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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周总理号召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钱三强托人到法国转交杨承宗 3000 美金,让他买一些科研仪器带回来。为了多买些仪器,他把自己的钱也拿出来。
回国时他的行李装满了13只箱子,大部分是科研仪器。买仪器很费周折,把仪器运回国也非常困难。杨承宗请居里先生亲自写信给法国巴黎警局开证明允许行李出关。十几天的海上漂泊到了香港,杨承宗又受到英国海关阻挠,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幸运回国。
“父亲在国外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买了仪器,回国后还要还清妈妈在国内抚养孩子所欠下的债务,家里的生活一度很窘迫。他只好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手表和照相机补贴家用。”儿子杨建家说。
子女:做学问与做人,他一生以居里夫人为榜样
1953年,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需要中子源,刚回国的杨承宗听说协和医院有个美国进口的放射源,可以收集氡气体。但他去了现场发现仪器在解放前就被破坏了,地下室里弥漫着危及生命健康的放射性气体。担心助手没有经验,杨承宗亲自上去,用身体挡住射线,把破损处焊起来。但他的眼睛也因此严重受伤,视力从此开始下降。
1960 年至 1969 年,杨承宗被借调到二机部五所做业务所长,负责核原料铀的冶炼和分析工作。他在负责原子弹铀原料冶炼研制的过程中奋力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他视力下降很厉害,但是他始终坚持着,周围的同事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带病工作。
杨承宗
“那是他第一次进法庭。法官一看是中国学生,就表现出轻视的态度。但一听到父亲自我介绍是居里夫人的学生时,马上气氛就非常缓和了,法官甚至都露出了笑容。这令我父亲深切感受到法国人民对居里夫人的敬重,他作为居里夫人的学生很自豪。他也因此在做人和做事上,一生秉持‘我是居里夫人的学生,我要以居里夫人为榜样’的信念而严格要求自己。”杨建家说。
同事:无论抓业务还是抓人才,他都抓得很细
“杨先生特别关心科技人员,他一点架子都没有,诚恳待人,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他辩论商讨,什么时候找他都行。他办公室的灯总是到晚上12 点还亮着,因为很多人都在排队等着去找他。有的要把自己的报告请他看,叫他改;有的工作遇到了问题,要请教他解决的方法。五所的科技人员对杨先生感情都很深。‘文革’时,造反派把他当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要大家斗他,最终没有一个人出来揭发或批斗杨先生。”刘虎生说。
由于杨承宗的人事关系一直在中科大,1969年中科大搬到合肥,杨承宗只能离开他一生眷恋的五所。走之前,他亲笔写了一封“辞别书”,贴在五所食堂门口:“……从此关山远隔,不能再为大家服务了……后会有期……” “五所还有 1400 多人,怎么养活?”
因为提出这个观点,有人说杨承宗要将五所带偏方向,请他回五所的计划也搁浅了。没过几年,风向大变,五所也改名为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大力推进民用研发。
学生:爱才、惜才,是他一生的“旁业”
大四上专业课《放射化学》时,祝振鑫又发现用“活度”代替“浓度”来讨论镭、钡盐分级结晶的规律时,可以得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结果,主讲老师就安排他给全系师生进行了一次学术讲座。学生开讲座,这在系里还是头一次。祝振鑫后来得知这件事也是杨承宗支持的。
2020年,中核集团组织评选和颁发核工业功勋奖章,提起杨承宗,评委会毫无争议,一致通过。
作者:余诗君
来源:中国核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