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污染的泥沼，如何走向美好未来？

原文作者：Mark Peplow

烟柱“散开面纱/像葬礼上的黑纱覆在乡民的长袍上/浪漫的岩石，污染了狂风/玷污了明净的洪流”。诗人安娜·苏厄德（Anna Seward）在1785年看到英国工业革命的摇篮——煤溪谷（Coalbrookdale）的锻造厂、熔炉和石灰窑后，写下了这些诗句。它是最早将工业排放物描述为“污染”的作品之一，这个词让人们联想到道德不纯、乡村环境被腐蚀的画面。

两个多世纪后，人类的污染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农业生产力和人类健康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是否需要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重塑，才能结束这些灾难性的错误？或者说，现在要避免更大的灾难是否已经太迟了？

两本书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描绘了这一段关于毁灭的历史。在《化学时代》一书中，生态学家Frank von Hippel深入研究了历史资料，讲述了开发了杀虫剂和化学武器的科学家的故事，并追溯了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历史学家François Jarrige和Thomas Le Roux在其更为全面的污染史《地球上的污染》中，揭开了支撑我们破坏环境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

von Hippel开篇将笔头指向引发了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的马铃薯枯萎病的病因以及疟疾、黄热病和斑疹伤寒等虫媒病，描述了探索病原微生物的迷人细节，但几乎没有触及书名中提到的化学。

抗疟药奎宁或杀虫剂巴黎绿等化合物突然出现，无人解释它们的作用原理或制作工艺。奇怪的是，von Hippel将现代化学工业的诞生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宁。当时，工厂已经大规模生产硫酸、明矾和其他一系列化学品几十年了。

von Hippel在描述化学与战争之间的复杂联系时，依据更充分。合成氨——用于制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德国生产粮食的化肥——也是制造炸药的关键。20世纪30年代对新杀虫剂的探索催生了第一批有机磷酸盐神经性毒剂——塔崩及其后继者沙林，后者于1988年被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伊拉克哈拉卜贾（Halabja）使用，最近又被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在一个严峻的反馈循环中，随后关于化学武器的工作直接产生了新的有机磷农药，如对硫磷，这种农药从1940年代末开始使用，由于其对人类的毒性，现已被广泛禁用。

本书最后颂扬了Rachel Carson的标志性环境论著《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该书在1962年揭示了杀虫剂DDT对环境造成的广泛危害。von Hippel生动地叙述了营销活动如何促进这种物质的大规模过度使用，很快就培养了害虫的抗药性，并引发了一场无休止的农业军备竞赛。正如Carson所写：“化学战争永远不会胜利，所有的生命都被卷入了这猛烈的战火中。” 

《地球上的污染》涵盖了一些相同的领域，但是更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工业化的轨迹如何导致了当前的污染危机。它没有把重点放在个别科学家的动机上，而是巧妙地描绘了从18世纪到19世纪70年代促使污染造成的损失不断增加的系统性因素。

1935年，失业男子在威尔士的矿渣堆上搜刮煤炭。来源：Mary Evans/Peter Higginbotham Collection。

Jarrige和Le Roux提醒我们，全球污染比工业革命早了几个世纪。在前工业时代，制革厂、金属加工厂和染料厂排放的有害气体有时受到“工业公害”法律的管制，这些法律倾向于将公众健康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但到了19世纪，随着纺织业和冶金业的工业化，这些环境监管法规的雏形开始瓦解。煤炭提供了动力；新兴的化学工业提供这些企业所必需的酸和碱。

由于采矿、蒸汽动力和化学在现代资本主义与污染之间结下了牢固的纽带，环境破坏几乎成了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后果。19世纪，各国政府颁布了限制污染的法律，如英国1863年的《碱法》（Alkali Act）和欧洲大陆的一系列地区性法令。但这些法规并没有切实执行，而被广泛认为是繁荣的刹车。污染成为一种必要的恶行被接受。 

同时，19世纪的污染工业制定了各种策略来平息反对意见，这些策略在今天引起了痛苦的共鸣。首先，否认。然后，向专家呼吁——往往是那些开发了污染技术以及从这些技术中获利的科学家。一些公司声称，减少污染会使工作岗位流失，使国家变得更加贫穷，这实际上是在胁迫公民停止抗议被污染的天空和河流。

再后来，工业家承诺加大创新将解决污染问题。然而，技术一次又一次地只是将污染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或者用一种形式替换另一种形式。高耸的烟囱将烟雾推向更高的大气层；驳船将有毒废物倾倒入海。19世纪中叶，当焦炉中的废焦油被“回收”以提取苯和其他芳香族化合物时，它催生了一系列化学技术，产生了更多有毒的污染形式。随着20世纪工厂的效率越来越高，它们产生的废物相对于它们的产出要少得多，但工业活动的大幅增长意味着全球污染仍在不断增加。

在做出如此消极的诊断之后，这些书能提供任何疗法吗？von Hippel的结论似乎是：毁灭是可怕而不可避免的。虽然化学研究可以生产出能够战胜疾病和饥荒的化合物，但同样的分子家族也可以造成污染和杀戮——而这些应用是不可能摆脱的。

Jarrige和Le Roux表达出了更多的希望。他们指出，许多对工业污染的胜利都源于基层活动——从1907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成立的国际防烟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Smoke)到20世纪70年代绿色政治的兴起。毒理学和生态学等学科帮助提供了政治家采取行动所需的独立证据，推动了1970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成立，以及同年美国《职业安全卫生法》的出台。

面对全球变暖和令人窒息的塑料垃圾潮，许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我们需要专注于可持续发展。但在Jarrige和Le Roux看来，甚至连这也是“用来维持现状的空洞承诺”——这是企业在对环保问题视而不见的技术乐观主义的支持下漂绿（greenwashing）的机会，它绕过了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的根本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必须避开无限增长的虚假承诺，以免坠入污染的深渊。

《地球上的污染》没有公平地衡量技术进步；那不是其目的。它明确而无情地揭露了那些共同蹂躏我们环境的力量。它应会促使科学家和公民发问：我是这个系统的同谋吗？还是我将奋力反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