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三问 | 如何理解性别的先天性和建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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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思考：性别是天生决定的，还是后天形成的？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性别身份和性别意识？为什么后天的性别认同与先天的生理特征之间会出现偏差？

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显而易见，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区分。在人类文明史上，两性的生理差异曾被用来解释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拉丁语俗语“女人即子宫”（ “Tota mulier in uter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言“女性之所以是女性，只因为她们缺乏某些品质”曾影响甚广。

然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主张，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关键源于她们自己对父权文化的接受。男性的命运也与此类似，“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古语也曾让很多男性压抑自身的痛苦，依照社会对于男性的期待来塑造自己。因此，在认可两性之间生理差异的同时，我们需要审视多重因素，以明晰性别意识、性别气质和性别身份等的生成机制。

关于性别的形成机制，有以下重要的学说：

第一，  社会关系理论。

波伏娃的性别后天习得的主张、奥克利（Ann Oakley）的性别模仿学说和鲁宾（Gayle Rubin）的性/社会性别制度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都是性别的社会建构论。

波伏娃认为，性别是按照社会理想进行自我言行修正的过程，她看到的是个人在社会和文化的规约之下所作的妥协。

波伏娃

奥克利则认为，孩子是在同父母的相处之中逐渐建立起性别意识和性别身份的，她看到的是各种教育手段的引导和驯化作用。

奥克利

鲁宾则把性别置于亲属关系的社会结构中，她看到的是社会组织形态中的性别关系。

鲁宾

虽然个别学者认为，性别身份这一社会和文化范畴附加于生理性别之上，但更多学者认为，性别和性属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其形成机理非常复杂，主要受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影响。

第二，  言语建构理论。

现代性别理论认为，性别是由掌握话语权的人用语言建构的。这个意义上讲，所有有关性别的界定、描述等都是由语言建构的，因此也为其赋予了语言之外的内涵。人们对性别气质的描述都带有言说者的态度和价值判断，因此难免形成二元对立的两组特质。此外，文学作品中对于不同性别人物的塑造及其命运安排也带有强烈的引导作用。

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曾指责在很多男作家的笔下，女性被塑造成“天使”或“怪物”这样类型简单的人物，从而固化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生存价值。这与女性在历史上没有写作的权力有重要关系。

吉尔伯特和古芭

伍尔夫（Virginia Woolf）曾明确指出，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写作面临两种困境：其一，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女性身份的约束；其二，有关女性身体和女性欲望表达的文化禁忌。

伍尔夫

因此，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等女性主义理论家一直致力于建构女性书写的传统。肖瓦尔特把女性的书写进程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和“女人”（female）三个阶段。虽然这一划分有待商榷，但却引导人们关注女作家笔下对于不同性别人物的塑造，并且为修正父权文化中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作出了贡献。

肖瓦尔特

第三，  媒介表征机制。

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往往采纳性别研究与媒介研究相结合的视角，观察不同性别在媒介上的再现方式，以及媒介对性别的表征如何影响和规约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实践。传统的性别特质通常是二元对立的，某种性别特质总是在否定其他特质的过程中得以确立，这间接地导致了对于性别的极端认知。

曾几何时，欧洲女性的紧身胸衣扭曲了女性自然的身体形态，也限制了女性的活动范围和肢体动作，体现出女性的顺从意识。而好莱坞塑造的各种“借助暴力行为体现男性气质”的英雄形象，则逐渐影响了男性的集体行为；以白兰度（Marlon Brando）为典型代表的好莱坞男星所拥有的“需求、无助和依赖的愿望”，又代表了与英雄形象相反的浪漫的男性理想。

白兰度

有关性别的观念决定了不同性别在媒介上的呈现，而重复出现的性别表征又会反过来影响并引导人们的日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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