。”[6]

图3 《訄书》 章太炎著 邹容题书名

《訄书》是章太炎的早期著作，也是章太炎第一部论学的综合型著作。这部书在章太炎的生涯中多次修订，体现了他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这部书于1900年4月刊行，由梁启超题写书名。这是章太炎思想与保皇派立场一致时期的集大成之作。然而之后章太炎与康梁思想决裂，走向排满革命。1902年重订《訄书》，1903年春《訄书》重订本脱稿，书名由革命党人邹容题写。任鸿隽称自己1904年读到了《訄书》，就是这重订之后的第二版，“记得《訄书》初版（实则第二版）的书面是《革命军》的作者川人邹容署签……”[6]这一版里收录的《客帝匡谬》《分镇匡谬》，是对过去保皇思想的纠正，“可见先生曾有一时期赞同保皇党的保满主张，而提出了‘客帝’这个新名词，但后来把这个主张改变了。”据任鸿隽说对章太炎的“思想文笔”佩服，不过是对用训诂、考据、义理的古文经学文章方法陈述革命思想感到耳目一新。从1897年章太炎在《经世报》发表《变法箴言》就提出“民不知变，而欲速其变，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7]这“合中西之言”的代表作就是《訄书》[8]219-220（章太炎大量吸收中外优秀的学术思想，“1903年他删革重订《訄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引述了大量西方近代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文学、语言学论著，甚至直接用作自己理论的依据。”）。这部书是他“儒学思想生成的初步”“取消作为传统文化支柱的儒学的神圣性，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人的意义和秩序世界，孕育着走向全盘西化的可能。”[9]章太炎从义理方面阐发诸子思想精髓，补正儒学的不足，突破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较康梁维新派托古改制来说将学术朝着近代方向推进一步。特别是将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引入，“使他的宇宙论和认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西学来补足的国学，迈出致用和求真的一步。国学具备求真和致用的能力之后，伴随着西方内容的大量输入，中国文化走向全盘西化自然就有了可能。章太炎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给了任莫大的文化力量和资源，给日后任鸿隽开启全盘西化文化之路打下一个思想基础。

从接触《訄书》开始，章太炎成为任鸿隽的精神偶像。偶像的力量到任1905年进入中国公学之后得到了倍增。中国公学——一所留日学生创办的学校——弥漫着强烈的排满革命情绪。“其（教育）程度仅为中等，而政治改革空气却极浓厚。余乐其与己见相合，故即居之。”[5]于是“剪发易装，虽由此冒革命党之嫌疑，不顾也。”任读书期间恰逢章太炎“于出狱后赴东京前，曾来公学洗过澡”，更坐实了“中国公学被认为革命党的大本营，并非无故”[10]，并且能与章太炎这位革命偶像擦肩而过，在任的笔触间流露出颇为自豪的语气。这种激励给任鸿隽留下诸多诱惑，为今后的师生之缘埋下伏笔。追随革命者脚步，奔赴日本留学，就成了任鸿隽的不二之选。

1908年任鸿隽到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四川分会会长。有感于革命党暗杀活动必须以炸药为武器，于是决计学习应用化学。“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5]。而此时，正值章太炎主持《民报》期间讲授国学。任鸿隽意外地得到了近距离跟随章太炎系统学习国学的机会，“于形声训诂及诸子源流之学略窥涯涘，顾亦可谓意外之收获也已。”用任鸿隽的话说，1908—1911在日本求学的三年，“自己认为值得的，恐怕是从章太炎先生读了几年国学”[10]。

章太炎在日本期间讲授国学影响颇大。许寿裳记录“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龚未生，钱玄同，朱逖先、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和我共八人”[11]，这一班八个人中并没有任鸿隽，因为鲁迅“怕大班太杂沓”[12]，请章太炎专门给这八个人单开了小班讲授。任鸿隽是大班学员。所谓大班，就是一班热心国学的留学生邀请章太炎讲国学，“在东京神田区大成中学借了一个讲堂”，“每一周一次，大约继续了一二年”[6]。讲习的内容包括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小学著作，包括《庄子》在内的诸子学，以及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章太炎讲座的内容后来被他整理成为《文史》《新方言》《岭外方音集》《庄子解故》《国故论衡》。

苏报案之后居于日本的这一时期是章太炎治学的黄金时期。在日本期间的章太炎在学术上完成了以小学为根柢，用唯识宗来梳理诸子学，将儒学的权威降低，以学术的观点和致用的目的，综合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达到思想革命的目的。对比康梁三统改制主张变法来说，章太炎国学研究所显露出的民族主义思想更符合激进的时代要求。而这种讲学更“主精深谨严”，是章太炎的治学所独具的。

李泽厚评价章太炎“很明显是担任了一个思想家、宣传家的角色。”“他主要是凭一支笔进行斗争，在思想领域内起了重要作用。”[2]389这种谨严的治学，充满着革命的情绪令任鸿隽颇为心仪。用笔战斗点燃了任鸿隽革命的智慧。首先，他仿照章太炎从古文经学出发，调用典籍、历史资源，用强大的论据论证陈述反满思想，“当时颇觉得于如何去学习中国文字已有把握，也曾努力做过几篇文章”，在四川保路运动时期，撰写的《川人告哀文》发表，引发舆论强烈反响[10]（据任鸿隽介绍，他参与四川保路运动，“做了一篇《川人告哀文》登在上海的《民立报》上，当时日本新闻界颇注意中国的言论，《川人告哀文》登出后，《朝日新闻》的上海访员曾打电到日本，说有这样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出现。我又曾受东京同学会的嘱托，做了一篇《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也是一篇激烈的文字。”）。他的革命能力得到孙中山赏识，一度成为辛亥革命胜利后临时总统府秘书，起草政治文章。袁世凯窃国之后，任鸿隽主动请辞赴美留学，竟遭到政府的挽留。利用古文经学从事革命斗争的活动完全是任对章的效仿。而他赴美留学，开办《科学》杂志，成立中国科学社，全力以赴思想救国，则更是得益于章的精神指引。这一阶段，密切跟随章太炎学习古文经学给他早年的科学救国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任鸿隽早年追随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的脚步，故而能将“义理、考据、词章”的治学方法融汇在对自然科学思想的传播和考察之中。因而他一进入美国，就有觉悟超越一个学科一种知识的界限，将科学知识、科学文化、科学思想通盘考虑，引入中文，这就是他1914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倡言建立“学界”的主要目的。其胸怀较其他留学生要博大和宽广。这是他后来之所以能担当《科学》杂志精神领袖所具有的高度。正如夫人陈衡哲记录任鸿隽所说的话：“‘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同时，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3]任鸿隽曾评价章太炎是“通人”[6]（参见任鸿隽《记章太炎先生》中说，“当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时，有一天我们见先生的门首列了一个小榜，把中国古来的文人分为几类：第一是通人，如东汉的王仲任、仲长统，隋的王通，宋的司马光，属于此类；……我们当时窃窃私议，以为先生是属于第一类的。”），即学者和文人的特点兼而有之，因此“通人”的理想成为任一生致力的目标。因而他在20世纪初坚持用古文妙笔谱写科学思想，并将之视作文学。而且身体力行这一文学观，鼓励文学走上理性的道路。正因此，他与好友胡适进行白话文辩论时，认定“绩学”而非语言形式才是文学革命的要义。文学内容远比“文从字顺”的形式革命更有意义。文人学者化才是彻底实现文学革命的根本之道。

今天看来，科学化文学观是一种非常机械的文学观念，却是近代文章学向现代文章学迈进的重要一环。自康梁今文经学利用夹杂中西词汇半文半白的“新文体”和气势滂沱的语言气势征服读者心灵，到章太炎古文经学从字源训诂入手，以大量中国经史、西方思想严密论证、到任鸿隽进一步强化用自然科学改观文学，走出一条科学化的文学之路，这一条发展脉络既可以印证西学东渐日渐加深直至全盘西化的过程，也可看出近代文人向现代学者迈进的历史步骤。研究此可以发现文学和学术脱离、近代文人和现代学者身份分离的轨迹。

但是，任鸿隽潜意识下的文学情感，无意识地充当了学术全盘西化的媒介策略。西学东渐以来，愈加追求功利实用的文学也最终一步步脱离中国文章学的范畴，成为现代学术论说文的雏形。而当时，新文学正加急跃进，在西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潮中朝着独立审美特质的方向发展。现代文学和现代学术最终脱离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学”的共同源头而各自发展。

图5 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合影（1915年10月25日，康奈尔大学）（前排：赵元任、周仁，后排：秉志、任鸿隽、胡明复）

图6 《科学》创刊号，19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