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
以下文章来源于远川研究所 ，作者鲁舒天
刻画这个时代
各玩各的可以吗？
在马保国跻身顶流之前，上一个通过非正常途径引发全网热度的，还是豆瓣4分职场剧担当——靳东。
靳东有1500万微博粉丝，但这位“十八线”明星挤上头条的时刻，但都跟他对都市精英的浮夸和土味演绎有关，如果不是不久前的“假靳东”事件，很多人恐怕想不到，真有不少观众会迷上他抖鸡汤时的西装革履和锃亮发胶。
比如家住江西、年过六旬的黄阿姨，她只知道自己一上抖音，这位英俊的中年男演员就会对她嘘寒问暖，还许诺给她一套房子和100万。很少有人能给黄阿姨解释清楚：手机里的“靳东”不过是个AI合成的虚拟形象，是专门来骗她的。
不过在整件事中，最耐人寻味的其实不是拙劣的骗局，而是骗子们选择靳东来冒充的背后原因。
这帮收割者精准地绕开了易烊千玺、王一博、刘昊然等“国民弟弟”，转而匹配了与目标受众认知相符的非顶流艺人。换句话说，在以三四线以下城市中老年妇女为收割对象的骗局中，恪守男德、浓眉大眼、老干部形象的靳东才是正确答案。
这就叫不选最贵的，只选最对的。
众所周知，北上广深和三四五线长久接受不同的信息内容和文化符号，由此形成迥异的审美趣味与消费习惯。在移动互联网进入下半场后，技术进步加速铺平传播渠道，在同一种媒介的覆盖下，城乡二元的文化割裂只会更加云泥两判。
在海派清口早无立锥之地的上海滩，李诞和笑果文化成为新的喜剧之王，一举成为流行符号No.1。可如果你打开最新一季的《脱口秀大会》，就不难明白脱口秀这项舶来品为什么只在一线城市风靡，却无法在更广袤的中国内陆落地：
颜怡、颜悦在婚姻段子里致敬库布里克的《闪灵》；杨笠在女权段子里调侃“漫威”黑寡妇的衰老速度比别人慢，杨蒙恩则在行业段子里插了一个历史梗：“我来参加脱口秀大会就像去了太平天国一样，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
很显然，理解这些梗，需要很强的文化积累才能get笑点，这已然超越了国人平均文化水平的上限。这么一对比，何广智和李雪琴的地铁段子就比较接地气了——虽然每天都挤地铁的上班族，仍是一个只属于一二线城市的场景。
要说最不接地气的，是喜欢“飙洋文、秀优越”的Norah，这种更对留学生胃口的风格被李诞提醒“喜剧演员不要给人那么大的压迫感”。李诞的意思是：一个表演者不能放低姿态，就很难触及更广泛的共鸣，到头来是在自说自话。
李诞的文化经验来自张楚、布可夫斯基、马尔克斯和库斯图里卡，但他从不追求曲高和寡，而是选择不断降维降维再降维，原因也很简单：如果内容离最大公约数太远，别人干嘛要抢一票难求的小剧场，躺在床上刷抖音岂不快哉？
当然在今天，五环内精英再怎么降维，也很难继续向下穿透：五环外的人对五环内流行哪个艺人、哪部美剧、哪款应用一无所知，也没兴趣知道；五环内对五环外平日里玩什么、刷什么、跟什么大哥、做谁的家人，一样是毫无察觉。
昔日赵本山“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和赵丽蓉的“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这种能够穿透全国人们的梗，再也无法重现了。村村通网后，互联网上显露出来的文化割裂，可曰“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
所以问题来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在折叠，精神生活是不是也在折叠？
现象：文化折叠
1927年3月，一个湖南湘潭人有备而来地发表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这篇历时32天的田野调查，只是为了说明一点：于社会观察而言，想要得出正确认识，务必亲自去下面看一看，决不能闭门造车。
九十年后的一日，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充分领会了革命导师的“认真”精神，为了搞清90后农村青年的生存状态，他去工厂流水线实地蹲点，与拍摄对象互加好友、同吃同住，终于拍到了在国内曾经风靡一时、却又销声匿迹的杀马特。
杀马特或许是一种信仰、态度或主张，但它首先是一种发型，特点是五颜六色又四面开花。在“45度角仰望星空”成为流行金句的那些年，杀家军三五成群地顶一脑袋在街上走，构成了泛城乡结合部最朋克的风景线。
有人看不惯，笑它“非主流、洗剪吹”，还有人直接批“脑残、低俗”。2012年之后，杀马特逐渐跟火星文、山寨混搭、仰角自拍等关联符号从主流视野中消失殆尽，以至于给拍摄者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印象。
经过不懈努力，李一凡通过线人混进了“葬爱”圈子，在东莞石排镇找到了最后的杀马特。
根据他的统计，杀马特成员几乎都是中小学辍学的留守儿童，进工厂平均年龄14岁，不懂社交、空虚寂寞、基本胆小，普遍抑郁，来到陌生人社会后，大多有被偷被骗的经历，有人一下火车站包就被拎走了。选择加入组织，是因为这层保护色看上去唬人，也便于相互建立认同。
李一凡说，进入杀马特的世界后，他才发现这里“毫无精彩可言，只剩下流水线上的单调与疲劳”。那些被社会视为异端的夸张造型，不过是这些人仅剩的减压阀。可现在，杀马特只能在“污染市容、有伤风化”的谴责中剪去头发，重新到每15分钟换一班的工位上洗心革面，老实呆着。
《我拍了杀马特》的视频在一席出圈后，网友称其“杀马特的精神史”。但这部上映于2019年的片子其实是一部“迟到”的纪录，昔日超过200万人的杀马特家族早已消失殆尽，导演能采访到的“活杀马特”数量，其实已经不足10个。
近年来最“及时”报道文化撕裂现象的，反而是一篇自媒体公众号的文章——x博士2015年那篇《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在这篇文章刷屏前，很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生活的人，甚至都不知道快手这家公司的存在。
这篇文章虽然引起极大争议（已被删），但其初衷与李一凡类似，均是以某个真实切面清扫社会观察的盲点——短视频方兴之际，通过自我摧残谋求关注的荒诞行径此起彼伏，一个粗糙、简陋、原生态的乡村世界，在媒介的显微镜下纤毫毕现。
对于“打通中国最底部乡土圈层的视频内容平台”而言，它去中心化的算法是中性的，没有放大任何怪诞现象，只是“展现并联系”了不为人知的底层和他们的真实日常——但当这些真实展现在一线精英面前时，“友邦惊诧”是免不了的。
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一线城市白领绝对不会喜欢快手中最火的段子，相反在城市刷爆的话题却在快手上一点声音都没”。
尽管在今天，日活超3亿的快手拥有了大批一二线城市的用户，但其平台里的主流内容和主播仍然难以向上穿透，散打哥、二驴、方丈、祁天道、张二嫂这些几千万粉丝的快手大V，对于绝大多数一线城市的互联网用户来说仍然是陌生且遥远的。
是技术进步，让人一头撞见了审美端的“不同中国”，撞见了文化层面难以逾越的天堑——他广场神曲，你欧美流行；他穿越玄幻，你名著经典；他天佑giao哥，你德纲李诞；他在直播给老铁打赏，你在网课听财经论坛。
缺乏共鸣和毫无交集，是目前互联网文化现状的关键词。如果只是让生存经验迥异的人看到彼此，而非理解彼此，那么这种“看到”的结果一定不是拉进，而是疏远——不同的人难以相互认同、取得共识，更可能相互取笑、心怀不满。
在《杀马特我爱你》中，几个采访对象都说了一些同样的经历：被骂傻逼，被翻白眼，甚至被人围住群殴。而在当年那篇《底层残酷物语》的文章下面，评论里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难受”、“恶心”、“想吐”和“感到不适”等字眼。
应对文化撕裂，主流群体标准的就是四个动作：先是“惊诧”，然后“敌视”，继而“忽略”，最后“遗忘”。这么多年了，其实没一点儿改变。
甚至平台也在努力掩盖这些鸿沟。当你在2020年翻开视频网站的名片，那个“野蛮江湖”已经不可见了，自发上传的违和内容已被李子柒式的“田园牧歌”所替代，甚至连奥利给大叔也在励志片里喊出“不要冷漠地走入普通人”这种鸡汤。
掩盖有用吗？电影《一代宗师》里有个情节，宫家父女上青楼，章子怡饰演的宫二发问：“带着亲闺女逛堂子，这是什么说法？”宫保田回复道：“这天底下的事，你不看它就没了？”
原因：下渗脱节
割裂令人难以忽视，它是如何形成的，又该如何解决？
首先，文化割裂的本质是经济割裂，它是由不同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其次，媒介技术的进步让不同的文化圈层各自壮大，形成闭环，因此易于辨认；再次，割裂现象是一个全球问题，在美国也有，而且更加严重。
这次大选前，美媒大肆渲染川普之弊，给人一种美国人民再也不会选他的印象，但真到投票时，你会发现精英舆论一开始并没有为拜登带来压倒性的优势，民调的“大局已定”是个伪概念。原因很简单，白左和红脖子互不理睬，双方很难因为宣传去改变根据阶层认同早已选择的立场。
即便算法一贯只让人看他想看的东西，信息权重会加剧信息接收的区隔，但我想说的是，有人之所以会坚定地给川普投票，并不是因为精英媒体辐射不到共和党的票仓，而是另外一个原因：即使精英媒体覆盖到了，也没有一点儿卵用。
美国作家威尔·罗杰斯讽刺地说过——“把钱都给上层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这句话即是经济学里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conomics）。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人们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钱都被上层截留了，根本不会流到下面，涓滴效应被证伪。随后全球化导致的制造业转移和资产价格的大牛市叠加，为美国如今的经济割裂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经济割裂传导到文化割裂，遵循的逻辑也大同小异：媒介迭代（中性）——知沟理论（负面）——回音壁效应（负面）。先看媒介迭代。
第一阶段：纸媒/电视时代
主流媒介：报纸杂志 书籍 电视 广播
信息特质：精英化
传导路径：自上而下
获取方式：被动
接受范围：窄
反馈机制：单向
第二阶段：门户/搜索时代
主流媒介：电脑
信息特质：圈层化
传导路径：由内而外
获取方式：主动搜索
渠道范围：中
反馈机制：单向
第三阶段：移动/推送时代
主流媒介：手机
信息特质：扁平化
传导路径：凌乱无序
获取方式：定向投喂
渠道范围：广
反馈机制：双向
“知沟理论”（Knowledge Gap Theory）提出于1970年，它指的是信息垄断加剧阶层分化：在现代社会，由于富人通常比穷人更快地获知信息，因此，大众传媒传送的信息越多，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知识鸿沟就会越大。
当大都会与城乡结合部的认知鸿沟被拉开后，由算法主导的信息分发，非但没有拆除圈层间的壁垒，反而对其进行加固，形成回音壁。
“回音壁效应”是指认知会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不断加强，令人疲于思考，愈发偏执，无法接受相反意见。信息茧房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加剧群体极化。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信息流通更多限于精英小众人群。城市一二线群体相对于急剧分化的其他社会群体，呈现出了很高的同质性，在“价格昂贵的硬件设备、并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与居高不下的网络费用”组建的信息护城河面前，他们得以接受特定的精神食粮与历史经验的喂养，并形成所谓的“大众”文化。
用《读库》主编张立宪的说法，在BBS时代，上网本身就是过滤器，大家只要到了论坛，类似现在去一些上流会所，会默认周遭是具有足够学养和见识的人。所以，那时的争论能够对参与者形成有效积累，经常会有一个帖子底下动辄回复几百上千字的情况，所有人都在认真、老实地探究问题。
2008年，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主角是一对乡村教师夫妇，生活之处很闭塞，每次接送学生都要经过陡峭的山路。当节目组提出帮其实现个人愿望，他们说没去过首都，想看看天安门、故宫和长城。耐人寻味的是，那年北京正在办奥运，所有去北京的人都为看鸟巢、水立方，显然这个情况处在受访者的认知之外。
这种“与世隔绝”的极端案例是什么时候消除的呢？没错，就是从4G驱动的信息化建设突飞猛进的2014年之后。在上表的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中国社会才真正实现了“村村通网”，MAU，ARPU，GMV值才终于不是炒概念。
在这个过程中，低线农村的信息触达是通过移动端实现的，即由纸媒/电视时代直接过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中间一环几乎断档。
新技术“忽如一夜春风来”地铺平渠道，只是方便了互联网行业在下沉市场坐收流量红利，可它既没有修复“下沉人口”的文化缺失，更谈不上填补文化缺失背后日积月累的经济失衡。
前面提到，文化脱节的根源是经济脱节，不过这个脱节首先反映在文化上——没有来得及参与信息事件、更新知识系统、建立思考框架、形成文化自觉的最大公约数，同掌握话语权、输出观点、进行创作的少数精英群体，存在着深刻的疏离感。
x博士的快手文、奇葩遍地的《谭谈交通》和《1818黄金眼》、被小镇青年捧为票房赢家的《前任3》，也都出现在“搜索-推送”的时间入口尚未缝合的空当。城镇化让数字信息飞速流动后，揭开了这样的现实——没有文化下渗、举世大同，只有“下里巴人”包围“阳春白雪”的镜像。
为什么是“下里巴人”包围“阳春白雪”，而不是相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报告可以告诉你：截至今年6月，国内网民学历结构如下——小学及以下网民占比19.2%；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40.5%、21.5%；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仅为18.8%。
换言之，那些把你气到半死的杠精与喷子，很可能小学都没毕业。
技术只能凸显差异，却无法弥合鸿沟。下沉市场的观众就是宁可去看从头打到尾的《叶问4》，也不爱看诺兰拍的好莱坞的烧脑叙事——三四五线也没有诺兰，他在一二线影迷心中再怎么封神，在后者的认知里都难有多少存在感。
爱默生有句名言，“一个人就是他整天在想的东西”（Aman is what he thinks about all daylong）。是什么造成了一个人会想什么呢，管子的另一句名言可以解答，“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文化上的问题很难通过文化来改进，只有先让大家变成一样有条件的人，他们才有可能认同和喜欢同一类事。换句话说，经济撕裂持续存在，文化撕裂就会持续存在，这个问题以前解决不了，未来恐怕也解决不了。
危害：孤岛丧钟
辛巴可能是极少数没必要从下往上跳的人。
辛巴原名辛有志，自称“农民的儿子”，这个现年30岁、坐拥7000万粉丝的快手头部主播，在直播带货界与李佳琦、薇娅成鼎足之势，最近频频因跨种类的争议窜上热搜，引得吃瓜群众一头雾水：“辛巴不是狮子王吗？辛有志是干嘛的？”
造成尴尬及舆情一边倒的原因很简单：辛巴的受众非常下沉。
在私域流量独步江湖的快手，“辛巴818”位列平台六大家族之首，就在11月1日当天，辛巴12小时带货18.8亿，在刷新平台记录的同时也创下了直播电商新的单场记录。辛家一众弟子，像蛋蛋小盆友、时大漂亮、爱美食的猫妹妹，别看名字纯朴到一盘四国军棋能碰见三个，随便哪个的销售成绩都能吊打罗永浩。
但在李佳琦、薇娅动辄上热搜、上央视的今天，在一二线都市圈层构筑的社交舆论场，辛巴还是没有知名度。最讽刺的一件事发生在今年“618”期间，辛巴请演员张雨绮在快手直播间一起带货，结果作为嘉宾的张雨绮反而上了热搜，很多看消息的人，只知道她旁边坐着的是一个快手网红。
但从收入角度来看，辛巴比张雨绮牛逼多了，一二线是否认可他，并不妨碍他在三四五线甚至农村赚钱。
作家徐皓峰说过，古代其实是名分社会，“士农工商”划的不是成分，是名分。经济繁荣时期，商人只是名分受挫，生活品质绝对要高过社会大多数人，轮到朝代危机，也是由于实质上的升降级被堵死。
辛巴正是“名分受挫”却赚到手软的典型，除了在2018年上过一次央视水均益的专访，他对跻身主流一事似乎也无所谓。毕竟另一个圈层的认可对他的“财产分配问题”只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既然破圈那么难，不如守好基本盘。
然而，辛巴、散打哥、手工耿、giao哥毕竟是草根上位的少数，对那些既没名分也赚不到钱的人来说，他们就会用比杀马特更夸张的方式去验证存在感。比如前些年兴起的喊麦歌词、匪帮说唱，比如贾樟柯《天注定》的隐喻。
在一个6亿人月薪不足1000、一线房东月收租60万；几亿人没坐过飞机，凡尔赛网友却全世界玩转的现实割裂面前，即便双方能风平浪静一时，也很难永远相安无事。
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生活在主流视线边缘、旅行地图之外和电视镜头不会拍到的地方。有人熟视无睹，也与信息区隔相关，区隔不仅会阻碍了解，还会加深偏见。更何况知识信息的积累从不直接等于世界观的深化（项飙语），算法主导下的互联网，非但不会带给人更多自主性，反而会提供更单一的价值（贾樟柯语）。
2013年，《天注定》在多伦多电影节放映时，有个来自一线城市的留学生站起来斥责贾樟柯：“你为什么只拍穷乡僻壤，离了煤矿你会死啊？”这个思路总结就是：我和我周围的人过的不是这种生活，所以这种生活并不存在。
知乎有条总结——贾樟柯电影的小人物不会来看电影，看电影骂街的人没过过电影里的生活。
人想成长就得见世面，见世面的重点不在多，而在不同。一个人在北上广深呆久了，就会误以为身边的环境是常态，是理所当然的。北京集中了中国浓度最高的知识分子，上海、广州、深圳集中了中国浓度最高的工商阶层，这些地区的收入与发达国家比肩，对低线、县城、农村的人而言，去这里就和出国没区别。
而在闭环凝结的今天，这种对比之下的反思越来越难以成为通识性的议题，圈地自萌、自说自话、掩耳盗铃、埋头进沙堆的鸵鸟不在少数。
黄章晋有篇文章叫《在隔壁的中国，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也是在谈这件事：对不充分的城市化造成的割裂问题，如果不尽早解决，远不是山寨审美这么简单。二元之间不会一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不听、不看、不感冒，不想隔壁世界的压抑与无奈打扰到小确幸里的现世安稳，可该来的终究会来。
文章例子是在农村教育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一刀切的“撤点并校”引出的社会问题。中西部农村平均距离是4.8公里，山区距离更远，为了接送上学，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幼儿园、小学校车频频出现侧翻和窒息，事故曝光后，学校转为寄宿制，寄宿制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留守儿童脱离家庭、陷入集体霸凌。
那些在“暴力崇拜、胜者为王”的封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今天是如何被对待的，明天就会如何对待他人，他们的教育、安全和心理状况，连锁的家长陪读与贫困失学现象，也难有更多“上面的”眼睛跟进。
现实是丁真一爆火，网上就出现了山区孩子拦路要钱的视频，但谴责的声音却并不关心这些“坏小孩”们是何时起被蛮横与狂暴吞噬。今天他们只是在公路边坐地起价，明天呢？
结语
有人觉得文化割裂没什么，就像贸易战一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玩各的不好吗？但现实情况是：在移动互联网渗透的过程中，一群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可以更方便的聚在一起，互相加强观点，最终抱成一团。就如同那个段子讲的：
互联网的作用，原本是让井底之蛙开一开眼界，认识一下井口以外的世界。可是在这，实际情况是成千上万只井底之蛙通过互联网互相认识，互相认同和肯定，并经过长久的交流之后达成共识：世界确实只有井口这么大……
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人可能无法成为孤岛，但一群人可以。不但可以，他们还能在岛上品尝着彼此的排泄物狂欢。
因此在“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的背后，一波更大的撕裂正在迎面而来：左的看不起右的，右的瞧不上左的，“女权”和“男权”在微博上互喷，年轻人在B站吊打资本家，甚至因为爱国的“姿势”不对，都能上纲上线乱扣帽子……
一个充斥着左右互搏，男女对立，上纲上线的互联网，才是我们未来要去适应的互联网；一个充满文化撕裂的环境，才是我们未来不得不去面对的必然。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