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剂盛行原因分析

科技工作者之家 2019-10-10

来源:中华中医药学会

丁毅1,傅延龄2

宋代散剂盛行原因分析


宋代散剂盛行,这种独特的状况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的。首先与宋朝初年一些医事活动有关,一是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诏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林医官瞿煦等九人,参考《本草拾遗》《新修本草》等书,编撰成《开宝新详定本草》;第二年(974年),复命马志等人重详之,最后定名为《开宝重定本草》。二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命道士王怀隐、王祐、郑奇、陈昭遇等编修大型医方书《太平圣惠方》,以隋代太医令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冠其首,而方药次之。以上这些医事活动都有道士的身影。另外,宋太宗在《太平圣惠方·序》中提到,“朕昔自潜邸,求集名方,异术玄针,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余首,无非亲验,并有准绳。贵在救民,去除疾苦,并偏于翰林医官院,各取到经乎家传应效药方,合万余道”。可见《太平圣惠方》中有宋太宗自己亲自收集的妙方、验方,他对方剂的疗效及剂型的区别也必有所了解。


道教与散剂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四民说”,为士、农、工、商,这是对平民职业的基本划分,但其排序历代有所不同。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曾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指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最先订下“士、农、工、商”的次序,一直沿用至今。《管子》有文记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到了宋代则扩展到“六民说”,即认为除了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又有兵与释道二种特殊的“民”。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在《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中提到,“古者四民,秦汉之下,兵及缁黄共六民”。这种认识反映了宋代的道教徒、佛教徒已经成为世俗统治者治下的臣民。在某种程度上,道、释之徒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职业。


道教是我国本土出现的宗教,是指以“道”为最高信仰,故名。道教的创立是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的基础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依据,承袭了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之说衍化形成的。《魏书·释老至》认为,“道家之原,出于老子”。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道家创始人老子在函谷关令尹喜的请求下,著有五千言的《道德经》。道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周著有《庄子》一书。这两本著作被后世的道教奉为必须习诵的经典,可见道教是从道家蜕变而来。


早期道教的形成是在西汉时期,主要是在民间发展,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近一千年的发展,道教得到了改造和充实,在民间以及士族间都得到了很好的推广与普及。而隋代是道教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到唐代道教达到了鼎兴。唐末宋初时期虽然各封建统治者对道教仍然崇信并加以扶持,但是从整体来讲还是处于发展的低潮。


北宋的统治者继承了前朝儒、道、释并重及对道教崇奉、扶持的政策。开这一风气的创始人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宋太祖赵匡胤未做皇帝之前,便与道士交往甚密,夺取后周政权时,曾利用符命为自己制造夺权舆论,还利用华山道士陈抟为其争取群众。称帝后仍然对道教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宋太宗不仅继承实行宋太祖对道教的政策,对道教的崇重甚至超过其兄长宋太祖。


随着宋初两位皇帝的示范性作用,道教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普及,到宋仁宗末年,涌现出奠定理学根基的北宋五子及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学、苏东坡为首的蜀学和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他们的学说都或多或少带有道教的思想。如周敦颐《太极图说》、邵雍《梅花易数》《皇极经世书》、程颐《伊川易传》,均有宋初道士陈抟《先天图》的影子。


黄老学派除了修炼内外丹以外,还为实现长生不老、提高生活质量而提供医药保障手段,因此,研习和运用医药学也就成为必然。《抱朴子·内篇》云:“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陈撄宁也在《仙学详述》中提到,医道与仙道关系非常密切,但凡学习道术者,都知道医术。葛洪的《神仙传》记载了84位神仙,有14位与医药有关。《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均与道家思想有关,很可能是由道学家整理、编撰。另外,正史记载的晋朝葛洪,南朝陶弘景,北朝徐謇,隋唐杨上善、孙思邈、王冰,宋代王怀隐,金代刘完素等等都是道医,他们对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们认为,散剂是从丹药演变而来。丹药在我国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早在《周礼》中就有“凡疗疡,以五毒攻之”的记载。汉代郑玄注曰:“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方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蝥,置石胆、丹砂、雄黄、矾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败骨则尽出。”可以看出,“五毒”即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丹药。后来的《淮南子》《神农本草经》都有一些关于炼丹的原料,东汉著名炼丹家魏伯阳(100~170年间)撰著的《周易参同契》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关炼丹的著作,历史上著名的丹药比如红升丹、白降丹,就是把药物制成粉末。


历史上最有名、影响范围最大的散剂应该是五石散,亦称寒石散。《抱朴子·金丹篇》就载有其组成,曰“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癸巳存稿》曰:“《通鉴注》言寒食散盖始于何晏。又云:炼钟乳朱砂为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凉,衣以薄,惟酒微温饮,非不火食,其法汉张机制,在《金匮要略》中。”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里引晋代名医皇甫谧语,曰“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世说新语·言语篇》曰:“何平叔: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晋代士大夫服五石散达到一个顶峰,对此鲁迅曾专门写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加以讨论,认为魏晋文人衣大、穿屐、散发都与服五石散有关。


其实早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有关于五石散的记载。齐王的医生因为自己生病,“自炼五石服之”,淳于意给他诊过之后告诉他“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臃”,并分析说“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鑱石’”。可见服五石散可能在前秦、西汉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五石散从医家的自服治病且要辨证论治之方,逐渐随着玄学在魏晋时期的兴盛而成为士大夫文人的平常生活保健之品。另外,当代著名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余嘉锡亦著有《寒石散考》,对寒石散产生的背景、历史轨迹、所治病症、所以发病、散发后病状及其将息节度之法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方出于张机,而不知魏晋人所服,已屡经加减,非复仲景之旧”。


另外一个著名的散剂就是外科手术用的麻沸散,《三国志·华佗传》曰:“当须刳割者,使酒服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痛苦在腹中,便断肠浣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而麻沸散的创造发明者华佗也是道教信徒,《后汉书·华佗传》形容他“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也说“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风百岁,而貌有壮容”。


也许最早的散剂是赤松子服用的冰玉散,但是散剂在临床的应用确实已有千年的历史。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五十二病方》,成书约在公元前3世纪末战国时期,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部方书,其中就载有散剂。散剂是该书方剂数量最多的剂型,可惜的是无散剂之名,如“一方:屑芍药,以□半杯,以三指大撮饮之”。在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亦载有散剂,如《素问·病能论》记载:“有病身热解惰,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风。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泽泻、术各十分、糜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散剂甚多,亦最先提出了“散”剂的名称,如五苓散、四逆散、瓜蒂散、牡蛎泽泻散、当归赤小豆散、当归芍药散、薏苡附子败酱散等多首著名散剂,至今仍在临床应用。其后与道教有关的医书中散剂更多,如晋代著名医学家、炼丹家、道教人士葛洪编写的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以及带有神秘色彩的我国现存最早的痈疽及金疮方面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又称《神仙遗论》),都载有大量散剂。


另外,散剂也与道教服食有关,因为学道者必须讲究服食草木金石之药品以求长生。服食除了现在普遍认为的金石烧炼而成的丹药,还有草木药。《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药物共365种,分上品、中品和下品三品,曰“食草者壮健多力,食肉者勇悍轻疾,食谷者智慧聪明,食石者肥泽不老,食芝者延年不死,食元炁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杀。是故食良药与天相毕,日月列导,中经地不灭”。其中记载的一般“金石药”即矿物药都需“炼饵服之”。葛洪引《神农四经》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其在《抱朴子·仙药卷第十一》中记载:“天门冬……入山便可蒸煮啖之,若取长服,足可以断谷。若有力可饵之,亦可作散,并及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及夫木芝者,……大者重十斤,末服之,尽十斤,得五百岁。”


宋代张君房集撰的大型道教类书《云笈七签》,收录了宋以前全部古道书,书中就记载:“但服此叶,或捣为散,或以蜜丸,服之皆得仙也”;“……服饵丸散,特宜慎之”;“炼之有法,唯宜精细,不尔入肠大害,令人虚劳,为丸散用之,并正尔捣筛,殊为末”;“性亦好服饵,或有投以丹药、授以丸散”。其在“方药部”记载的很多方药既可为散,又可为丸,如“黄帝四扇散方:松脂、泽泻、干姜、干地黄、云母、桂心、术、石上菖蒲,右八味,精治,令等分,合捣四万杵,……旦以酒服三方寸匕,亦可以水服,亦可蜜丸如大豆许,二十丸至三十丸……”。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中也有记载:“论曰:凡人春服小续命汤五剂,及诸补散各一剂;夏大热,则服肾沥汤三剂;秋服黄等丸”。由此可知,不仅仅是丸、膏、丹大多数与道教修炼有关,其实散剂亦与道教服食丹药和草木药有直接关系。


另外,最早记载“煮散”的两部方书也与道士有关,一部是《肘后备急方》,在《肘后备急方·卷二·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中记载:“避瘟疫药干散,……病已四五日,以水三升,煮散,服一升,覆取汗出也”。另外一部是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书中载有丹参牛膝煮散、丹参煮散方、安心煮散等共11次“煮散”。但煮散的应用则可追溯至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书中虽无“煮散”之名,但有应用之实,包括去渣服用和连渣服用两种形式。煮散的盛行,据现有史料,始于唐末、五代,鼎盛于宋,衰于明清。我们认为,“散剂”与“煮散”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煎煮形式的差别。


可以看出,随着外丹术在唐初的兴盛到唐末的衰败,其中某些服食方法及方剂以医术的方式被医家所吸收提炼,也许这是导致宋朝散剂盛行的原因之一。


宋初皇帝与散剂


当然以道士的一派之力很难让宋代广泛应用散剂,散剂在宋代的推广还要得益于皇帝的推崇。《宋史》记载开国皇帝赵匡胤与赵匡义两兄弟出生军人世家,前半生都是戎马生涯,但是他们都对医学有所造诣。如此特殊的职业与经历使他们对于医药的认知和处理必然不同于普通百姓。


据史料记载,北宋的首都开封的医药曾一度是短缺的,《宋会要辑稿·职宫》中记载,“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二十六日,诏:访闻近日在京军民难得医药,令开封府体访。如委是人多病患,可措置于太医局选差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分认地分诊治。本府那官提举合药并日支食钱,于御前寄收封桩钱内等支破。候患人稀少,即罢”;“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十二日,诊御脉判太医局樊彦端言:近东京差到太医局学生九人,欲乞收管在局,依祖宗旧法,专一医治殿前马步军、三司诸军班直,遇有缓急病患,依本局自来立定条法,差拨逐处医治。从之”。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十五日讲议司奏议中提到此事,认为“为惠甚博,然未及推行天下。继述其事”。由此则知这仅限于京师,未能推行全国。


在宋政府控制下其行政命令推广之艰难尚且如此,更何况唐末宋初之间百年,藩镇割据,短短几十年间更换了五个皇朝、十三个君主。欧阳修曾在《新五代史》中慨叹,曰“五代为国,兴亡以兵”;“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直至北宋初期,后蜀、南唐、吴越等政权还相继存在。长期的军阀混战,对当时的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封建君主靠军权而获得君权,封建统治者对于军中医务工作及兵士的健康是非常不重视的,相比之下他们对宫廷医药极其讲究,设有“御医”等专职人员。唐代军医崔知悌曾描述自己著书原因,“仆褰帷之暇,颇敦经史,逮乎药术,弥复关怀。今历选群方,兼申短思,苟非切要,讵能载录。晚述职孤城,空庄四绝,寻医访道,理阙多疑,岂得坐而相守,以俟其毙。此书所记,故缘于此。盖拟备诸私室,未敢贻厥将来,必有以为要,亦所不隐也”。从中亦可看到战争的残酷性、毁灭性,以及边疆地区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生活质量低下,军中药物短缺。


军中如何有效地处理有限的医疗物资,不仅关系到士兵的性命,也关系到将领军权的稳定。由河东节度使都虞候李筌撰写的我国古代重要兵书《太白阴经》可以窥视一斑。《太白阴经·药类方》中20首方剂就有15首散剂,可见散剂在军中是广泛应用的。如“疗时行热病方:栀子二十枚、干姜五两、茵陈二两、升麻五两、大黄五两、芒硝五两。右六味为末,米汁调服,空心,三钱匕,须臾利,不利则暖粥投之,利多服浆水止之,阴阳毒不可服。疗赤班子疮:栀子二十枚、茈胡三两、黄芩二两、芒硝五两。右为细末,饭饮调下,三钱匕,以利为度”。

据王焘编撰的《外台秘要》引用的方剂统计,崔知悌的方剂也多为汤、丸、散剂,散剂占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可见军中的药物处理成散剂也许是最节约成本的方式,既便于保存,又利于运输,服用也很简便。由此可见,正是宋高祖、宋高宗的军旅生涯,及对军队的医疗卫生的了解,煮散剂的长处才被认可,从而得以推广和普及。


小结


宋以前主要21部医书记载频次前4位剂型分别为散、汤、丸、膏,散剂在21部书中均有出现,汤剂、丸剂出现于20部书中,18部载有膏剂。由此可见,散剂在宋代以前已广泛地应用在临床实践中,至宋代散剂的使用就更加广泛并且盛行起来。


另外,不得不提佛教对散剂的推广及促进作用,如龙门石窟石刻药方中散剂是使用最多的剂型,其服用方法也很多,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间治病用药的特点。还有唐代蔺道人所撰《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书中载方46首,散剂就有15首。这些都对后世应用散剂有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由道士发明创造的散剂随着道家在民间及士大夫之间传播,散剂逐渐进入到医药领域,其简、便、廉的效果深入人心,再加上宋代皇帝的表率与推广作用,使散剂的应用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

文来源《中医杂志》 , 2014 , 5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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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acm01 中华中医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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