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博士后调查第二篇：他们对博士后的工作很失望

“没人知道什么是博士后”

此次调查触及了一些根本的问题：全世界的博士后到底是谁，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看法？这项调查涵盖的博士后仅限于学术界。《自然》还打算在未来调查产业界和其他领域的博士后。受访者来自各个学科，其中超过一半（52%）的受访者来自生物医学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严重依赖博士后。

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WEHI ）的免疫学家Anna Coussens表示：“博士后是（生物医学实验室）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他们的贡献很大。他们是一线的研究者。”Anna Coussens此前是德国的科研支持团体全球青年学会（Global Young Academy）的执行委员。

在某些领域，博士后的概念依然让人捉摸不透。丹麦奥胡斯大学的考古学家Petra Hermankova发问：“这是通向学术界的道路吗？这算研究职位吗？没人知道什么是博士后，所以我们要自己奋斗。”

实际上，调查参与者多多少少都有各自的挣扎。超过四分之一（2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职位不满。一半人表示，他们的满意度在过去的一年里下降了（见“提升空间”）。

调查中也出现了一些亮点：八成受访者指出，因为对现在的研究感兴趣，因此他们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四分之三的人对目前的独立性感到满足。

不同学科的满意度有所差异。在生态和演化领域（占受访人数的8%），6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目前的职位感到满意，这是所有学科中最高的。但是生物医学和物理学博士后的不满意度却是最高的，均达到了28%。在生物医学研究者中，57%的受访者表示满意，14%表示谈不上满意或不满意。

在德克萨斯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从事癌症研究的博士后Natalie Sirisaengtaksin指出，生物医学研究是一个异常高压的学科，“在生物医学领域，你要常常待在实验室里，见不到你的家人，也做不了其他你想做的事。在桌子前你能做的就那么多，你不在实验室的每一分钟都是浪费掉的一分钟”。

调查还发现，博士后对生活的满意度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26-30岁之间的年轻博士后满意度最高，达到了66%。对那些只从事了不到两年的博士后研究的受访者来说，满意度也挺高（64%），但是那些资格更老的博士后的满意度却较低。

博士后的生活相当不稳定。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目前在国外工作。博士后常常需要在他国从事研究，但是迁居是一件充满了挑战的事。

一位从法国来到美国的遗传学研究者写道：“人们并不明白我们做出的牺牲。”她还提到，在美国这段充满了政治不确定性的时期，她对是否能保持签证感到担忧。

类似的忧虑非常普遍，不过调查显示，在海外工作的博士后和那些在本国工作的博士后的境遇其实差不多。当被问及工作满意度时，在海外工作的博士后和在国内工作的博士后并无二致。

博士后通常获得的是短期合同，一般来说一次只有2-3年，但是许多人却发现在寻找长期职位的过程中，他们变成了“千老”。在调查中，48%的受访者指出，他们做博士后研究的时长已经超过3年。3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做了2-3轮博士后，一些人做了超过4-5轮了，甚至有人做了6-7轮。

英国资助机构英国研究与创新部 (UKRI)的人才主任Rory Duncan介绍，博士后的工作意味着这是通向长期职位的短暂跳板。他估计，UKRI通过对大学和实验室的经费拨款间接地资助了约4万名博士后。他说：“包括博士后和导师在内的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博士后职位是暂时的，发展性的。”

爱丁堡大学的生态学家Kate Buckeridge从2010年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博士后工作，现在她在做第四轮。她对北极苔原的研究让她踏上了加拿大、格陵兰、瑞典以及其他地区的土地，但是她却一直在苦苦寻求长期职位，“我对我做过的项目感到幸运，我比许多初来乍到的教职员工都有经验”。但是她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教职。她说：“我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认为我已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员了。”

由于做了十来年的博士后研究，Buckeridge说她极度缺乏稳定感和连续性。她注意到一些项目要好几年才会进入正轨，但到了那个时候她又要离开了。她还发现博士后的选择是受到限制的。在加拿大的时候，她不能指导在读博士，后者本可以帮助她的研究。在英国，她不能直接申请为PI预留的大型经费，“不管你在哪儿，博士后总是受到限制，头顶总有个天花板。”

博士后在某种意义上是被资助来源定义的。只有13%的受访者直接为所在机构工作，其余的人处于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灰色地带。40%的受访者从资助机构获得经费，差不多同样比例的人的薪水来自他们的PI的研究经费。自带资助的博士后有一定的科研自由，但是他们通常不能完全独自行动。

Coussens表示，在硬科学领域，博士后通常依赖他们的导师和机构提供资源和工作环境。这种安排对研究和知识产权的独立性和所有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你做了项目，获得了技能，但是关于项目是谁的这个问题总有争议。”

许多博士后并不感到自己的研究属于自己。在自带资助的受访者中，只有18%的人表示他们可以在离开时把项目带走，29%的并不确定（该估值是从初始数据中推出的）。不同领域的情况也不一样，31%自带资助的社会学研究者认为研究可以跟着他们走，这个比例超出了生物医学领域（17%）或化学领域（17%）的自带资助的博士后。

Sirisaengtaksin认为她对自己的研究至少有部分所有权，但这还得费一番商讨的功夫，“我被雇佣的条件是我为实验室的项目工作，但是我可以在我自己的项目上花时间，也可以把自己的项目带走。”

受访者指出，他们从PI或指导者那里并没有获得什么指导。超过一半（55%）的受访者指出，每周他们只有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和实验室PI面对面交流，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每周有1-3小时的面对面交流时间（见“时间花对了吗？”）。一位受访者在评论区写道：“我做了一年半的博士后工作，和PI只面对面交流过3次。”

博士后不总是获得与付出相配的回报。一位美国化学博士后在评论区写道：“你的工资是助理教授的一半，只比研究生多几千美金。但与此同时，我们要负责的东西比任何研究生都多。”

不到一半（4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年薪在5万-8万美金之间，只有3%的人表示有更高的薪资。这些数据和主要资助机构制定的薪资标准是一致的。比如，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内研究项目（Intramural Research Training Awards）资助的博士后的年薪是52850美金起。本调查发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薪资差异不大。同样，少数族裔的薪资也没有表现出劣势。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薪资低于常人，38%的受访者年薪在3万-4.9万美金之间，1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年薪少于3万美金。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很大。来自澳大拉西亚的84%的受访者，以及来自中北美洲的70%的受访者的年薪超过5万美金。但是，来自欧洲的受访者中只有29%的人获得了这样的薪水，亚洲受访者中这个比例是13%。这个结果和2019年欧洲博士后协会网络的调查结果相似，该调查也发现博士后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年薪中位数是3.8万美金。

某些学科领域的收入更好。天文学和行星科学的博士后中，63%的受访者的年薪超过5万美金，是所有学科中最高的，但这个人群仅占调查总人数的3%。一半生物医学研究者（51%）的年薪超过5万美金，但是在社会科学和生态与演化学的博士后中，这个比例分别只有43%和36%。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1%）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没有加薪，5%的受访者的薪水比前一年更少。在留言区，好几个受访者提到了疫情引起的经费缩水。

Sirisaengtaksin认为，生物医学博士后并不只为自己打工，他们也为实验室和机构挣钱，“你付出了时间，努力工作发表论文，最后为你的导师带来经费。”但是博士后的报酬可能依然不足以避免财务拮据。在美国，许多研究者一获得博士学位就必须要开始偿还学生贷款。

她说，和研究生相比，生物医学博士后的收入增长很有限，但是他们在成家立业的过程中遇到的经济困难却更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博士后的经济负担比学生时代更大。”在调查中，22%的受访者表示靠博士后的薪水，他们无法存下钱，另有48%的人表示他们能存下钱，但却不够。

类似医保、养老保险和带薪假之类的福利也天差地别，这也显示出博士后是一种处于学生和教授之间的意义不明的职位。8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带薪假，79%的人表示他们有带薪病假。略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有带薪产假，但是只有14%的人能获得育儿补贴。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现在的博士后工作期间有了孩子，育儿补助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很大。不到一半（4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目前的薪资和福利感到满意。

地质学家Tara Edwards表示，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博士后被“当作在读博士对待，即使他们已经有了博士学位”。她说博士后并不是大学直接招聘的，因此无法享受和教职员工同等的待遇。她说她在澳大利亚读博期间的福利比现在还多，当时她能享受四周的带薪假。 

开普敦大学的一位发言人证实，博士后被视为“受训中的学者”，而非教职员工。他们还表示，该校为博士后提供了“相应的学术福利”，比如能够使用图书馆和计算服务。这位发言人还说，PI有时也能因人而异地提供一些福利，比如产假。Edwards 说：“问题总是存在，但是形势也可能发生变化。”

不管他们的头衔是什么，博士后很少获得他们应得的承认和支持。Hermankova说：“博士后撒下汗水，PI获得赞美。未来的博士后应该被当作一个能发声的重要群体。我想要他们的声音被学术界上层的人听到。”

© nature

doi: 10.1038/d41586-020-03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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