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鼠和蝙蝠肉供应链中的冠状病毒 | 《自然-食品》九月刊

Waste not

外卖，不再浪费

在线食品配送和外卖市场正在快速增长。2018年，中国100亿份订单产生了323千吨的一次性餐具和包装废弃物。情景模拟显示，在中国的城市中共享餐具（采用分散收集和机洗的方式）可以显著减少包装的浪费和排放，并可能为促进可持续和零废弃的城市生活方式提供新的策略。

大鼠和蝙蝠肉供应链中的冠状病毒

COVID-19使野生动物与食物系统的相互作用成为焦点 -- -- 野生动物贸易供应链可能无意中促进了冠状病毒的出现、蔓延和扩大。在越南和柬埔寨的许多地方，人类和动物都在食用野生捕捉和养殖的蝙蝠肉。自2000年代初以来，由于积极的舆论，特别是富裕的餐馆消费者对鼠肉的需求增加。越南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Nguyen Quynh Huong及其同事现在调查了湄公河三角洲地区鼠肉和蝙蝠肉中冠状病毒的存在和多样性。

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Huong及其同事选择了70个活鼠交易地点、养鼠场、蝙蝠粪便养殖场和一个天然蝙蝠栖息地进行采样。他们收集了屠宰大鼠的口腔拭子和内脏组织、活体蝙蝠的口腔或粪便拭子以及动物圈舍的环境拭子共2,164个样本，然后对冠状病毒变种进行测序和鉴定。

在70个检测地点中，有58个检测到冠状病毒。所有活鼠交易场所的样本均呈冠状病毒阳性 -- -- 这些场所中餐馆占55%。94%的蝙蝠排泄物养殖场都是冠状病毒阳性；天然蝙蝠栖息地的蝙蝠在雨季(5-10月)的阳性检出率高于旱季(27%比2%)，表明季节性传播的可能性。为了评估冠状病毒的多样性，Huong及其同事构建了大鼠和蝙蝠冠状病毒的系统发育树，确定了17种不同的菌株。当观察冠状病毒的分布时，他们发现蝙蝠和大鼠之间共享两种序列类型呈现星状网络拓扑结构和一种较浅的冠状病毒（512/2005）的地理结构，表明这些毒株在不同的地方和物种中传播。

作者指出，老鼠、蝙蝠和其他农场动物之间的接触很常见。农民及其家人经常接触到冠状病毒阳性物质，如粪便和尿液，增加了人畜共患的风险。对食品供应链中的所有人员进行健康教育和病毒检测，对于像本文所述的食品生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支持全球健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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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战略

为了使中国及其各个省份的粮食系统不受限缩小的地球界限，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将需求、生产和再分配干预措施结合起来，以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用水、土地使用和营养物质投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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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粮食生产需要强化措施，与国家和省的环境边界保持一致

以环境可持续的方式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通过对不同情景的生命周期分析，我们发现2030年中国需要在粮食生产中减少47-99%的磷排放量、氮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蓝水消耗量和耕地使用量，才能符合国家和省的环境边界。目前，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优化施肥、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转变饮食习惯等基本策略还不足以将环境影响控制在国家范围内，尤其是氮的影响。然而，强化这些战略，并将粮食生产从北方省份重新分配到南方省份，可以将环境影响控制在国家和省的范围内。作者的结论是，中国粮食生产的环境可持续性需要各利益相关方采取根本性的协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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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而精”的肉类是一个需要澄清的可持续发展信息

 “少而精"的说法被用来指导西方肉类消费走向可持续性。然而，它的定义缺乏明确性，可能会使肉类消费进一步远离可持续发展实践。研究界需要向消费者进一步解释什么是"少"，什么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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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环境下消除饥饿的社会保护

COVID-19以及各国政府为防止疫情恶化而采取的措施引发了经济衰退，将增加贫困率和饥饿。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比2019下降4.9%。Ceres2030 是一个由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康奈尔大学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共同指导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正在计算可持续消除饥饿的有效干预措施的成本。据估计，到今年年底，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将增加9 500万，其中大部分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对COVID-19的首要和最常见的应对政策之一是限制人员流动。对于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大约85%的非洲人来说，他们往往是日复一日地生活，封锁意味着他们无法为家人提供食物。例如，塞内加尔的农民和流动商贩因市场关闭、通宵宵禁和地区间旅行禁令而遭受重创，使他们难以出售其产品。虽然最初塞内加尔政府在处理这场大流行病时并没有面临重大的政治反对，但最近在达喀尔和图巴发生的动荡凸显了该地区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困境：为保护公民健康而采取的措施正在损害数百万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的生计，造成经济困境，并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生病或死于COVID-19并不是人们面临的唯一风险。

世界各国政府尽其所能保护短期收入和购买力，希望遏制社会动荡和被破坏的生计数量。 例如，多哥最近宣布启动一个无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旨在支持所有因COVID-196而收入中断的多哥非正规工人。

这类努力在危机时期是必不可少的，是社会保护的形式 -- -- 即援助穷人和保护弱势群体免受生计风险的公共或私人举措。社会援助(即以现金或实物形式转移资源)是一种社会保护形式，它可以恢复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保护弱势家庭免受饥饿。通过防止通过低价出售来减少生产性资产的库存，社会援助还保护了有助于粮食安全、提高生产力和收入以及更可持续的农业系统的投资。防止饥饿和防止资产损耗是社会保护的两个首要目标。

这场大流行病暴露了数百万人的生计岌岌可危，他们无法从非洲二十年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机会中获益。有证据表明，土地、水、资本、金融、教育和医疗等资产的分配越不平等，穷人就越难参与经济增长进程。虽然以资源转移形式对COVID-19作出应对有助于防止和管理对人们的福祉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但它们并不能帮助家庭克服之前脆弱状态。因此，许多国家在开始放松与COVID-19有关的社交隔离措施时，也应着手制定一套更可持续的政策，以消除根深蒂固的贫穷和饥饿，并更加重视社会保护的第三个目标：促进生计。

社会保护有利于通过几个渠道提高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生产力和收入。首先，社会保障支出(例如，无条件的现金转移)减少了流动资金的限制，从而使家庭收入可用于生产性开支，如购买农业投入。在定期和可预测的情况下，这些付款可以作为抵押品，使受益人能够获得信贷，从而促进小规模储蓄或投资。其次，社会保护工具可以通过增加家庭财富，提高家庭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家庭成员有了更多的资金储备，往往会对其生产能力进行投资，例如，购买新的机械或试验新的种子品种。第三，社会保护工具可能对粮食和营养安全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社会保护方案的积极影响不是必然的。在肯尼亚，最近的一项基于模型的影响评估表明，接受现金转移的农村家庭受益于收入的增加；目标人口是生活在最贫困中的家庭。但是，接受者不一定能够利用与社会保护方案相关的社区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资产和劳动时间来扩大其活动。如果社会保护方案的设计能够充分地帮助受益人脱贫，那么方案受益人的间接收入收益可能会大得多。一个办法是用培训措施来补充现金或实物支付；技能提升的劳动力将更有能力迅速扩大其活动，提高生产力水平，以应对需求的增加，并最终不再需要社会保护项目。

所谓的现金补充、生计或脱贫方案将定期现金转移与鼓励行为改变和(或)解决供应限制的措施相结合。例如，埃塞俄比亚的 "生产安全网方案 "力求促进农业生产和生产力。从本质上讲，该方案将向那些无法提供劳动力的人无条件地提供现金或实物转移与以向公共工程提供劳动力为条件的转移相结合。此外，该方案还包括生计发展一揽子计划，目的是建立一个对持续创收和从方案中脱贫至关重要的资产库。这种干预措施的组合使家庭每年经历的饥饿期减少了三分之一(即平均每年减少1.29个月) 。然而，该方案并没有其受益者脱贫，如果没能脱贫，该方案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国家政府的沉重财政负担。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保护方案表明了存在着理想的协同作用，将社会保护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措施相结合，有可能在消除饥饿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社会保护计划必须是多部门的、扩大的和制度化的，以便有足够的再分配能力，并缓冲经济放缓和衰退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特别是，让农业部参与设计和执行社会保护方案，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部门支出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这对政府实现长期减贫和消除饥饿的目标来说是最有力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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