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我国天文科普图书出版回顾（下）

不仅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节目具有舆论引导的功能，图书也具有舆论引导的功能，而且图书出版对舆论引导的效果更加持久。无疑，天文科普图书也有引导舆论的作用。比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及其传播，摧毁了中世纪的神学“地心说”，因此引发的天文学变革与宇宙观变革被称为“哥白尼革命”。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天文科普图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天文知识的提高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毋庸讳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我国天文科普工作还基本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为扫除封建迷信服务，具有很大的“扫盲”意味。

“文革”期间，受政治斗争的影响，此时出版的天文科普图书，虽然有一些天文史料和科研成果作基础，但是在方法上却局限于用革命领袖的有关语录来诠释和论证天文学相关的科学问题。比如，第一版和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被认定为鼓吹“知识万能”的“毒草”，遭到猛烈批判，介绍太阳黑子的文章也被曲解^[5]。1970年，强调“政治正确”的“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天体史分册，每册均印有“毛主席语录”。《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史分册还批判了一些宇宙假说。严厉的批判仍然抵挡不过读者的狂热阅读需求。“文革”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突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在科技方面的新成就，强调使科普读物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创造了政治浪潮中科普图书出版的传奇。“文革”后，《十万个为什么》虽然不再一枝独秀，但是品牌仍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文革”之前，我国出版的天文科普图书，强调为意识形态服务，注重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的培养。例如，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的《月亮的故事》和《太阳的家庭》等；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食和月食》《宇宙》和《地球》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认识地球》和《认识宇宙》等。这些丛书对于破除人们的迷信思想，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历算历史悠久，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在近现代天文学发展上，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悬殊。1970年以前，我国出版的年历主要参考苏联和欧美的历书。1970年，紫金山天文台出版了《1970年天文年历》，在其序言中写道：“中国天文年历的诞生表明，依赖‘洋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9月，新中国虽然尚未成立，中苏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苏联政府免费赠送了中国5 000种俄文版的科技书籍，每种两册。苏联政府赠送中国的俄文版科技类图书，经有关部门选择翻译出版后，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6]。

根据李元1953年10月发表的《新中国的天文工作》一文：新中国成立四年来，我国天文科普的编译出版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苏联通俗天文图书译成中文出版的，已有二十多种，成为广大读者热爱的读物和普及天文的资料，对新中国天文普及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我国天文普及工作者1950年9月的首都中秋天文展览和1951年2月兰州西北人民科学馆的天文展览等的最好材料。我国自己出版的通俗天文图书等也有二十多种，大多数作品的质量都较解放前提高了不少。比如，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天文爱好者手册》，由苏联的库利考夫斯基著，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翻译。这本书对推进我国天文教育与科普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此书还多次重印^[7]。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像一根红线贯穿全书之中，并对唯心论进行批判，是这些翻译出版的苏联天文科普图书的最大特点。刘孟虎在《通俗天文书籍的现状》中这样评价翻译的苏联天文科普图书：“给我们以科学的、系统的关于宇宙的构成、运动和发展的知识，帮助我们培养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比如，《宇宙》由阿姆巴楚米扬著、何仙槎翻译。该书介绍了关于宇宙构造的各种观点的发展历程，根据苏联天文学的研究成就，阐明关于宇宙构造的新观点，并对宇宙热寂说和膨胀说进行批判。该书时代特点非常鲜明，还从米丘林生物学说论证了宇宙的生命问题。

在这一时期，中国还引进了苏联天文科幻小说，这些科幻小说大部分与宇航、“外星人”有关，这与苏联是宇航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故乡以及苏联的宇航成就有关。比如，1956年和1958年我国出版了齐奥尔科夫斯基著的《在月球上》和《在地球之外》两本科幻小说。《在月球上》通过一个小朋友的梦境描写了月球上的景象。《在地球之外》描写了2017年的航天旅行，一群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在苏联科学家伊万诺夫的带领下前往太空，环绕地球航行，经月球飞向太阳系的历程。这两本科幻小说还附带有两篇文章，介绍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生平和成就。

1953年，为纪念哥白尼诞辰480周年，竺可桢和戴文赛出版了《纪念哥白尼》一书。1953年，北京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也出版了《哥白尼逝世四百一十周年》。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苏联伊捷里松等著、何仙槎翻译的《宇宙的地球中心说·宇宙的太阳中心说·哥白尼》。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珩的《哥白尼》。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天文学界和科学史界就开始酝酿筹备哥白尼诞生500周年庆典。1973年6月，中国天文学会举办了《纪念哥白尼诞生500周年》展览，展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的和哥白尼有关的数十册书刊。随后，我国出版界又出版了一些有关哥白尼的科普图书，掀起了一个相关主题图书出版的小高潮。此外，北京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哥白尼的故事》等通俗读物。197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启斌翻译的《天体运行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可著的《哥白尼和日心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钟山行著的《杰出的天文学家哥白尼》^[8]。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伽利略的名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哥白尼诞生500周年纪念活动，还直接“解放”了一些天文工作者，有力推动了我国的天文科普工作。1973年，席泽宗、严敦杰、薄树人等人合作发表《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纪念哥白尼诞生500周年》一文，产生较大影响。席泽宗由此获得平反，重新开始天文科研工作。

1950年，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做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决议。在随后的识字运动中，全国各地迅速办起了多种多样的识字班，“速成识字法”被创造并推广。据统计，1950年全国农民上冬学的超过2 500万人，1951年全国农民上常年夜校的达1 100万人。

天文科普图书也为扫除文盲做出了贡献。1952年，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咸著的《太阳》，是当时的速成识字补充读物。该书文字简单、绘图清晰、语言口语化，比如“让太阳给我们做工”，介绍我们对太阳能的利用。这种形式的天文科普图书，既有利于知识的普及，也符合识字班的实际情况。1952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定、朱海等编写的《日月星辰》，介绍了有关地球、太阳、九大行星、月亮、月食和日食、天河、流星等知识。该书是速成识字班补充读物，很多部分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配有图片，在学习汉字的同时，也普及了天文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儿出版工作。我国出版界出版了一些介绍我国古代和现代科学家发明创造的故事以及中国古代的天文传说，向少年儿童灌输爱祖国、爱劳动、破除迷信、打破陈规、大胆创造的思想。比如，盛森著的《星星的故事》，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民间故事集，包括巴谷星等八个传说故事，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星空的美好希望和美丽幻想。这些传说既对培养少年儿童的道德品质有所帮助，也有利于提升读者对星空的科学认识^[9]。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引发了一场学习卫星知识、探索太空奥秘的热潮。为了满足群众学习的需要，帮助群众了解人造卫星常识，1970年7月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了《人造地球卫星》，这是第一本记载我国航天成就的科普图书。在那个图书匮乏的年代，《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版发行就好像一场科普及时雨。《人造地球卫星》介绍了太阳系构成、万有引力、火箭发射原理和人造卫星的科学价值等有关常识，图文并茂。毋庸讳言，《人造地球卫星》的字里行间处处留下了“文革”的烙印。但是，《人造地球卫星》全书洋溢着扬眉吐气的自豪感，激发了青少年对科学尤其是天文学的兴趣。

除了引进苏联天文科普图书之外，《大众天文学》的翻译出版是我国天文科普的重要事件。《大众天文学》是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见图3）在1880年所著，畅销多年。20世纪20年代，天文学家高鲁曾想翻译出版该书，但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天文台台长李珩在李元和科学出版社的夏墨英编辑的帮助下，完成全书三个分册的出版工作。第一、二分册于1965年出版问世（第一分册封面见图4），广受好评。“文革”开始后，《大众天文学》受到批判，被认为是宣扬资本主义文化的“毒草”。1966年，第三分册虽然已经印好，但被禁止发行。直到2002年才由李元修订再版，我国几代天文人的夙愿终于实现。

图3 弗拉马利翁（1842—1925年），朱维西天文台的创始者（1883），法国天文学会的创办人（1887）

图4 《大众天文学》第一分册封面图

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短缺、书荒环境和新中国第一个科普高峰，共同造就了《十万个为什么》的诞生和销量的辉煌。《十万个为什么》系列图书语言浅显生动，姿态平易近人，是深受读者喜爱的科普读物。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出版了第一版，1965年出版了修订版，都包含天文分册。张钰哲、戴文赛等天文学家亲自参与了编写工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进行了报道，不到两年时间就印刷了580多万册。1962年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注重普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比如及时介绍苏联将加加林送入太空的情况，一经出版发行就引起轰动。

图5 《十万个为什么（3）》封面图

高士其是我国著名的科普先驱，一生致力于科普事业。高士其在天文科普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向宇宙进军的冲锋号响了》《人造彗星红又高，高飞太空显奇功》《打通宇宙空间的航路》《星际航天家离开地球以前》《向宇宙进军的一年》《天的进行曲》《人类访问月球和火星的日子为期不远了》等^[1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士其著的《太阳的工作》分别于1954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封面见图6）和1956年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其中对太阳进行了拟人化的描述。对于新中国建立后仍然健在的著名作家和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的作品，北京图书馆出版的《开放图书目录：社会科学部分1》只列举了6位作家6部作品的14种版本，其中就有高士其的《太阳的工作》2种版本^[11]。由此可见，《太阳的工作》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

图6 《太阳的工作》封面图

为了搞好小型展览和教学的需要，李元和卞德培合编了一套大型科普活页图册《天文学图集》，开创了我国太空美术的发展。这本图册1954年由上海新亚书店出版，1957年又由上海教育图片出版社出版，也曾有过香港版，其中许多图片曾被广泛采用，国内至今尚未有超过这套图集的天文科普图册出版^[12]。

承载着普及天文知识使命的天文科普图书，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作用。笔者结合从事科普工作的经历，对做好天文科普图书的创作、出版和发行有一点思考。

我国古代天文学的萌芽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唐朝的科举制度设有明算等六科，明算科主要是关于数学、天文和历法知识。宋朝在历法考试中则要求考生推算某年日食、月食的具体时间等。遗憾的是，目前我国中小学课程中很少涉及天文学知识，只是在地理、自然和物理课中捎带讲一点，这完全跟不上现在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和了解。其实，人类的基础科学有数理化和天地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数理化和地生都有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唯独天文学没有，这就造成孩子从小无法接触到完整的科学教育^[13]。但是，天文学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普及，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教育部门应该认识到天文学的重要作用，将天文学的有关知识纳入中小学课程之中。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编著天文学选修教材，在具备条件的学校开设选修课。

要加大天文科普图书的资助力度，在创作、出版、发行、销售、阅读各环节提供政策支持。比如，国家政府部门或科普机构可以通过制定有利于天文科普图书创作发展的政策，发挥其引导职能。出版社要抓住国家政策，充分利用好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各类书屋和馆配政策，扩大天文科普图书的传播渠道和影响范围。

内容要交叉，形式要丰富。天文科普图书的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天文科技知识。既要包括经典的天文学知识，也要涉及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交叉融合内容，更要及时跟踪天文学的重大进展。天文科普图书的形式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小品等。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让天文科普图书骑上互联网这匹快马，扩大传播范围。

要深度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天文学方面的古籍，在国家或行业的引导和支持下，着力面向世界推广展示中华文明和智慧的天文科普图书，增强我国在国际科学传播领域中的话语权。同时，要扩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交流，保护知识产权，增强对国际一流天文科普图书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