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一位已93岁高龄的国际知名老工程科学家,每年还要完成30多次的应约出差任务。祖国广袤的锦绣河山,崇山峻岭、长城内外、黄土高坡、沙漠荒原和江河海底,处处都留有老人的足迹和身影。
这其中包括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港珠澳大桥、崇明长江第一隧桥等令世界瞩目的国家级重大工程;还有:秦岭终南山、甘南木寨岭、兰武客运专线乌鞘岭等众多越岭铁、公路隧道;以及厦门翔安、青岛胶州湾2座海底隧道,钱塘江隧道等水底越江隧道工程;上海、北京、天津、西安、南京、重庆、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的轨道交通/城市地下空间和许多各类别隧道工程;虎门、江阴、润扬、苏通、阳逻、泰州、杭州湾、深中通道等许多座跨江特大跨度桥梁等等,不一而足。其他,在水电地下厂房和输水隧洞、滇中引水工程、煤炭矿山、各类市政建设工程与国防和人民防空等领域也都不乏他的卓越见树。
一生潜心致志、默默奉献,在生产第一线以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实际工程难题,这是我国桥隧结构与地下建筑工程的权威学者、工程技术专家孙钧院士一生永不懈怠的追求。
大学时代,孙钧成长为一名党外积极分子,投身参与了多次“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1949年 5月在隆隆炮声中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孙钧说,在爱国学生运动的历练中,自己逐步树立了爱祖国、爱人民的革命人生观。在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孙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6月,孙钧在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结构组毕业,因在交大所学专业课程“结构力学”的笔试成绩满100分,被当年华东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相中,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职业生涯,后经组织安排调回母校从事教学任务。1952年秋全国院系调整,他来到同济大学工作,这一干就是整整67个年头,直至今年初光荣离休。孙钧着笑言,自己比常人已多争取工作了33年呀,人的精力也有“塑性”,不是照样干下来了吗?
孙钧刚来同济担任苏联钢桥结构专家的技术翻译时才27岁。“记得刚来同济的时候,李国豪校长(当年任教务长)在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会时谆谆告诫青年教师们要自律、勤勉,在毕业后的5年内如果未能养成‘自学和治学’这两种能力,日后年岁渐长、工作和家庭又诸事纷繁,科研之路便难以坚持走下去。懊悔终身却晚了呀!”一番话使孙钧深受感触,自年轻时候起,他就一头钻进渊博的知识海洋中汲取营养,几乎天天要到凌晨一、二点才上床。孙老笑称,在自己每天专心做研究时,连妻子催他吃饭也听不见,只有走到他身旁差不多揪着他耳朵大声嚷叫了,才让他猛然从“学海”中惊醒。哦,要吃饭了呵。
一切以国家需求为自己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在科研道路上,孙钧数十年来从力学到桥梁,又进而转到岩土和地下工程,先后改变了三次专业方向。每次专业方向转变,孙钧都满怀热忱地重新开展对新领域的研究,认为都仍是以“结构”一词为主线,原理相通,再将自己所学所得设法应用并反馈于国家建设的生产实践。
1960年至1963年,孙钧主持并负责了我国第一座特大型地下飞机洞库和所配套的地下储油洞库工程的重大建设任务;1964年至1966年,他又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承担了上海市扩大试点地铁工程、第一座地下铁道车站——迄今国内外最大的预应力混凝土气压沉箱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并担任了上海第一条黄浦江越江打浦路隧道工程设计和施工的技术专家,负责主持了该隧道备用车道连续沉井的工程建设任务。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叶始,他带领团队成员和一批博士生、博士后,与现场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结合约共40余项重大工程的建设任务和国家“六五”“七五”“八五”和863等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以及20余项由国家与省市、部委下达研究的科学基金重大、重点和面上课题,就发展岩土材料工程流变学和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地下防护工程抗爆抗震动力学、城市环境土工学及人工智能科学在岩土力学与工程中的应用等前沿学科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依靠自己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孙钧总是将工程问题升华到从机理和本质上来认识,并作出系统深入的分析探讨;再将阶段成果反馈到工程实践中去,作进一步地充实、完善、检验和提高,最终为生产建设所用。他遵循“实践论”的观点和方法,获得了一个个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成果应用于生产实际,取得了巨大的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孙钧担任了我国长江三峡工程的特聘专家,为三峡永久船闸高边坡岩体的局部稳定与闸室墙体的变形控制做研究,前后20多次下川江、攀爬坛子岭而劳碌奔波;还为上海宝钢三期工程的外港建设伏笔疾书研究报告。他书案上的台灯每晚总是要亮到下半夜,而第二天一早,人又在飞机上了。
在担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分工负责《土木工程学报》审编期间,孙钧更是秉承理论要服务于生产实践的原则:“审阅所投稿的那些文章,即使理论分析再怎么深刻、再怎么细致高明,要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我都不会轻易让它发表。”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坚持着“实践出真知”的原则。
2008年汶川大地震爆发,那时孙钧已是82岁高龄。当年,刚在医院完成心脏支架手术的他,听闻学校组织赴灾区抢险和参与重建任务,因为现场遇到了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堰塞湖”难题,他强烈要求出院,想奔赴灾区进行实地声援。虽然被院长再三劝阻而只得留下来,但躺在病床上的孙钧仍尽可能搜集相关信息,针对难题进行研究,最终形成两篇调研报告,由中国科学院转交相关部门,以供决策参考。
孙钧动情地说道,虽然老之早至,但回首往事却还没有一生碌碌无为的嗟伤和感喟。他对得起自己的过去,数十年来丝毫未敢有些许懈怠。
今天的孙钧依然惜时如命,一分钟也舍不得虚度。他说,今天的时代真是太精彩了,国家和自己的专业(岩土力学与工程、隧道与地下工程)都还需要我,我要注意身体健康,还有许许多多做不完的事。他不甘心就此撒手西去,要看看祖国光辉璀璨的明天,圆我伟大中华的强国之梦。在建设“真空隧道”和探讨“软岩大变形病害的非线性流变机制及其工程整治”,以及“人工智能机器深度学习”等几个学术、技术研究领域,他还在与团队成员一起继续努力以赴,不敢也不甘心落后。
对于青年学子们,孙钧也从不忘悉心培育和教导。在2018年5月初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举行的一场报告会上,在题为《永不懈怠的追求——与青年师生们浅谈科学、人生与未来》的讲演中,他以身说法、介绍了自己一生潜心做科研工作的认识和体会。他认为,做科研最核心的要领是“兴趣”两个字。有了兴趣就会去钻研,而钻研进去了就更有兴趣,更有兴趣就更加钻研……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在浩瀚无垠的科学海洋中奋力搏击、争先,成功的彼岸就自然会向你招手。他恳切地告诫学子,成功人生靠的是4个方面,那就是:勤奋、机遇、环境和才干。读书的时候要带着问题学,才能立竿见影、事半功倍;要讲究学习效率,探索出怎样结合自身实际条件做学问的方法和技巧,而不只是加班加点。
孙老最后说,西方有句谚语:“Never say too late & too old to learn & to do(“只要肯学肯做,永不言晚言老”).这话说的有多好呀!”孙钧是这样说的,也正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