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国家“十四五”体育学发展规划调研分析

2.1 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研究状况 

2.1.1 课题立项 

2016—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共立项861项，其中包括重大项目24项、重点项目49项、一般项目611项、青年项目101项、西部项目57项、后期资助项目25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4项。此外，2019年杨桦获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2016年1月—2020年5月我国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结项338项，其中包括重点项目9项、一般项目210项、青年项目96项、西部项目14项、后期资助项目9项。2016—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体育学）共立项445项，其中包括规划基金176项、青年基金268项、自筹经费项目1项。2016年1月—2020年5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共结项196项，其中包括规划基金82项、青年基金114项。

总体上看，“十三五”期间体育学课题立项数呈现逐年稳中有升的趋势。反映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体育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在评选中对体育学相关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也反映出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体育实践不断涌现出新问题和新状况，需要从理论上解决和突破，大量高质量的理论成果能够反哺体育事业改革实践。同时，在开展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体育学科共同体规模的增长与自身研究实力的提升。

从图1课题立项的地区分布来看，“十三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覆盖了我国31个省份。其中，江苏（9.03%）、北京（8.88%）、上海（7.74%）、山东（6.45%）、湖南（5.73%）、浙江（5.59%）、湖北（5.44%）、广东（5.30%）、四川（5.30%）、河南（4.01%）、辽宁（3.87%）、江西（3.15%）、福建（2.87%）等13个省市课题立项数占总数的73.36%，这些区域集中了较多科研团队，已成为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主要聚集区。其他19个省份课题立项数量仅占到总数的26.64%，少数省份每年立项仅有1～2项，说明“十三五”期间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地区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这种区域非均衡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时期我国体育科学研究乃至体育事业整体发展的不均衡（杨桦，2018）。

2.1.2 出版著作 

2016—2019年，我国体育学科共计出版体育哲学社会科学书籍3 144部/本。以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书籍为例，该出版社2016—2019年期间共出版体育类书籍414部/本，包括专著272部/本、编著81部/本、教材61部/本；按照二级学科划分，民族传统体育179部/本、运动竞赛学90部/本、体育教育学57部/本、体育社会学33部/本、体育史19部/本、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13部/本、体育文化学和体育管理学各7部/本、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各4部/本、体育新闻传播学1部/本。

总体上看，“十三五”期间书籍总量多，学科分类丰富。其中，以人民体育出版社为例，民族传统体育（武术）和运动竞赛学的书籍占到总数53.14%，一方面反映出民族传统体育（武术）这些年来得到了迅猛发展，在体育学科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反映出当前体育学科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跨学科的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学、体育管理学以及体育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系统性研究仍需加强。

从图2体育类图书作者的地区分布来看，“十三五”期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类书籍分布在我国26个省份，其中北京市最多（27.54%），此外，河南（9.90%）、山东（6.04%）、浙江（6.04%）、天津（5.80%）、福建（4.83%）、上海（4.11%）、江苏（3.62%）、四川（3.62%）、陕西（3.38%）、广东（3.14%）、辽宁（2.66%）、湖北（2.42%）出版总数超过10本。北京地区由于集中了较多的体育科研人才和运动领域专家，又有相对丰富的出版资源，因此在出版书籍方面呈现优势局面；河南省武术文化源远流长，出版的书籍也多以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主，书籍数量多，门类丰富。此外，甘肃、湖南、云南和重庆仅有一本书籍出版，未出版书籍的地区多达8个，书籍出版的地区分布体现了体育科研力量的分布非常不均衡，西北、西南等地区需要发挥在民间民俗民族体育学上的优势。

2.1.3 发表论文 

2016—2020年（检索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我国学者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体育哲学社会学论文共计9 264篇。从二级学科看，运动竞赛学3 033篇（33%），体育社会学1 831篇（20%），体育教育学1 088篇（12%），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810篇（9%），民族传统体育学970篇（10%），体育管理学332篇（4%），体育法学235篇（2%），体育文化学222篇（2%），奥林匹克运动202篇（2%），体育史201篇（2%），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172篇（2%），体育新闻传播学168篇（2%）。

“十三五”期间发表体育类CSSCI来源期刊论文数量较多，从二级学科来看，运动竞赛学和体育社会学占据总数的50%以上，体育法学、体育文化学、奥林匹克运动、体育史、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和体育新闻传播学各约占总数的2%，这也与出版著作的分布较为一致。主流二级学科成果丰富，但今后也应加强体育史和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的研究，二者均是体育学科发展的根基，此外，不能忽略跨学科的研究，多管齐下，百家争鸣，共同推动体育学科的发展。

从图3的CSSCI第一作者的地区分布来看，“十三五”期间发表体育类CSSCI来源期刊论文的第一作者覆盖全国，其中发表论文数量在300篇以上的，分别是北京（16.82%）、上海（11.32%）、江苏（9.63%）、湖北（7.34%）、广东（6.48%）、四川（4.72%）、山东（4.23%）、河南（3.93%）和陕西（3.78%）。北京、上海和江苏三地的文章总数占全国文章发表总数37.77%，北京的论文数量约等于排名后20个省份发表论文之和；除我国港澳台地区外，海南、西藏、宁夏和青海等地发表体育类CSSCI来源期刊论文数量较少。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体育科研力量分布不均衡，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在师资考核和博士毕业资格审核的过程中多强调体育类CSSCI来源期刊论文的发表。

从图4的SSCI第一作者的地区分布来看，“十三五”期间，发表SSCI论文数量在50篇以上的地区，分别是我国香港地区（19.38%）、上海（16.41%）、北京（10.97%）、广东（6.26%）、江苏（5.85%）和湖北（5.13%）。其中，超过100篇的分别是中国香港、上海和北京等我国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说明SSCI论文的发表与作者所在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国家化程度高的城市能为研究者带来更多的国际交流，可以开拓研究者的视野，提高研究者的英文写作水平，另外，有海外经历的研究者也多倾向于在大城市就业。 

2.1.4 智库建设

“十三五”期间，我国体育智库聚焦体育重大决策急需，围绕体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积极开展了国家战略预判、体育决策研究。国家体育总局2017年12月批准建立了16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之一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主持完成了《关于推进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实施意见》《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2016—2020年）》国家体育总局文件起草工作，涉及北京、广西、宁夏等省份的30多个区域性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规划；上海体育学院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研究中心受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委托对“十三五”期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连续多年出版《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2016、2018、2019），并研制了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300指数”，为全国公共体育服务评估事宜提供依据和启示；《中国资本投资经营海外足球产业尚面临多方面挑战》《国内足球特色学校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当前足球特色学校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等研究成果被国家和地方省市体育主管部门采纳，成为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推广。江苏省体育产业研究院编译了大量国外体育产业（如体育公园、户外运动产业等）新业态、新经验，在对国内体育行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一系列建议。由广东省教育厅批准组建的“广东省体育产业高端智库创新团队”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体育总局决策咨询重点项目《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体制机制创新“试验区”探索性研究》阶段性成果在“学习强国”平台展示。

2.2 主要二级学科研究状况

“十三五”期间，体育学主要二级学科发展日臻成熟：体育本体论、审美论、伦理学研究取得新突破；体育社会学学科独立性进一步增强；古代体育史料及考古文物研究方兴未艾；近现代体育史研究照进现实；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聚焦体育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体育文化学本土化、国际化交融明显；体育管理体制和体育发展战略研究标志性成果凸显；体育教学观念、方法、途径有了新突破；中国特色体育法学、体育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取得新进展；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研究日益深入。

2.2.1 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

作为体育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以哲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为指导，以体育思想与实践为基础，兼议体育理论中的概念、命题与范畴，体育实践中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等问题。近年来，中国体育哲学研究批判吸收中外体育哲学研究成果，注重体育“立德树人”思想内涵的阐释与发展，关注体育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与新方法。“十三五”期间，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重点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体育领域的诠释与应用、哲学概念与理论在体育哲学研究中的合理引入与辩证发展、中西体育哲学思想与理论的阐释与推进、新时代背景下体育实践的哲学反思等方面。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文化自信”贯穿当代中国体育哲学研究的主题与价值导向；2）西方哲学背景下的体育哲学“西学东渐”趋势逐渐为“中体西用”的当代发展模式所取代；3）体育哲学的思想与理论作为时代先声，为当代中国体育发展的理念与道路选择提供了论证、辨析与反思的思想助力；4）体育哲学与体育史、体育社会学等体育人文学科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在理论与方法上推陈出新、相辅而成。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212项（表1）。

2.2.2 体育社会学

我国体育社会学在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中发展，已从社会学和体育学叠合生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近年来，体育社会学关注社会现象与问题，运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探索体育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中的价值、功能与作用，深入解读各种体育现象和问题，凸显体育社会学具有的描述、解释、批判、预测的学科价值，同时也更加注重运用体育社会学理论、视角和方法解决中国体育现实问题。“十三五”期间，体育社会学研究议题广泛，既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的全球体育治理、国际体育（包括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与变革、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道路、中国体育发展战略、体制改革与发展、弘扬体育精神、完善举国体制等宏观层面的问题，也涉及身体素养、生活化体育理念、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全民健身与健康融合发展、体育社会组织改革与建设、体育与科技结合、大众体育参与、体育与青少年社会化以及体育越轨问题（兴奋剂、体育腐败、体育歧视、球迷骚乱）等中微观层面的问题。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客观判断全球体育发展的方向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中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做了思想与理论的准备；2）对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总结，为中国体育道路自信提供了依据；3）对中国体育发展面临问题已形成集成性研究成果，为深化体育改革提供了可行性方案。体育社会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2 398项（表1）。

2.2.3 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

伴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不断发展，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近年来，体育经济学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的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各类问题，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解释体育产业发展所出现的多种现象，分析体育产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提出高质量发展体育产业的解决方案，凸显了体育经济学在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体育经济学主动与其他学科融合，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成为体育研究领域的一支新兴力量。“十三五”期间，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体育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体育产业内部的权利与收益分配制度和格局、体育产业的宏观发展计划与产业发展政策、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体育消费促进、体育产业与体育公共服务、职业体育、体育产业与体育组织、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冰雪体育产业、足球运动、智能体育等。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从借鉴西方职业体育经济学理论，到逐步形成自身特色，以“中国问题”为核心，开始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引起国际体育经济学学界的重视；2）范式逐渐统一，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的研究逐渐增多，受到了经济学母学科的重视，体育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的地位显著提升；3）对中国体育，特别是体育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成为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1 043项（表1）。

2.2.4 体育史学

中国体育史学研究走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今天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与时俱进的研究视角，在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已经逐渐走向成熟。近年来，体育史学术界在基于现实问题的关照，回溯并汲取历史发展经验方面已经初步形成共识，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的选择、研究思路的梳理等方面，并注重吸取母学科历史学的有益“因子”，着力构建体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十三五”时期，体育史学研究议题涉及古代体育史：中国古代体育文物信息搜集与数据库建设、“丝绸之路”体育文化交流史、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史志、中国古代体育断代文化史研究等；近代体育史：近代全运会和远东运动会研究、近代中国女子体育问题、精武会和国术馆等近代体育组织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70年的中国体育发展道路问题、基于史学视角的国家层面体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问题、“登珠峰”和“乒乓外交”等重大体育历史事件等方面。此外，“史学”视域下的体育概念再认识问题、“体育全球史”等体育史学理论研究和20世纪西方体育思想史等问题亦是“十三五”时期学术界较为关注的热点议题。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中国古代体育文物信息采集和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进一步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精神标识奠定了史料基础；2）中国古代和近代体育史专题研究异彩纷呈、佳作迭出，为进一步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具有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的精髓，提供了丰硕的成果基础；3）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方兴未艾，凸显了体育史学术界对现实的关照，通过系统梳理中国体育发展的理论原点和基本路径，将为中国体育的“四个自信”提供理论依据。体育史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289项（表1）。

2.2.5 体育文化学

我国体育文化学研究在基本奠定了体育文化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拓展了理论视野，丰富了分析工具，延展了研究内容，深化了研究结论，提升了研究价值。近年来，我国体育文化学形成了3种研究路向：一是从文化学的基本理论视角和核心话语出发，阐明体育的演进历程与规律；二是聚焦体育实践领域的问题和现象，运用文化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三是从运动项目文化入手，阐释其背后的文化元素和文化机制，意图促进不同运动项目的社会化、产业化、职业化等现实目标。“十三五”期间，体育文化学研究议题主要涉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现代化转型、体育文化差异与文化融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欧美职业体育文化的借鉴、域外经验总结和中国本土实践分析、运动项目文化的本质及其实践意义、全民健身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意义、学校体育的文化障碍和文化价值、女排精神、女足精神、乒乓精神等的文化价值、中国足球和冰雪运动振兴的文化策略探究等。该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对文化学理论的范畴和话语体系有所拓展；2）民族志和生涯史的研究方法得到更广运用；3）研究领域出现了国外体育特殊文化的深研和国内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开掘；4）提出了体育文化是国家文化自信、文化利益表征的观点；5）体育非遗研究推动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活化和挖掘、传承。体育文化学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东北地区，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383项（表1）。

2.2.6 体育管理学

自体育管理学诞生以来，现代管理学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理论管理与应用管理、定量管理与定性管理的研究范式深刻影响着体育管理学的研究走向。近年来，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我国体育管理学研究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本土化与国际化共存的发展特点与趋势。“十三五”时期，体育管理学研究议题焦点广泛，层次丰富，主要涉及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遗产与危机管理、北京冬奥会与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中国特色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体育外交转型与体育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我国残疾人体育需求与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经营权改革等。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深入探索体育强国建设的意义和路径，服务于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实施；2）围绕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组织管理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为成功举办冬奥会和普及冰雪运动提供理论指导；3）挖掘和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机制，为提升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该学科的重要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体育管理体制和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产出标志性成果，公共体育服务研究登上新高峰，体育社会组织研究备受关注。体育管理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715项（表1）。

2.2.7 体育教育学

体育教育学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学科宗旨，在提升人体基本运动能力、激发人的体育锻炼动机、培养运动项目情感、促进终身体育参与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体育教育学同时与竞技体育学、体育社会学等学科一起为我国体育的统合发展提供了改革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在中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现实背景下，研究视角呈现开放与融合趋势，注重国际体育教育思想与理念的演变，关注国际体育课程体系和标准的建设与实施，并结合国内体育教育的资源分布特征和理论研究进展，融合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积极探索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十三五”期间，体育教育学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学生体质、体能提升、教育体系研究与比较、体育行为研究、体育素养研究、体育教程研究、体育教育思想、体育教学理论、高校体育教育、体育教学改革、体育课程改革、体育教育专业研究等方面。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体育课程研究持续升温，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方兴未艾，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初见成效，幼儿体育教育研究取得突破，各学段体育课程内容衔接研究凸显应用，体育考试制度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体育教育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1 532项（表1）。

2.2.8 体育法学

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治体的进程中，我国体育改革发展中的法治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关注，体育法学研究更加活跃且呈现加快发展的鲜明态势。近年来，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在视野日益开阔、视角更加多样、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对体育法学理论与体育改革发展各种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愈益明显并更加聚焦，结合司法判例的研究日益增多，很多研究成果为体育法治决策采纳和应用。“十三五”期间，体育法学研究议题主要涉及推进体育法学发展与基础理论建设、坚持依法治体和建设法治体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修改、依法确立和维护公民体育权利、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法律调整、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法治保障、促进体育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加强体育不正之风的依法惩治、体育伤害的责任认定与防范救济、开辟多元化的体育纠纷解决途径等。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等关注和投入体育法研究的迅速增多，且获得更多新建体育法组织和交流平台的有力推动；2）对体育法的特殊性问题和体育改革发展中现实聚焦的一些法律法理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3）体育法学理论研究在体育法治建设中的发声、反响与推进效果在逐步加强和扩大。体育法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261项（表1）。

2.2.9 体育新闻传播学

作为新闻传播学和体育学交叉学科，从知识体系、行业需求和人才培养上，体育新闻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已成为现实。近年来，在体育强国、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信息网络技术持续迭代以及新闻传播学学科反思性研究持续的背景下传播，体育新闻的研究范式不断拓展，中外体育传播学术史梳理和对体育文化多维度探讨推向纵深。“十三五”期间，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议题主要涉及新（智）媒体体育赛事传播、体育赛事转播权、体育传媒经济、体育迷、电子竞技等研究广泛铺开，以及体育国际传播、国家体育形象建构、体育国际话语权、大型体育赛事的宣传和媒体服务等。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学科融合加速，文化学、人类学、经济管理学等学科与体育新闻传播学互融互通，协同完成对体育领域问题的解读与解决；2）提出了从话语分析视角和关系视角建构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范式，进一步奠定了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3）对体育国际传播、国家体育形象建构、体育国际话语权的研究有所突破，为国家对外传播战略制定和实施贡献了智慧；4）体育媒介研究向“媒介体育”研究转向，增强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拓展了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空间。体育新闻传播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200项（表1）。

2.2.10 运动竞赛学

我国运动竞赛学在不断丰富理论内涵的发展中，已从运动学和竞赛学融合成为了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近年来，随着现代运动训练科学化、智能化要求的不断提升，我国运动竞赛学理论研究走向更加系统化和全面化，体现出研究对象的多目标性、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研究范式的多应用性，更加强调运动竞赛参与主体和客体的系统性，充分发挥学科理论对训练参赛实践问题的指导作用。“十三五”期间，运动竞赛学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现代竞赛体制的创新与改革、不同项目竞赛文化和品牌建设、竞赛治理能力提升、竞赛方法与科技助力、竞赛人力资源整合与配置、竞赛科学选材与培养、竞赛心理韧性培育、竞赛训练效果评价、竞赛安排与参赛计划制定、赛事行为干预、赛事运营与管理模式、竞赛效果公众认同、竞赛保障体系建设、赛事教程与规则研究等多个领域。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聚焦“大竞技”研究呈现新格局，从探索专业运动竞赛向打造多元赛事体系转变，为运动项目的大众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2）多学科交叉与叠合形成新体系，从围绕竞技体育单一学科向多学科理论拓展转变，为体育学科融合发展提供了新视角；3）竞赛治理与项目制胜规律研究成为新热点，从探讨运动竞赛一般规律向挖掘各运动项目制胜规律转变，为不同项目竞技水平提升提供了新举措；4）竞技能力表现下的精准干预成为新方向，从偏重单项竞技能力向科技介入训练实践转变，为重大赛事备战工作提供了新路径。运动竞赛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3 434项（表1）。

2.2.11 民族传统体育学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以武术为主干，兼有传统体育，涵盖少数民族体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二级学科。近年来，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发展趋向于新时代背景下寻求自身话语体系的建构，从文化寻根与现代路径视域下探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十三五”期间，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议题主要涉及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非遗、武术与民族体育教育、武术传播与训练竞赛、传统体育与健康促进、“一带一路”与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等。该学科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民族传统体育的人类学分析拓宽了学科研究视野；2）武术教育教学的课程化设计促进了武术走进校园；3）武术口述历史的学理化引入形成了武术家研究基本范式；4）武术标准化研究的系统化融合推进了武术的国际化发展；5）武术与国家形象构建的国际化调查形成了武术传播新理论；6）武术与传统体育养生的疾病干预加快了体医融合的本土化进程；7）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产业化开发推动了传统体育的产业实践；8）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区域文化探索带动了少数民族体育的学术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1 256项（表1）。

2.2.12 奥林匹克运动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以“通过体育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为愿景，以4年一次的夏季/冬季奥运会为平台，目前已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大型综合文化载体。近年来，伴随着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主办权，奥林匹克运动研究再次成了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与焦点。“十三五”期间，奥林匹克运动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国际奥委会改革、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治理、奥运会举办城市遗产等，围绕这些议题，开展了一系列有价值、有影响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发展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相关筹备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与参考。奥林匹克运动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进展：1）未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路径、方式与对策，包括《奥林匹克议程2020》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的自治与善治研究成为焦点；2）可持续发展理念对未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轨迹的影响，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研究成为热点；3）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相关遗产与综合效应，包括奥林匹克运动的遗产研究，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影响研究（OGI）成为重点。奥林匹克运动科研立项与科研成果共计236项（表1）。

2.3 体育实践中重大、重点、热点问题研究状况

2.3.1 重大问题研究成果举要

杨桦等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研究》首次概括出我国体育“赶超型”向“可持续发展型”发展方式转变中，呈现为人本体育、合作体育、耦合体育、均衡体育、自洽体育和规范体育的特征。在将体育发展方式解构为目标、主体、机制、手段、标准、规范等相互关联、相互依托的六大要素基础上，提出了聚焦重点领域，通过“跨界整合”对“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升级换代，促进中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型发展的路径（杨桦，2016a，2016b）。该成果是我国体育学第1部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专著，并荣获教育部第8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孙麒麟等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体育文物调查与数据库建设》以全球化的视野，对丝绸之路的体育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向世界展现了丝绸之路由长安到雅典、罗马的古代体育文化风貌，以及体育由祭坛走向体坛，由“赛社”“赛会”走向竞技，由神话走向人本精神，由仪式走向记录的瑰丽路程（孙麒麟 等，2017）。该成果是我国体育学首次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获教育部第8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陈佩杰等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大数据平台建设研究》创建和应用了“环境-行为-效果”三位一体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指数测评体体系、儿童青少年体育素养测评体系、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标准与测试方法（胡月英 等，2019）。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获得多个奖项，其中“我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评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荣获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陈小蓉等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创建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体育非遗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借助科技力量建立资源数据库，并通过开发云平台实现各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整合，以“群体慧”“资源享”“可持续展”作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种“活态人文遗产”，为体育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展示提供一个健康持久的线上平台（陈小蓉 等，2017）。相关研究成果荣获教育部第8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2.3.2 重点问题研究成果举要

——关于体育改革。杨桦（2019）提出了以体育体制改革作为深化体育改革的攻坚点，从政府职能转变、单项协会实体化、全运会改革、训练竞赛体制改革、国家队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先立后破、不立不破，整体设计、统筹谋划，积极稳妥、渐进深化，政府、社团、企业共同参与，体育、教育、卫生共同联手，中央和地方共同发力”的若干改革举措。鲍明晓（2019a）认为，青少年有质量参加足球运动人数不足，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短板未改善，“病态”城镇化难以支撑现代足球发展，基础大项对足球选材、体能训练等方面支持不够，足球无法与大体育同频共振，足球人组织使命强、团队能力弱是足球改革深层次制约因素，需要从改善社会环境、大体育反哺足球，完善和健全足球内生态进行化解。黄亚玲等（2020）提出，坚持举国体制同市场机制相统一、单项协会脱钩与有限自治相统一、政社分离与政社协作相统一，形成国家体育总局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通过修改完善法律，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委托-代理机制、司法监督机制、单项协会内部治理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党组织监督机制，以协商、合作、委托、制约等方式，实现体育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协同治理目标。杨国庆等（2018）提出，要以思想主导、发展主导、改革主导、市场主导、目标主导来创新竞技体育发展体制机制，奥运备战模式；要以完善竞技体育人才多元培养新举措、提升运动训练科学化、智能化新水平、构建中国特色竞赛新体系、拓宽竞技体育项目文化建设新渠道来开创竞技体育发展路径。

——关于公共体育服务。王家宏（2016）创建了由通用标准、提供标准与保障标准构成的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体系和地级市、县级市、乡镇街道、行政村一体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和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同时提出中央政府是公共体育服务标准的制定者，省级政府是中间环节，市、县及乡镇政府是标准的“执行者”。陈琦在《体育公共服务评价内容理论模型及指标体系演绎和评价方法选择研究》研究报告中，构建了体育公共服务评价的逻辑框架，提出了二元评价主体的主张，即由专家组实施绩效评价，公众实施质量评价。唐刚等（2016）提出，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应以政府主导下的公共体育权力的利益契合为内在动力，建立“政府主导协调、体育私营组织互利双赢、体育社会组织补充共享、居民体育自治组织承上启下、个人实践参与”的主体结构和交互、动态的“合作、竞争、制衡”运行机制。

——关于体育法。周爱光（2019）通过深入探讨美国、欧盟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体育立法修法的先进经验，归纳总结了我国体育法学领域关于修改体育法的代表性观点，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以权利、义务为内容主线，坚持全面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国际视野等方面阐述了我国体育法修改的总体思路。于善旭（2019）提出，我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发展体育事业的基本方式是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由此确立了全民健身是体育事业重心与基础的宪法地位，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性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形成了对公民体育权利的保护。赵毅（2020）认为，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上，《民法典》和体育强国建设可以达致有机统一，《民法典》将对全民健身活动的促进与保障、运动员产权机制的分配、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和职业体育治理、体育产业主体从事市场行为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奠定坚实基础。

——关于青少年健康。季浏（2015）针对我国健康体育课程“无运动量”“无技术”“无比赛”的状况，提出了每节体育课的3个关键点：应有75%左右的运动密度，使学生心率达到140～160次/min；应有10 min左右多样性、补偿性和趣味右的体能练习；应有20 min左右运动技能学练和比赛。汪晓赞等（2020）提出了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3-4-5”发展战略体系，即凝聚家庭、学校和社区3大主体力量，辐射课内、课外、校内、校外4个领域范围，落实优质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开发、活力校园的打造、家庭-学校-社区多元联动的构建、运动奖励计划的设置、运动智能监控的运用等5项行动计划。张业安（2018）提出，媒介应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社会因素产生影响承担社会责任，媒介责任在履行过程中应该遵循“政策-媒介-青少年及其关涉群体”的逻辑脉络，注重传播国家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优化学校教育效果、提升家庭影响效果和社区促进效果，保障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媒介责任客体素养的提升。

——关于体育外交。赵富学（2019）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体育外交重要论述向世界展现了“义利相兼”立场和“友好共进”诚意，展示了“百花齐放春满园”的风格和“饮其流怀其源”气度，呈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对中国体育外交事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秉持的理念与方向、涉及的领域与路径、树立的形象与态度、要求的品质与层次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指引和设计。钟秉枢（2019）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中国体育外交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体育外交应加强体育外交理论体系构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体育外交布局，做好重大体育赛事外交，提升国家实力，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体育外交活动，形成多元合力。刘桂海等（2020）认为，体育外交是我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路径与方式，是新时代我国总体外交中的重要战略资源。我国体育外交经历了“奥运外交”“主场赛事”立体化外交、公共外交、“全面引领”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体育外交实践。

——关于体育产业。江小涓（2019）提出，在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体育产业发展环境发生了“发展理念、发展水平、城市化、老龄化、技术应用、战略投资者、转播主体、教育理念的新变化”，面临“新运动项目出现、多元素娱乐项目出现、专业性和专注度下降、消费总时间约束”的新挑战，提出了“持续创新、接纳新的体育形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新思路。丛湖平等（2016）提出，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独立关系竞争性、独立关系非竞争性、依赖关系非竞争性”购买模式，存在“改革内生动力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成因是“政府价值取向偏差、各主体利益冲突和公众诉求无法进入决策机制”，必须加快问责机制、公平机制建设，以及社会体育组织的实体化和独立化、体育职能部门服务型文化建设，以提升政府购买服务的绩效。邢尊明等（2015）认为，地方体育产业引导资金在评审管理制度、项目结构投向、资金资助方式及后期使用管理等环节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着地方体育产业引导资金的公共属性及资源配置效率。建立科学项目评审机制、确保项目合理投向、完善资助方式体系、加大资金投入监控、建立绩效考核机制等是地方体育产业引导资金制度效率改进的重要路径。

2.3.3 热点问题研究成果举要

——有关“三大体系”构建。方千华等（2017）提出，体育学学科重构需要准确定位体育学学科的发展方向，深入认识体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从学科知识体系确认学科的经验性、理论性、结构性等要素及其构成特点，从在理论层面阐述学科发展现状和态势，进而实现体育学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中诸要素的科学组合和优化。孙晋海（2019）提出，我国体育学科应以“体育基础学科”为中心，构建“体育产业学科群、体育与健康学科群、体育与工程学科群、体育与文化学科群”，优先发展“全民健身理论与方法、体育产业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运动训练新理论与新方法、体育教育综合改革与创新”。刘亮等（2019）提出，中国的“和”文化具有调适西方体育话语“单一化”主导所带来的负和博弈风险的天然优势，继而将构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世界体育共同体并以此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的“特色”与优势。

——有关职业体育。江小涓等（2020）指出，数字化形态成为职业体育新的重要增长点，数字技术多层面和全链条促进了职业体育的全球化。中国职业体育为应对数字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战，应该进一步向市场主体放权，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的快速创新要求、接纳与数字时代相匹配的运作模式和产业形态、培养适应数字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人才、探索解决数字时代职业体育新的治理问题。张兵（2020）提出，职业体育要实现高质量，应该在竞赛产品、行业结构、赛事布局等3个领域走节约化道路，从转变发展定位、把握重点环节、理顺多方关系、推进体制创新等环节入手，在明确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导向的基础上，强化职业体育竞争力、支撑力、持续力。柳鸣毅等（2016）认为，职业体育应以合理配置资源、凸显民生功能、均衡协调发展、塑造职业明星为制度设计的框架，从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发挥服务社会作用、保障良好运转机制、统筹协同运作平台，转变运转实施路径和构建法治管理体系。

——有关体育非遗。白晋湘等（2018）提出，我国体育非遗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非遗的保护应该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和“民间自治”的改革理路，提出了“文化回归”“文化制衡”“文化补偿”的发展逻辑。郑玉梅（2017）认为，体育非遗的保护关键在于完善的体育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对此应该加快专项立法和地方立法、实施强力的体育知识产权行政规制、加强体育非遗产权管理的监管、构建多元化的体育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清晰的体育知识产权制度来实现体育非遗的产权增值。崔家宝等（2019）提出，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主体不仅自身对项目的活态传承具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它还是其他因素发挥作用的枢纽，是项目活态传承的核心因素。完善传承人制度建设、政府经济扶持与社区支持多元化、建立“家园遗产”观念和项目适应性创新是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有效路径。

——有关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张雷（2018）认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集聚产业发展要素，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与旅游、健康、文化、养老、教育培训、大数据等关联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区域、全民健身发展平台和体育产业基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其产业融入的主要驱动力，核心目标是主导运动休闲特色产业发展、小镇产业发展和小镇城镇化发展，以及扶贫攻坚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车雯等（2020）针对目前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定位重叠度高、有产品无产业的问题提出，在条件较薄弱的区域，应加强政府的扶持与引导，以文化认同为纽带，深耕产业链节；在条件一强一弱的区域，促进要素资源流动互补，预防产业链关联能力不足的隐患；在条件均良好的区域，以“体育+X”与“X+体育”的联结布局，创新网络嵌入机制，拓宽物理空间、文化空间与心理空间，实现小镇与城市的共享、互融与共生。沈克印等（2017）提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作为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创新实践，有利于加快体育产业的转型升级、扩大有效供给和促进产业跨界融合。产业关联、制度供给、消费需求和科技发展是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的基本要素，做好科学规划、明确体育产业定位、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跨界融合、完善运营管理和重视动态评估是建设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有效路径。

——有关体医融合。冯振伟等（2019）提出，体育与医疗卫生共生机制是以理念认同为思想导向，部门协同为组织保障，责任共担为治理策略，资源共享为演进方式，通过完善共生单元，增强共生关联，优化融合互惠共生模式，营造正向共生环境，保障共生界面，推广运动处方实践，加强科学健身指导；培养运动健康指导人才的路径来实现。常凤等（2019）提出，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体育与医疗两个共生单元之间的质容量兼容，拥有共生界面，产生共生利益，可形成非对称性正向共生关系。应通过国家政策的支持，优化体育与医疗的共生界面，改善体育与医疗的共生环境，促进体医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共同进化、共同发展的共赢应然共生关系。王春顺等（2019）提出，体医融合双元创新的路径主要包括重新调整角色定位、明确身份边界关系，建构民众话语体系，形成优势互补机制，单元联动全局，塑造健康代言人。其运行保障包括以民众健康为导向最大限度统一共识，以制度建设为依托促全过程民众参与，以多元互动为基石跨界融合协同机制，以流程再造为变革推动健康服务重心下沉。

2.4 决策咨政研究状况

2.4.1 国家战略研究成果举要

鲍明晓等完成的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决策咨询重大项目《建设体育强国的内涵、指标体系和基本路径研究》和《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总体战略顶层设计研究》为国务院研究制定《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2019〕40号）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撑和主要建设措施的预研报告。同时，作为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年”规划纲要》的前期专项研究，鲍明晓等完成的《体育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研究》，为《“健康中国2030年”规划纲要》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出版的《冬奥参考》为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残联、北京市委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和北京冬奥组委筹办北京冬奥会提供决策服务，多次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冬奥组委的批示，影响力不断扩大。

2.4.2 北京2022年冬奥会研究成果举要

易剑东等基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办的基本原则、重点领域与关键问题研究》所形成的《新冠病毒疫情和东京奥运推迟给北京2022年冬奥会带来的风险及应对》咨询报告被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采纳。李树旺等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22北京冬奥会冰雪运动普及和发展对策研究》形成的《新冠肺炎疫情后推动北京冬奥会公众参与的政策建议》《冰雪运动大众参与状况调查报告（2019）》被冬奥组委采纳。孙葆丽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重大问题研究》完成的《着眼长远办好冬奥助力北京社会建设水平提高》《办好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关键要素和政策参考》等研究报告分别被北京市和教育部采纳。

2.4.3 体育产业研究成果举要

黄海燕《破除机制障碍释放市场活力进一步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报告由国家体育总局上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7号）前期决策咨询研究报告《中外健身休闲产业比较研究》、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旅游指导意见前期决策咨询报告《体育旅游发展纲要研究报告》、国务院办公厅竞赛表演业指导意见前期决策咨询研究报告《不断深化体育改革背景下的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产业政策研究》等11项报告均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林显鹏受国家体育总局委托，主持完成了《我国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相关政策研究》，并作为重要执笔人参与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大型体育场馆运营改革创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意见》《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2016—2020年）》等文件的起草工作。

2.4.4 学校体育研究成果举要

陈佩杰等《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的问题与改进建议系列专报》受到上海市重视，并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6—2017）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奖二等奖。季浏等《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实施效果公报》的成果得到了上海市重视。刘海元等《构建我国学校体育考试制度一体化体系的研究》被教育部采纳，并被写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2.5 新概念、新观点发表状况

2.5.1 研究成果新概念举要

任海（2018）首次在国内全面诠释了“身体素养”重要概念，探讨了“身体素养”推动体育实践与理论层面改革的多种价值及对体育各领域的改革统合作用。杨桦等（2013）对我国体育发展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首次提出我国体育发展方式“赶超型”和“可持续发展型”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充分论述明确界定。周爱光（2015）重新定义了体育法学概念，首次在国内提出了“固有体育法”的概念，拓展了体育法学研究的空间，突出了体育法学的体育特色。黄莉（2017）首次提出了由体育吸引力、体育动员力、体育创新力、体育传播力、体育亲和力这5个实力要素构成，核心是体育价值观的“体育软实力”的概念。郭家良等（2018）首次提出“身体活动经济性收益”概念，并从显性收益和潜在收益两个维度对老年人身体活动进行研究中，验证了老年人身体活动具有巨大的经济性收益的研究假说，从经济视角对体育与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杨国庆（2020）首次在国内提出“整合分期训练模式”的概念，系统探讨了整合分期训练模式对推动当代运动训练模式变革，运动训练融合创新、精准和个性化调控的新思维和新方法。

2.5.2 研究成果新观点举要

任海（2019）提出“建构生活体育文化”，指出体育全面融入生活势在必行，需要在既有体育文化的基础上，紧扣新的社会需求，紧跟生活进程，建构生活体育文化。鲍明晓（2019b）提出，“人民满意的体育形态”是以人民群众对美好体育生活新期盼为指针，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为准则，更加注重解决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服务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体育样式，与既往体育发展形态的区别在于公民本位、全面均衡、贯通发展、科技驱动和人民检验。黄亚玲（2020）提出了我国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的“软法治理”，即把大量存在于单项体育协会中的规章纳入到法律体系中，形成软法体系，不仅完善了我国体育协会的法律体系，也有效推动了单项体育协会法治化进程。程志理提出了“体育是人的成长方式”，是以动作技术传授为特征的运动学习，身体成为认知工具和认知对象，与概念认知和形象认知为一体构成完整的人的认知体系，体育作为教育的形式，在身体游戏中形成的谋略、诡道等临场智慧，表明体育在进行着身体运动同时进行着智力运动，是人的成长方式（任慧涛，2018）

2.5.3 研究成果新学说举要

程志理提出体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人体”，而是“人的运动行为”，以此确立体育学学科定性，科学研究中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是客观对象化的数据获得性的“结果观察”，另一种是运动行为研究的“生命史过程”的共情式的“参与观察”（任慧涛，2018）。体育学方法论体系应立足于“运动行为志”与“运动行为意象分析”，形成“事实-现实-切实三位一体”的多元互证结构，这是体育学作为学科门类建设的基础性研究。戴金明等（2019）提出了“体育社会学中层理论”建设，从分散到集中，由延伸到拓展，采用双轮驱动完善中层理论建设，通过延伸和拓展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方式打破学科边界，使体育社会学中层理论体系由空心化走向实体化的建设思路。季浏主持研制和修订的《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提出了突破“学科中心论”的传统课程观，倡导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健身育人本体功能的“学生中心论”的现代课程观和突破“运动技术中心论”的传统教学观，倡导运动技能学练的完整性与实际运用的“强身健体中心论”的现代教学观。

3.1 成果转化率较低，破解体育实践难题成效不高 

“十三五”期间，我国体育哲学社会学研究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围绕体育改革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开展研究，产生了一批标志性、高水平、有影响的成果。但成果贴近体育实践不够紧密，对体育实践需求的回应不够充分，破解体育实践难题的成效不明显，转化应用率较低。

3.2 学术原创力不足，重要理论创新和丰厚学术思想内涵成果较少

当前，我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多在已有政策和理论框架下对体育实践议题进行阐释性、规范性和纠正性研究，学术的前瞻性不够，原创力较低。具有站在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的学术理论、学术方法、学术话语的成果不多，具有重要理论创新价值和丰厚学术思想内涵的研究成果较少，标志性研究成果没有走出体育领域，在国际的学术影响力也不大。

3.3  体育学科建设研究滞后，各学科经典支撑教材无几

体育哲学社会学松散集成，学科建设研究滞后的状态，在“十三五”期间未得到明显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二级学科分类不清晰，学科之间的边界不清，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手段等不明晰。2）不同学科建设研究不平衡。除体育法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体育社会学的学科研究成果较多外，其他学科如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体育史学、体育美学等研究成果较少。3）学科专门理论有待完善。各学科缺乏结构完整、整体性、逻辑性很强的理论体系。4）各学科教材建设滞后。体育学与哲学、社会学交汇交融，形成支撑各学科体系的经典教材寥寥无几。

3.4  体育学术体系建设迟缓，理论、知识与方法创新推进较慢

“十三五”期间，在体育学术体系建设研究过程中，部分研究成果也在围绕“西方体育理论本土化”“中国传统体育理论现代化”“中国特色体育理论国际化”进行研究，但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体育学术观点、理论、知识与研究范式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进缓慢，特别是在基本理论体系建构和标识性概念提炼等方面，缺乏标志性的和学界高度认同的成果，学术研究范式尚不成熟。

3.5  话语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国际认同的概念与表述尚未提炼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体育社会学对话语体系建设重视不够，近年才开始对具有中国特色体育的思想、观点、概念、表述的提炼进行关注。“十三五”期间，在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各学科中，尚未将标识性概念和范畴进行提炼上升到建设话语体系的层面，对研究中提出新概念、新表述仅在国内体育学术领域进行交流，未能提炼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体育理念、主张、方案在国际体育学术领域进行传播，影响了我国体育学话语体系的生成和话语权的争取。

4.1 体育文化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体育文化学研究立足文化学理论及其分支学科研究范式，以弘扬和创新优秀体育文化为使命，在挖掘、整理和传播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成果丰硕，在引介、阐释、解读域外体育文化现象和问题等方面有所拓展，但在理论深度、研究视域、价值创新等方面仍有拓展余地。“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学研究将呈现理论基础系统化、研究视角国际化、服务现实专业化等趋势。

4.1.1 从文化学的一般理论范畴到文化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式

当前体育文化学研究偏重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等宏观角度展开，多处于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涵化等理论范畴中，但对文化学旗下的众多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式拓展不够。“十四五”时期的中国体育文化学研究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对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描述和阐释，通过文化演化、人类进化等视角，剖析体育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内在逻辑；需要运用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对各类体育文化现象和问题进行勾勒和探索，从而通过性别、种族、认同等学术话语的运用，厘清体育文化的社会机制、社会影响、社会价值等问题；需要运用文化心理学等方法，挖掘和认识体育文化事实乃至相关个体、组织体育行为背后潜藏的意义和价值。总之，今后的体育文化学研究需注重学习和借鉴文化学分支学科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等，在人类起源和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发生和运行机制、人类文化心理的成因和效应等基础上，将众多体育文化事实、现象、问题中隐而未言的内在之物和隐含之意展现出来。从笼统的宏观研究和一般范畴关照，到细致的分科之学的特殊范式引入，将使我国的体育文化学研究在整体关照的基础上进入分工和细化的阶段，从而为体育文化学的理论范式的完善做出新贡献。

4.1.2 从域外体育文化的译介层面到中外文化交融互鉴的国际化视角

当今世界的体育文化多以欧美现代体育文化为圭臬，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全球体育治理体系正在统摄性地发挥着引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作用。欧美发达国家在体育文化的精神价值、项目文化的社会影响、竞赛文化的商业效应、健身文化的技术标准等方面走在前列，为世界上众多国家的体育文化发展提供了示范效应和借鉴价值。“十三五”期间，我国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巴西、阿根廷等国的体育文化均有所研究，比较全面地引入了以往较为生疏的域外体育文化资源。然而，由于对域外体育文化的了解有限，理解不深，此前的多数域外体育文化研究比较表浅，尚未进入交融互鉴的层次。“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体育文化实践的发展和文化自信的理念确立，体育文化学研究将进入挖掘西方体育文化共性和一般规律，甚至探寻其发展路径和经验教训的阶段，从而关照我国的体育文化实践。比如，学校体育的文化意识中健康第一、乐趣至上等内容如何顺应体育教学实践，就是西方多年实践经验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启示，而这需要更加深入的中外体育文化交融互鉴研究。再如，我们要研究如何改变以往仅仅向世界提供武术、舞龙、舞狮等的文化感受问题，要研究如何改变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播流于脸谱化、表层化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再造。

4.1.3 从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到文化资源开发创新的专业化服务

体育文化传承创新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人群了解、认识和接受并遵循文化传统。随着非遗的开发利用成为热点，体育文化研究也需与时俱进，在注重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体育文化新现象的研究，同时努力将传统文化资源在新时代环境下推陈出新，并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十四五”时期，体育文化学研究将继续深化运动项目文化研究，探索运动项目精神如“女排精神”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意义，借鉴美国NBA篮球名人堂的经验，在中国弘扬先进体育人物的精神。在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背景下，要更加重视对冰雪项目文化和中国传统冰雪文化的研究。与此同时，在社会转型和科技变革的快速变化中，代内代沟、圈层之沟、阶层之沟加剧，反映在体育文化方面，不同群体的体育趣味、体育观念、体育价值、体育表达反差甚大，形成了不同圈层、不同阶层的体育亚文化和独特的体育文化风格。加强对不同类型体育亚文化的研究，弥合不同体育亚文化群体间的沟壑，是今后一个时期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随着“政产学研用”的观念与机制逐步深入人心，体育文化研究对体育政务、体育传播、体育产业等的渗透和专业化服务将成为趋势，从而使过去满足于资源挖掘整理的理论之学走向资源开发利用的应用之学，在资政、经世、育人等过程中体现不可替代的价值。

4.2 体育史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在“以史为鉴”理念的影响下，我国的体育史学研究获得学界极大重视，在体育史料整理、传统体育项目变迁、现代体育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十四五”时期，体育史学研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在做好基础科研的前提下，积极回应现实问题。体育史学研究中，研究视角的广泛与研究选题的深入相结合、理论的思辨与史料的出新相结合、问题的争鸣与全面的继承相结合，不失为体育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路径。

4.2.1 “广开史源”仍然是体育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经过百年发展历程的中国体育史学，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为体育史学的研究和深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体育史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进一步加强史料的整理与挖掘，仍然是体育史学术界应该加以注意并着力解决的问题。要在已有的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体育史料的来源，除对传世文字史料加以整理外，要注重对考古资料的挖掘和利用，重视口述史料的整理，重视域外史料的挖掘，重视世界体育史料的整理。比如，我国古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甚多，在广泛交流中不乏体育交流，域外也不乏遗存着与我国体育有关的史料，与此同时，要高度重视体育史史料学的建设，体育史史料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史料的分类、对史料进行鉴别和利用、提纲挈领对相关领域研究的史料搜集予以解释说明等问题。同时，加强体育史料的数字化建设，建设体育史料的电子数据库将为研究者检索和运用体育史料提供便利。

4.2.2 “海纳百川”汲取各学科的优长是体育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一环

从当下体育史学研究来看，学界已经充分重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引进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文化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多学科交融研究体育史学的局面。同时，体育史学术界也高度重视网络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基于地理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也有所征引，但还有很多方法值得学术界重视。比如，体育活动一经产生，就天然带有性别差异和不同个体的身体差异，因而，性别史和身体史的相关理论当然地要成为体育史学研究需要借鉴的理论方法。要进一步吸纳各学科的优长，结合体育史学自身的特点，形成体育史学的学科长远发展态势。在今后的体育史学研究中，要进一步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诸如政治学、地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于细微之处研究关注体育现象在整体社会层面或特定社会组织中的运作方式、存在意义以及影响等，综合田野调查法、口述史、社区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重对不同历史时期、地域和社会组织中体育观念的形成与流变，窥视体育与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4.2.3 构建常态的规范的学术批评机制是体育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必须关注的问题

洞悉学术界研究动态是建构体育史学学术评论机制的基础工作。截至目前，体育史学术界还没有公开出版一部完整记录体育史学近百年历程的论著索引，这不仅滋生了相关选题低水平重复发表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体育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在充分尊重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是当下体育史学学术评论需要重视的话题。要高度重视“体育史学学术史”的研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权威的研究述评，便于体育史学研究者、体育史学论文刊发的阵地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从而尽可能避免选题雷同、内容雷同的论文发表，为构建规范的常态的体育史学学术评论奠定基础。要开展与体育史学研究有关的理论方法、学科交叉等方面的研究，体现体育史学研究本身的历史，可以称之为“体育史学史”研究。对各种学科、各种方法和各种理论在体育史即往研究中的应用给予充分重视。同时，也要凸显时代特色，对于当下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种前沿理论有所解读。

4.3 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作为体育学基础学科的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对体育发展具有价值引领、思想拓新、实践升华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研究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正被学者广泛关注，在体育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领域涌现出诸多理论成果。“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继续对体育本原问题进行思考，聚焦于体育价值论、身体哲学、体育伦理学等领域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

4.3.1 体育哲学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变革性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发展、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解读、中国古代哲学的当代解读与重释所提供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当代世界体育哲学的发展与争议所搭建时代平台，两者的共侪促发了当代中国体育哲学对原有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形成变革性的思考，主要体现为以下发展趋势：批判反思西方话语模式下的体育概念与理论体系重建、中国体育哲学发展的思想史与逻辑史进路、体育哲学的相关衍生学科维度——历史哲学维度、科学哲学维度、身体哲学维度、美学维度与伦理学维度等的概念与理论发展。

4.3.2 体育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体育实践间关系研究

体育实践始终是体育哲学思想生发与理论构建的基础。当代中国的体育实践既牵涉国际化背景与地缘政治，又渗透民族特色与历史传统，这为体育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思考对象与发展导向，主要体现为以下发展趋势：当代中国体育发展政策的道路、理论与制度自信的内在逻辑与价值论证、体育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与论证、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体育“文化自信”内涵、社会与文化变迁视角下体育审美与伦理意识的变革与发展、传统与民族体育的内在文化与思想内涵挖掘。

4.3.3 体育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研究

从创生、发展到当代反思，中外体育哲学业已形成了相对成型的概念体系、研究议题与相对固定的知识共同体，对体育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与范式的思考呼之欲出，主要体现为以下研究趋势：体育哲学的思想史研究、中西体育哲学的思想方法、概念体系与知识共同体特征的比较研究、中国特色体育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与传播。

4.4 民族传统体育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民族传统体育学是研究各民族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体育的总体表征、运动特质、文化内涵的学问。“十四五”时期，民族传统体育学应继续围绕完善学科体系建设、提升学科科学理性和扩大学科学术影响力，着力于明晰研究对象、夯实基础理论和确立研究范式等方面，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民族传统体育学。

4.4.1 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深入研究各民族代表性传统体育项目

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涵盖各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但在实际研究中，一直主要围绕武术展开，较少涉及其他传统体育项目，一些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甚至从未进入主流研究视野。“十四五”时期，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应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深入研究各民族代表性传统体育项目，推进各民族体育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多维度展开中外传统体育的比较研究，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助力建设中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此同时，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就不能无视具体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形态、技术结构、活动规则，没有这种具象的原真性的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发展就失去了根本，就失去了学术研究、学科发展的基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地域性民间传统身体技艺表演和具有宗教意义的身体活动由于其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尤其值得学界重视。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面向，不应止步于对体育运动项目的表现形式的整理和文化解读，也应不断深化对其个人价值（如健身、身份地位展示等）、社会价值（如群体认同、成员社会化等）、经济价值等多方位的探索，全方面研究其价值功能。

4.4.2 从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维度全面提升民族传统体育学实践价值

一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发挥着文化传承、社会教化、健康促进、扩大消费等作用，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十三五”期间，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凸显出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如“一带一路”与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成为重点研究内容之一，但很多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如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研究。“十四五”时期，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应于此宏大背景出发，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维度展开，积极对接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等国家各项战略需求，全面提升民族传统体育学实践价值，助力国家积极应对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4.4.3 从完善“三大体系”建设的角度不断丰富与发展研究视角和手段

“十四五”时期，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究的持续推进，需要不断丰富与发展研究视角和手段。比如，借助运动生物力学、心理学、神经认知科学、脑科学技术方法的快速发展，深入揭示民族传统体育在延缓衰老、促进心理健康、慢病防治、癌症干预等诸领域的内在机理与作用机制；综合运用地理学、图像学、考据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深入研究不同区域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研究视角和手段的丰富与发展，应立足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实践实际，着眼于构建具有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致力于解决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不完善、学术体系不系统、话语体系不鲜明的问题，才能为中国乃至世界体育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4.5 体育社会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体育社会学研究重视运用社会学理论对体育社会现象的研究，以实现对体育社会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进入新时代，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引发诸多新的体育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体育社会学需要因应体育的发展趋势，积极构建适应中国实际的中层理论，加强研究规范，提升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解释力。

4.5.1 加强体育社会学中层理论建构以提升体育社会学研究理论化水平

体育社会学中层理论是指介于日常研究中具体而又必须的操作性研究假设与系统性的宏观理论之间的理论，具有事实经验性、范围有限性、边界开放性、实践联系性特征。我国体育社会学现有的学术积累还不足以发展出能有效把握体育社会现象变迁的一般特征和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而基于某些特定体育现象所作的个案研究以及对策建议又缺乏普遍的概括性，从而难以实现超越地域性和情境性的限制。发展体育社会学的中层理论有助于将经验研究理论化以提升研究的普适性，有利于建设基于中国体育实践基础上的本土化理论。“十四五”时期，为提升体育社会学研究理论化水平，需要加强体育组织研究、体育社会分层研究、体育社会融合研究、草根体育研究、体育参与研究等领域的中层理论建构。

4.5.2 量化与质化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均需加强研究的规范性

体育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知识体系形成和理论建构方面应该具有更多的理论自觉，其中研究的规范性是重要的环节。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也有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分形，量化研究需进一步加强研究规范，按照社会科学研究规范要求，注重研究样本的科学选择，调查数据的规范筛选、研究过程的伦理审查、研究理念的价值中立等，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和可比较性。质化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范式，随着体育社会学研究更加重视人文性和研究者的主体地位，访谈法、观察法、民族志、行动研究、扎根理论等质化研究方法应被更多的研究者接受和运用，对质化研究方法的使用更加规范，研究结果更能体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人文关怀与洞见。量化研究以实证主义和社会实体论出发点，质化研究则基于诠释主义和现象学的传统。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为提高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解释力，无论是采用量化研究范式还是质化研究范式，都需要更加注重研究的规范性。

4.5.3 关注重要体育社会现象以把握社会转型过程中大众体育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分层现象日益显现，加强对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体育意识、体育参与和体育消费等行为特征的分析有助于把握我国大众体育发展趋势。研究不同人群（包括普通人群、专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学生运动员等）体育参与对其社会流动的影响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将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体育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深化体育对特殊人群社会化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干预措施研究将有利于发挥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健康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开展健康社会学研究，将健康置于社会规范和社会结构的背景下，探讨体育不平等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作用与机制。重视聚焦重要体育现象中个案研究，通过典型个案具有代表性个案，记录社会转型中体育与社会的相关关系和共变关系，反映体育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共生的完整图景。

4.6 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是一门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应用性学科。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和国际体育经济形势复杂性加剧，把握难得机遇期，扎实推进学科的实践面向和理论凝聚成为中国体育经济学亟待化解的议题，并引领中国体育经济学研究深入，促进学科科学化的形成。

4.6.1 从过度经世济民的“体育产业”研究回归全方位的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研究

服务中国体育经济和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研究要从过度经世济民的“体育产业”研究回归全方位的体育经济学研究，还原体育经济现象的本来面目，注重揭示体育产业与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之间关系，关注把握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体育强国建设的促进机理和达成方式，助力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此外，体育经济学界还需要研究认识国内外体育产业形势、把握体育经济发展方向，在强弱项、补短板方面切实做出研究，强化体育经济学的实践效用，引领中国体育产业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趋利避害，提升国际竞争力。

4.6.2 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利于实现体育经济新突破与体育产业新发展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经济、多元跨界融合将促使体育产业结构与格局发生变化，并推动体育经济学研究关注的进一步拓展。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不仅要关注中国体育经济、体育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体育市场、体育消费、体育产业、体育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特规律，研究中国体育经济和体育产业提质增效的方略举措，形成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的中国范式、中国特色；还要放眼全球，关注世界体育经济和体育产业发展趋向，把握国际体育贸易和全球体育产业链演化发展规律，以及它们随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呈现出的新发展、新特点，以实现中国体育经济的新突破和体育产业的新发展。立足体育经济发展实践，体育经济学研究触角不再单单停留在传统的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健身休闲、体育用品等行业领域，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兴数字经济、多元跨界融合等将促使体育产业结构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未来体育经济学的研究不能无视这些革命性的变化，需要做出切实的回应。

4.6.3 研究方法的深入和改进将成为增加体育经济研究解释力的有效手段

经济学发展呈现出研究经济的方法与工具越来越多，研究经济的手段与技术不断出新的研究倾向，但能够告诉人们道理的经济原理却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李军，2016）。作为经济学分支的体育经济学（体育产业）和经济学相类似，不仅在揭示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原理、机制、机理为核心的原理性经济学方面显得用力不够，而且在提供体育经济研究的有关方法、技术、手段为核心的工具性经济学方面也显得捉襟见肘。体育经济问题与一般经济现象有类同，也有差异，服务体育经济规律揭示和体育产业政策制定，体育经济研究方法的深入和改进成为下一步需要提升之处。这要求中国体育经济学研究者，一方面与经济学接轨，一方面与国际接轨，增强理论积累，更加注重数学化、模型化的实证研究，思想性推演与技术性分析的深度融合，切实增加体育经济研究的解释力。

4.7 体育管理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作为实践取向鲜明的学科，伴随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和体育管理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我国体育管理学进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研究关注的实践导向性将更加突出、研究关涉的融合性更加显著，并带动整体上的学科化水平提升。

4.7.1 中国丰富的体育实践助力体育管理学理论创新与学科水平提升

从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之中成熟起来，中国体育管理学更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问题，分析我国体育管理科学化进程的规律，尝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管理理论体系。新时代，面向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实践，顶层设计的体育政策、体育体制改革理论创新，体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体育组织运行效率和治理效能提升规律把握，需要体育管理学转换研究重心，主动与其他学科进行“接轨”融合，创新研究范式，增强解释力。而回归应用性的实践旨趣，体育管理学将更加关注实践，理清体育公共服务、体育产业等管理领域中的现实问题、探讨解决方案，促进体育管理理论、管理方法与实践应用的切合性提升。此外，体育管理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融合加剧，吸收西方先进体育管理理论的同时，还涉及强化挖掘和提炼中国古代体育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助力体育管理学科体系的成熟与完善。

4.7.2 把握新时代我国体育基本特征和体育管理变革方向

新时代体育呈现出以下3个方面特征：1）以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2）以市场为导向的体育产业跟随式发展样式；3）以社会为主体，以需求为先导的群众体育多元发展形态。这些基本特征使体育管理无论在理论、理念、模式、方法、手段等方面都面临巨大挑战。体育管理需要主动变革以适应中国体育发展，具体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变革：1）战略管理需要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平台战略转变；2）组织管理需要从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的机械管理模式向网络组织结构的有机管理模式转变；3）业务管理需要从以传统简单的科学管理向针对具体对象的人本管理转变。这也是“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管理学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议题。

4.7.3 体育发展的复杂性呼唤体育管理学研究转向与方法创新

在以全球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下，体育管理实践领域的融合特征更加彰显，体育管理学研究将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研究更加注重实践导向和效率导向，涉及主题从中宏观理路探寻到中微观理论探微，从战略规划与理念找寻转向绩效提升与实践指导；同时，多学科融合研究路径和交叉研究方法将极大丰富体育管理学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手段。在学科融合的进程中，跳出传统的体育学＋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实验实证、计量分析、跨文化比较等研究方法使得从多个视角审视复杂体育管理问题成为可能；大数据、标准化等现代化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深化了对国内外体育管理学实践的多元化、复杂化的理解。

4.7.4 进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体育管理和国际体育治理研究

全球化时代，体育竞赛、资本、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利益冲突进一步加剧，同时国际体育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后疫情时代显著增加，兼顾各方利益维系全球体育有序运行、保障资源效用显现，需要体育管理学深入研究，架构适合跨国体育运营管理的理论，助力开放、公平、高效的全球体育治理体系形成。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引领下，中国体育融入世界、接轨国际的步伐明显提速，助力“走出去”实践，把握国际体育管理规范、运行机制，创设一种更加积极的管理模式，也是中国体育管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4.8 体育法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深化体育体制改革，推进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跨越的关键时期。聚焦时代需求，体育法学需要不断拓宽研究视域、改进研究方法、提升研究水平，在服务体育法治建设、保障体育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实现新突破、创造新辉煌，为中国体育的发展，为体育强国建设保驾护航。

4.8.1 理实并重将成为推动体育法学研究的社会切合性的主要方向

新时代背景下，体育法学要强化对体育法理的研究关涉，挖掘把握体育运作本体实践中法律行为、法律实践及争端解决机理，关注健康中国视野下体育权利保障，拓展体育法的理论研究范畴，为中国体育改革发展提供法治保障。要重视对依法治体与体育强国建设中的法律保障研究，理清新时代体育法治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强化依法治体和法治环境型塑，助力体育强国建设。同时，要打通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之间的隔阂，解决体育法学发展中理论与实践脱节、学术与实务不通问题。为提高体育法治效果，还需要进一步从基础范畴、价值导向、法治功能、制度体系、运行机制等方面加强体育法的研究，促进体育法学研究的社会切合性提升。

4.8.2 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学

体育法学研究要立足中国体育改革实践，注重体育法学研究的问题导向，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发展目标出发，立足中国体育法治建设实践，研究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要汲取域外体育法治建设的有益经验，强化体育法系关涉下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完善中国体育法学。体育法学的完善应注意对国际体育规则的研究，促进对诸如国际体育争议处置等规则的本土化实践，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我国体育法学的国际影响力，努力创设国际交流与对话平台，积极参与国际体育规则的制定或修订完善实践，切实提升中国话语权，在体育法学领域发挥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符的应有作用。

4.8.3 学科交叉的重视将进一步提升体育法学研究的解释力

伴随国内外环境变化，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复杂性加剧，体育法学研究应当以研究和解决中国体育发展中的问题，凸显中国特色为导向，加强从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中汲取知识智源，注意借鉴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生物科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拓展研究视域。同时，要创新研究方法，超出纯粹思辨研究，促进学理研究与案例分析结合、文献梳理与实证研究融合，提升体育法学研究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使之成为符合中国体育法治需要的主导性制度工具。

4.9 体育教育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新时代，学校体育策应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国家战略，需要找准站位，重新出发。为此，体育教育学研究应以落实健康第一思想、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和全面发展为主攻方向，聚焦新时代体育教育学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进理论创新，丰富学科体系，指导学校体育的发展。

4.9.1 开放研究视野与加强跨学科理论融合将成为体育教育学研究发展方向

顺应新时代发展需要，开放的研究聚焦在国际方面，需要我们关注国际学校体育教育思想和体育教育理念的发展，跟踪国际体育教育研究，注意研究国际体育教育中体育课程体系、体学质量标准，以及体育教育教学与学生个性化发展、体育教育与健全人格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开放的研究视野聚焦在国内方面，应着实研究面向未来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中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再认识。这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却是一个对人的培养有着深远意涵的重大问题，仍然需要对学校体育教育中个人本位和社会体位问题再认识；我国学校体育教育教学资源的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是对学校体育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要问题，需要把握全局，以实现体育教育公平发展；体育师资培养和体育专业办学及相关教学规律和实践关涉关系也是关系到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这些都需要体育教育学继续秉承开放进取的研究视野，融合政治学、政策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做出研究。

4.9.2 借助科学化与体系化提升实现从经验总结到科学探索的跨越和突破

体育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科学与体系化研究，首先反映在进一步探索“幼儿-小学-中学-大学”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的有效衔接和学校体育课程理论内在逻辑性研究方面，这些研究具体涉及幼小中大不同阶段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组织、教学评价（对教师教的评价和对学生学的评价）；研究学校体育大中小学体育师资教学与科研内在属性上的差异和侧重；研究将体育教育学学科建设置于国家体育与健康环境体系中系统推进的策略和路径。科技发展助推教育发展，也需要学校体育将先进的信息化教学手段，诸如网络化、数字化教学手段应用于学校体育课堂教学之中，进而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体系建设之中。在这一系列问题的导向下，体育教育学需要加强研究以实现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学从经验总结到科学探索的跨越和突破。

4.9.3 将从行为研究范式上实现体育教育学实践关涉的回归与拓展

在体育教育学具体研究上，“十四五”时期应关注行为研究范式，更加关注体育教学实践，将体育教育学研究立足于教育本质，关照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探究促进学生身体、心理及社会发展的实践规律，将健康素养、德育教育、人格完善等学校体育教育功能落在实处。同时，面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探索体育教育应具有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找准体育教育学在健康中国政策指引下的新定位、新价值、新要求。

4.10 体育新闻学学术前沿与发展趋势 

在新时代体育传播激变的实践语境中，体育新闻学研究议题在扩张中向体育新闻传播聚焦、研究范式从学理诠释、本体叙事向实用主义回归，研究方法则在创新与规范中呈现多学科融合趋向，以提升解释力，服务国家体育新闻传播战略。

4.10.1 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议题与体育新闻学发展逻辑进路呈现新趋向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引发的新媒体革命正在重塑体育与媒介之间关系，移动互联、社交媒体、可视化体育实践改写了体育新闻传播的方式，使体育新闻传播在组织传播、群体传播、自我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分形中发散，由此推动下体育话题常成为体育新闻中的热点，甚至是社会热点，聚焦体育新闻传播中碎片化问题，形成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议题并引领研究的深入，是体育新闻学界同仁的担当和使命。在媒体新技术、体育新语境、传播新路径的作用下，体育新闻学发展的逻辑进路也发生着变化，体育新闻学研究应当关注这些变化。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加剧，体育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以及国家体育形象议题丰富，跨文化体育新闻传播的理论研判和中国体育话语体系建设，催生新时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实践关注性提升。此外，伴生信息时代发展，体育受众也发生着明显变化，体育新闻传播效用提升离不开对新时代体育受众需求的现实研究与跟随把握。

4.10.2 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的拓展有益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范式的丰富

超越新闻传播学关注体育议题的研究视域，回归对体育新闻传播本体关涉和对体育国际传播的学理关注，多学科融合推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范式的转换。体育新闻学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类历史等跨学科研究将会进一步加强，以提升研究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对体育竞赛资源、媒介赛事产业链等实践领域的探索认识也会在融入学科的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更为深入。同时，跳出诠释、文化反思等传统范式，积聚词频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大数据分析等实证量化研究方法，将在体育新闻学的研究中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网络媒体的勃兴，改变了包括体育新闻传播在内的传统的新闻传播形式，寻求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范式的突破，在新闻传播思维方式上，需要关注诸如互联网思维、话语权思维、隐性传播思维等思维方式的出现带来的传播变化，这些传播中的思维方式变化可能会给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范式的丰富和变化注入新的基料。

4.10.3 研究应用性的提升将进一步体现体育新闻传播学科的责任与价值

未来媒体发展的方向是智能化传播，集用户价值、内容价值为一体，实现新闻价值、社会价值乃至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新时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需要有使命意识、担当意识，迎接国内外社会传播生态和技术变迁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研究媒介融合视域下体育文化宣传方略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方式。自觉反思体育新闻传播学科的责任与价值，探索契合时代发展的体育新闻传播议题，从冰雪运动与北京2022年冬奥会、到新媒体转向与体育舆情把控、体育传媒助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再到体育新闻传播助力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中华体育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传承与全球传播机理等，系统研究和解答热点问题，服务于中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