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走出“民族”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评孙红卫的《民族》（文/杨国静）

近现代以来，特别是随17—19世纪西方民族国家的诞生，有关民族的各种话题充斥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典籍之中，且在众多文学和艺术创作中逐渐占据核心位置。各类文献浩如烟海，相关概念、术语、理论彼此交叠、纷繁复杂，它们共同搭建出一座巨大的学术迷宫，不要说广大青年学者难窥其门径，就连众多的学界名家也不时迷失其间。近来读罢孙红卫老师的新作《民族》一书，顿觉抓住了可以引领我们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阿里阿德涅之线（图片源自网络）

首先，《民族》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作者化繁就简的雄健笔力。作者对民族话题的理论梳理主要着眼于20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界，这可是一份相当棘手的工作。众所周知，20世纪的民族观念不仅关系到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亚非拉新兴国家的崛起，而且还和德国纳粹与极权主义的兴起如影随形，同时又和近二十年来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共同体话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处不同境遇和时代的人们，对“民族”的认知和反应可能截然不同。毫无疑问，这种巨大差异会充分反映在各种有关民族的理论著述中；要将这些极度复杂的理论梳理清楚，绝非一桩易事。作者的处理方法相当巧妙。一方面，他规避了庞杂理论体系的纠缠，转而紧扣盖尔纳、安德森、霍布斯鲍姆、史密斯等代表性学者的核心观点，厘清民族话题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理论渊源，同时佐以萨义德、詹明信、德里达、阿甘本等人对这些学者的批评和回应，让理论之间的对话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他牢记该书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之一的写作设定，将复杂的理论问题化入极其生动、细致的文学文本解读之中：从达菲为苏格兰独立公投而撰写的隽永小诗，到莎士比亚的名剧《亨利五世》和《理查二世》；从达芙与文德勒围绕《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企鹅选集》选编策略引发的著名论争，到詹明信对美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中民族意识表达的不同评价；从卡夫卡倾心的“小文学”观念，到当代爱尔兰文学中的花木书写；等等。这些鲜活的文本解读实例极大地调和了大量理论概念术语带来的凝重感，让《民族》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清新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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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特别认同《民族》的理论立场，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既不失客观冷静的分析，又不失理解同情的温度”（40）。在关于民族话题的批评话语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良的倾向：一方面，受20世纪中期以来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的影响，批评者往往过于强调作家和作品的“民族性”意涵，而淡化了美学维度的评价；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对个体自由持有一种近乎原教旨主义的追随姿态，而对人类渴望分享共同生活经验的群体心理和真实情感需求视而不见，进而将所有个体之上的共同体存在视为单纯权力运作和政治建构的结果。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两种倾向的潜在危害。他在书中多次强调，优秀的作家往往需要和他所属的民族或时代保持距离，才能获得超越民族偏见与传统影响的洞察力。此外，他还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在认识民族话语的建构性的同时，也要对那些假借个体自由之名拒绝认同特定国家、文化、组织等的行为投去拷问的目光。

再次，《民族》一书融通中西，其中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问题同样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上半叶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出于救亡图存的迫切使命感，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探讨。对此，作者做了不少功课，在梳理西方的民族批评话语的同时，不忘立足中国视角，观照中国问题。书中提到了辜鸿铭对中、美、英、法诸国国民性的论述（136），梁启超、鲁迅二人以民族为着力点引介外国文学的实践（61），钱穆对欧洲诸民族“分离”常态的理解（8），以及费孝通基于“被欺凌”的一方而生发的对文化偏见的独特感悟（45），等等。这些案例为全书增色不少。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是一部生趣盎然的著作。一本富有理论洞见的学术专著或许并不难找，但一位能将艰深的学术理论写得生动有趣的学者却十分少见。孙红卫老师的《民族》实现了学术性和可读性之间难得的平衡，这让它没有因为厚实的理论底蕴而变得滞涩，也没有因为丰富的实例而显得零碎。在阅读过程中，我除了为孙老师深厚的学术修养所折服外，也深为其行文风格所动。作者写得行云流水，读者读得酣畅淋漓，这或许是一部学术著作生命力的最佳体现了吧。

温馨提示

孙红卫老师所著的《民族》一书已于2019年7月由外研社出版，欢迎大家购书阅读！（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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