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轻舟 (《大学科普》编辑部)
Mensus eram coelos, nunc terrae metior umbras. Mens coelestis erat, corporis umbra jacet.
仰天之高,俯地之深。九霄安魂,一隅安身。
—— 开普勒自拟墓志铭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
—— 《周礼·春官宗伯》
在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念中,“天”与“地”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传·系辞》),“天之文”与“地之理”相互对应,形成一种空间上的映射关系:在天“分星”,有日名十天干、月行二十八宿(舍)、岁星(木星)十二次、斗建十二辰(地支)等;在地“分野”,有禹迹九州、先秦十三国、两汉十三刺史部等。
星部地名:角、亢,郑;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牵牛,越;须女,吴;虚、危,齐;营室、东壁, 卫;奎、娄, 鲁;胃、昴、毕,魏;觜巂、参,赵;东井、舆鬼,秦;柳、七星、张,周;翼、轸,楚。
—— 《淮南子·天文训》
反映先秦宇宙观的《吕氏春秋·有始览》《越绝书·外传记军气》《淮南子·天文训》等文献皆录有略成体系的星野划分方案,西汉司马迁成《史记·天官书》之后,东汉班固在前代刘向、刘歆等人工作的基础上作《汉书·地理志》,“取《三统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详”(《晋书·天文志》)。
又据《周礼注疏》和《晋书·天文志》,先秦范蠡、鬼谷子,西汉张良、费直、京房,东汉张衡、蔡邕、郑玄,三国季汉诸葛亮、谯周,诸家亦在星野划分上各有申说。到魏晋之际,先后于孙吴、西晋、东晋三朝担任太史令的陈卓综合历代天文观测所得,“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图录,并注占赞。总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辅官附座一百八十二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隋书·天文志》),终成全天星官之完备系统,为后世绘星图、制浑象的典范。凭借对周天星辰了然于胸,与陆绩、王蕃等并为孙吴浑天家的陈卓给出了最具代表性的星野划分方案(见表1)。
表1 《晋书·天文志》中的星野划分方案
俯仰天地,“以星土辨九州”,这一套看似精致的映射体系[1],是上古以降星占堪舆用以“观天下之妖祥”的利器[2],也是两汉以来神秘话语体系构建宇宙观(或者说天人观)的重要组成。在这样一个天地相应的“宇宙”里,除了陈卓对“在天成象”的全面把握,还得有人来深刻理解“在地成形”。
图1 刘向画像(《历代名臣像解》)
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 《周礼·地官司徒》
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 年,孙吴宝鼎三年),身为定策重臣的尚书令、钜鹿郡公裴秀升任司空,位列“八公”。汉制,司空“掌水土事”(《续汉书·百官志》司马彪本注), 故裴秀“ 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晋书·陈骞裴秀列传》)。
与陈卓的全天星图类似,裴秀主持编绘的《禹贡地域图》虽为后世舆图测绘的标杆,却未能传承至今。所幸,裴秀等人对“在地成形”的深刻理解并未随之湮没,尚有《禹贡地域图序》传世。
图2 裴秀无缘得见的《西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1973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
这篇序文主要见于《晋书·陈骞裴秀列传》,《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地部”收录的版本在文字上略有出入。就其内容和表述而言,完全不受两汉神秘话语的沾染,堪称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据《晋书》所载版本(又据《艺文类聚》补正),该文由三部分组成:
其一,回顾历史,综述文献。历经汉末三国之动荡,到西晋初年,三代“古之地图”与秦末萧何所得“秦之图籍”俱已散佚,秘府“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考察这些战火孑遗后,裴秀等人发现自己所见诸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一些“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另一些“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故而皆不可用。
其二,阐述制图之现世意义。司马氏集团代魏立晋,志在“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司马懿《征辽东歌》)。为了推进统一战争,司马昭“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 年,季汉炎兴元年、孙吴永安六年),时为曹魏实际统治者的司马昭遣三路大军伐蜀,季汉灭亡。随后,“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得以对战前所制之图进行校验。综合古代的地图资料和当时的军事测绘,裴秀等人“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 成《禹贡地域图》。
其三, 构建核心理论,归纳“制图六体”。所谓“制图六体”,就是测绘制图的六要素,“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 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其中,“分率”(或许与后世的“计里画方”相关)即比例尺,“准望”即方位,“道里”即路程,而“高下”、“方邪”和“迂直”是对“道里”的三项改正,以此将人迹经由的实际路程转化为制图所需的水平距离(也叫“鸟道之数”或“飞鸟之数”)。这六要素相互关联,“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钜鹿自然,亦云经笥。娲皇炼石,晋图开秘。
—— 《晋书·陈骞裴秀列传》
《禹贡地域图序》中的“制图六体”,正是以裴秀为代表的魏晋学者对“在地成形”的深刻理解。此后一千多年,它一直是中国测绘制图传统中的理论纲领[3],直至明清之际的西风东渐冲击了其中蕴涵的那个顽固的盖天宇宙观——“ 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周髀算经·卷下》)。
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也。将覆其数, 用重差勾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仪,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
—— 张衡《灵宪》
汉末三国至西晋初年,盖天说一派似乎因张衡、蔡邕、刘洪等天文历算家的活跃而日渐式微, 其衍生而出的“重差勾股”之术——即便是浑天宗师张衡也离不开“重差勾股”和“移千里而差一寸”之类的盖天成说——却在南北并立的两位畴人英杰手中焕发强大的生命力,一位是孙吴的赵爽,另一位是曹魏的刘徽。
赵爽之生平不详,他自述“爽以暗蔽,才学浅昧,隣高山之仰止,慕景行之轨辙,负薪馀日,聊观《周髀》” (《周髀算经注·序》)。在他为《周髀算经》所作注中, 有“ 日高图” ( 已佚), 所谓“黄甲与黄乙其实正等。以表高乘两表相去为黄甲之实。以影差为黄乙之广而一,所得则变得黄乙之袤,上与日齐。按图当加表高,今言八万里者,从表以上复加之,青丙与青己其实亦等,黄甲与青丙相连,黄乙与青己相连,其实亦等。皆以影差为广”,即以等面积的思路——正是刘徽所谓“出入相补,各从其类”(《九章算术注·勾股》)——推导出了“日高公式”:
当然,赵爽推导日高公式并不是为了实测太阳高度,而是为了从理论上解释盖天宇宙模型中天地两平行平面相距八万里。
图3 重差勾股求日高示意图(作者绘制)
与赵爽遥相呼应,就在司马昭兴伐蜀之役的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刘徽注《九章》”(《晋书·律历志》), 自陈“ 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九章算术注·序》)。他说“凡望极高、测绝深而兼知其远者必用重差勾股,则必以重差为率, 故曰重差也” ( 同上), 所谓“必以重差为率”,即测望之法必以“重差”为分母,而“重差”乃日下所立两表(髀)之影差(景差)。具体方法源出求日高之术,“立两表于洛阳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尽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时。以景差为法,表高乘表间为实,实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同上),可得“日去地公式”:
显然,该式与赵爽的“日高公式”,仅在术语表述上略有不同。刘徽更进一步“以为今之史籍且略举天地之物,考论厥数,载之于志,以阐世术之美,辄造《重差》,并为注解”(同上)。他的“重差术”是在传统立单表的勾股测望(构造相似的勾股三角形)基础上推广而成,“度高者重表,测深者累矩,孤离者三望,离而又旁求者四望”(同上),则世间极高、绝深者尽在掌握。故而,他将自己所撰写的《重差》附缀于《九章算术》的《勾股》章后。唐初,李淳风等人“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旧唐书·祖孝孙傅仁均傅奕李淳风吕才列传》),列入“算经十书”的《重差》遂独立成册,因第一问测望海岛,定名《海岛算经》(另外九部为《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
刘徽没有止步于对盖天宇宙模型的理论解释,他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映射关系赋予了更普适的意义——“ 虽夫圆穹之象犹曰可度, 又况泰山之高与江海之广哉”(《九章算术注·序》)。俯仰天地万物,莫不可度量,东方“ 畴人” 与西方“ 几何家”(γεωμέτρητος,“丈量大地者”)精神相契,此之谓也。
参考文献
[1 ] 后世对分野之说的质疑与批判,尤以清高宗乾隆皇帝之态度最为鲜明,正所谓“盖分野之说本不足信,而灾祥则更邻于谶纬,皆非正道”(《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诗注),详见:邱靖嘉. 天文分野说之终结——基于传统政治文化嬗变及西学东渐思潮的考察. 历史研究,2016,(6):34—51
[2] 比如“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史记·宋微子世家》),参见:(西汉)司马迁. 史记(第五册).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31
[3] 就“制图六体”在历史上是否指导了测绘制图的实践,参见:成一农. 中国古代地图学史中“制图六体”经典地位的塑造——史学研究中分析“历史认知”形成过程的重要性. 思想战线,2019,(3):125—132
本文选自《物理》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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