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配合濠河风景名胜区的提档升级和《狼山志》《濠河志》编纂工作的需要，南通学者张松林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最终得出“骆宾王终迹南通黄泥口是确凿无疑的”结论。
骆宾王（约619年—约687年），浙江义乌人，唐代诗人，与王勃、卢照邻、杨炯并称为“初唐四杰”。他年少成名，7岁时作《咏鹅》，被称“神童”。其在“四杰”中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诗体气息嵚崎磊落，词华富艳瑰丽，形式灵活。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所写《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等都具有时代意义。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自立。九月，徐敬业（即李敬业，李勣之孙）在扬州起兵反对。骆宾王为徐府属，被任为艺文令，掌管文书机要。他起草《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十一月，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
关于骆宾王造反后的生死，历来存在争议。《资治通鉴》说他与徐敬业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孟棨《本事诗》则说：“当（徐）敬业之败，与（骆）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
另有一说表示骆宾王跳水逃生，亡命于“邗之白水荡”（今日南通到海门向东一带）；而追兵将领怕承担对朝廷重犯追捕不力的罪名，杀了与他们相貌似的两个人交差，骆宾王遂得以隐名活了下来。与生死相关的是骆宾王的下葬地点。据《中国名胜词典》记载：“骆宾王墓：在浙江义乌县城东15公里枫塘。墓前石碑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重建。”也有学者表示，南通和义乌两地的骆宾王墓都是衣冠冢。张松林在深入研究上述几说的基础上，根据地方文献的记载，抽丝剥茧，逐层剖析，得出：徐敬业兵败，骆宾王逃匿邗之白水荡；落发为僧，老归灵隐，只是个美丽传说；病逝崇川，埋骨黄泥口（即今天南通濠河滨桂花岛）的可信结论。
附录1：黄泥口，就是今天的濠河东北角桂花岛（新乐桥）。
新乐桥照片
桂花岛文化提升以骆宾王为主题，与狼山骆宾王墓遥相呼应，拟打造成南通的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江海文化研究会提出的桂花岛文化提升初步设想是 ：1.在桂花岛入口处立一石，刻古地名“黄泥口”三字。2.在桂花岛东广场设计单位原建议地雕处塑骆宾王像（圆雕，面北），塑像基座北侧刻骆宾王简介，基座南侧刻杜甫颂骆宾王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末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3.桂花岛东侧近岸河上，塑一组“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群鹅像，岸边立自然石块，刻骆宾王七岁诗《咏鹅》。 4.秋在堂内东西两面墙上，分别创作《讨武瞾檄图》和《葬紫琅山图》大型铜版画。5.地雕移至桂花岛西侧沁芳楼与秋在堂之间的广场。6.连廊上用邵干、姜任修、李于涛、李堂等以及南通古贤十余人颂骆宾王诗各一首。其他建筑立柱，适当选用骆宾王咏桂写景的诗联。
附录2：张松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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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王终迹南通黄泥口是确凿无疑的
张松林
唐光宅年（684）骆宾王随徐敬业起兵于扬州，讨伐武氏，兵败，是被杀还是逃逸？后人作《旧唐书》《资治通鉴》说是前者；而武则天“素重其文”，下台后，中宗复位，屡屡 “降敕，捜访宾王诗笔，令云卿集焉”。郗云卿在《骆宾王文集》序中明确说“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郗与骆既是同时代人，又是奉诏编辑宾王文集，所言当为可靠。北宋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大概有鉴于郗序，说“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读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记十九》和清道光朝陈熙晋《续补唐书骆宾王传》，知当时徐敬业起事是有组织有分工的，还有多处响应，并克多处不从者。而朝廷大军压迫之时，徐敬业也先有小胜。及至后来敬业节节失守，最终大败于高邮，逃回江都，有一个过程。即让其家眷及其文官皆有了逃避的时机。因此，据“英公（徐勣）三十七世孙”、康熙海门秀才李于涛说，家乘所记“三十四祖尚庵公讳綗者，偕幕府骆宾王匿邗之白水荡。”这一说法，是合乎情理而可信的。当年徐敬业携家眷及骆宾王等文武官员，先避北岸追兵，乘船逃于江中，匿于润州界蒜山脚下。若登岸南窜，去不得。原来敬业囚其叔，派李宗臣代其叔李思文领润州刺史驻守。“敬业初与宗臣木契为约”。此时敬业，慌忙之中“亡其契”，只好手书召李宗臣接应。可是“宗臣疑而不赴。或云宗臣已归顺。”且江南常州、苏州、杭州都为润州统辖之范围。因此，敬业等向南有阻，只有返于江北。从泰州东下，江边一路皆为江滩芦荡，港汊交错。沿江潜于“海陵东境”，正可以入海。这里，史书上有两则重要记载。一为《新唐书·李勣传》云“（敬业）将入海，逃高丽。抵海陵，阻风遗山江中。”一为《资治通鉴·唐记十九考异》云“敬业入海，欲奔东夷。至五陵界，阻风。”这里的“海陵”，即今之泰州。而“遗山”“五陵”是哪里呢？泰州东来无山，只有胡逗洲边的狼五山，孤悬海中。这是时人对狼五山的称谓。可以肯定，船己逃到时属“海陵界”的狼山江面。叛将王那相杀害了同船的徐敬业等人，又诱杀了不同船的“反逆魁首”，“凡二十五首”， 邀功而去。（按，引自新唐书。由此也可见旧唐书所谓“乘小舸”之说不经。也非一条船。如是，王那相岂不遭到反抗！此正如明代胡应麟所言：顾新书文苑，阔略未详，而刘昫旧唐，论述尤谬。）宾王与敬业家眷乘乱逃匿于白水荡，是唯一路线。这里成陆较晚，唐时仅为盐场。据南通籍地理学者陈金渊等硏究，初唐时，长江口有两块相靠近的沙洲，一曰胡逗洲，一曰东洲。以后两洲长合，即约今南通的崇川、通州、海门三区之地界。《新五代史》称这里“本海陵之东境”。北宋《太平寰宇记》云，胡逗洲，唐代在旧海陵县（今泰州市）东南“海中”……“上多流人，煮盐为业。”敬业家眷及宾王避祸的白水荡，即当时与胡逗洲靠近的东洲向海的地方（这片息壤一直在向东海长去。今之呂四，亦非古之原地）。那儿有大片大片的江芦滩涂（盐民搭房、煮盐都用江芦），是可以暂时棲留的。两洲成陆早的地方，已退去盐碱，还可以农耕。胡逗洲与东洲上的盐场，自唐至五代，还是长江南北两股政治势力（浙西与淮南）心怀觊觎，而又都鞭长莫及的地方。如睿宗朝改“都督”为“节度使”后，驻润州而辖苏州、常州、杭州、湖州等地的浙西节度使，曾在狼山委派“浙西狼山镇遏使”，又不配饷。结果引发暴乱，“转掠两浙，南及福建”。之后，驻扬州而辖两淮的淮南节度使，在这里设“东洲静海都镇遏使”，江南又时来争夺。两股势力拉锯的地区，最宜徐（李）氏及宾王等避难、生存。晚于唐光宅（684）近二百年的孟启（一作棨）所编撰的《本事诗》，所记灵隐寺宋之问与骆宾王故事说，宋时为“少年”，骆时为“老僧”。对此，古人也早有疑问，如清乾隆朝纪晓岚云“义乌败逃之时，宋不得为少年。延清吟诗之时，骆亦不得为老僧。”道光朝陈熙晋在《续补唐书骆待御传自注》中，对宋、骆两人年龄作了考证。若至景龙三年（709），宋、骆如真有吟诗灵隐之事，宋“近将四十矣”。而骆“年六十矣”。因此，今人浙江师大老校长、专门从事骆宾王硏究的学者骆祥发教授指出，宾王“灵隐为僧说”有四大破绽。他说：“最大的疑问是，宋之问与骆宾王原本是诗友，相见熟悉，见面不识是一大破绽；两人是同时代人。而唐人孟启（棨）的《本事诗》将宋之问称为少年，为破绽二；其三，宋之问与骆宾王‘相遇’，已是武则天死后的709年，宾王已平反，何苦见面反装着不认识呢？其四，宋之问如果真的与骆宾王相遇，定会大肆张扬，写诗留墨，但宋之问只字未留。这四个疑问，足以使‘老死义乌说’站不住脚。”（转引自卢建汶《再考狼山骆宾王墓真伪》）骆教授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有说服力的。的确，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之问的诗，在兗州饯别宋之问的诗，都赫然在《骆宾王集》中。其实，孟启的这则“本事”，如要作“史”看，破绽还很多。譬如《本事》说“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而“宾王亦落发，游名山，至灵隐，以同岁卒。”这是一个很浪漫而美丽的传说。要是宾王真能活到九十岁，可要活到玄宗开元（712）年了。中宗时为他平反，诏告天下，搜集他的诗文。他完全可以蓄发还俗，不为官也可以做个隐逸诗人去，也不知又会写出多少好诗文来了。何故一直藏匿不显呢？宋吴坰的《五总志》里也有一则“本事”，言宾王未显时，作役于梵天寺，月夜有一老僧苦吟，只得“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两句。“宾王曰‘可为汝足成之。’僧云‘尔何人？而敢言诗？’然（宾王）亦不能抑也，令僧再举前句，即应声曰：‘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僧大奇之……”这回却换成“老僧”吟诗了。两个美丽的民间传说，说的都是同一首诗《灵隐寺》。好在编故事者都没有忘记把诗中的最佳警句归还于骆宾王名下，不然，要成为千古遗憾。传说虽美，却不可为信史。因唐中宗朝郗云卿奉命编辑的《骆宾王文集》，世上流传很少；又清代曹寅奉康熙之旨编《全唐诗》过于仓促，至使错误地把这首《灵隐寺》诗置于宋之问卷。道光年陈熙晋经考证，把这首诗收入《骆临海集》，并加以笺注。陈这样做，决非随意。他说，宾王文集“编自郗云卿，凡十卷。著录于唐志。行世既久，讹舛滋多。因取各本校正，援据载籍，为之笺注。”其所用本，据录除郗云卿本之外，还有明万历年间，兰溪胡应麟校而重梓本，黄景韩校、毛奇龄序本，等等。陈熙晋是有文本依据的。《灵隐寺》这首诗里最后两句云“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这里提到的“天台”“石桥”，与宋之问毫无关系。景龙三年（709），宋被贬为 “越州长史”，越州即今之绍兴市。他去绍兴上任，路过杭州游山玩水，到绍兴访禹穴倒是顺乎情理的事，而人还未到绍兴任，却要去天台，何为？且路甚远而险，宋何出此言？这恰恰是宾王当年“由永淳侍御史”，被谪为“临海丞”，要翻山越岭去上任的地方（骆还有《久客临海有怀》一诗为证）。因此，《灵隐寺》这首诗应为骆宾王所作，而且从诗句看，还可认定作于上面提到的《久客》一诗之前。陈熙晋将此诗收入《骆临海集》，是有“补苴罅漏、阐幽显微、严谨考订”之功的。这些也都揭示了“本事”的严重破绽。然而，陈熙晋不信灵隐吟诗之妄，可又说“临海之为僧与非为僧，不可知。”“亦未见其必无亡命为僧之事”。明崇祯十三年（1640）熊人霖在义乌上枫塘的《骆临海墓碑记》中，也说“灵鹫老僧一抔土”云云。这或是出于对宾王的尊敬，听由民间故事，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吧。明万历《通州志》载：“正德九年（1514），曹某者凿靛池于城东黄泥口，忽得古冢题石曰：（唐）骆宾王之墓。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少顷即灭。曹惊讶，随封以土，取其石而归。籍籍闻诸人有欲觉之者。曹懼，乃碎其石。尝考宾王本传，大（文）明（684）中，与李敬业共谋起义兵于广陵，不捷而遁。通近广陵而且僻。此岂证欤？然世所传，谓其落发，偏游诸名山，今章服俨然，何也！岂嗣圣物革后，宥而弗罪，复逃于释耶？抑人怜其才故厚其葬耶？”万历志撰者有州官闽人林云程、越人沈明臣、郡人广东按察司副使顾养谦和郡人绍兴推官陈大科。他们对世传骆宾王为僧的事提出了质疑，而对黄泥口骆墓是肯定的。万历志修于林云程任内（1575—1579）距正德九年仅一个甲子。正德九年的事，料顾氏与陈氏于少年时即会有所耳闻的。初唐时期，胡逗洲上，居住皆为“盐徒”，无文化传承。黄泥口又为荒野。年代一久，碑扑坟塌，至使宾王墓被湮没、遗忘。至明朝正德九年（1514），由曹姓农民于城濠外东北郊黄泥口，掘地时无意间发现，是很正常的。继万历《通州志》后、南明邵潜撰《州乘资》及熹宗朝礼部尚书朱国桢撰《涌幢小品》等几部书都有记载。只是葬骆宾王的黄泥口和南宋葬文天祥随员金应将军的墓地在西城门外荒原一样，地方过于荒凉野荡，人迹难到。清顺治年，因大风刮倒金将军墓上大树，树根带出骨殖，遂有议决移金应将军墓于狼山之举。之于黄泥口的骆宾王墓，一为康熙《通州志》明确载于卷二“宅墓”栏曰：“唐骆宾王墓在东门黄泥口”。二为邵干著四首谒墓诗发起唱和，得远近文人唱和诗约两百首，影响至大。其中有海门李于涛和诗前加“引”，言及 “家乘”所志。更引发文人的深入求证 。三为古人欲以实物确证，遂有《五山全志》所载，清乾隆十三年 ，福建名士刘南庐（字名芳）掘地得“断石。唐骆二字，唐字未损，骆字蚀其下半”，并拾得“枯骨、碴牙”。其时，刘还有《得骆宾王遗墓题名石》诗二首，记其实：落莫江淮客思哀，荒天无路自迟徊。义兵戮尽心难死，劫火烧残骨未灰。狐兔窟翻遗碣出，鲸鯢浪打寝门开。携看尺五题名石，堪作唐家砥柱来。 千年科蚪跡昭昭，唐字全存骆半凋。穷海波涛吞不尽，孤城风雨洗难消。天留玄塚春凄惨，鬼哭青山夜寂寥。白眼横开无限泪，夕阳衰草一魂销。（据《五山全志》）同去移墓的目及者多人，皆认同刘名芳所得证物，并有诗记之。如江泳（郡人字拭庐）《得骆宾王遗墓题名石》诗曰：挥泪细摩挲，疑沾唐墨湿。阴风夜半来，山动波涛立。刘名芳所得宾王墓实物，与前朝万历《通州志》、《州乘资》文字所记，正相稳合。然后由州官董权文（字西崖）牵头，隆重改葬于狼山金将军墓右。今人 管劲丞《江淮集》中，有《南通狼山骆宾王墓的真伪问题》一文，从剖析新旧唐书记载的分岐入手，直至清康乾以来文人挖掘史据，深入探讨，考证骆宾王客死崇川、葬于黄泥口一事的真伪，求证严密，分析有理有据。他指出黄泥口地，“掘地得冢的曹某系一农民，度必不知骆的身世。其取墓石以归，不过与砖块等视。等到事经传扬，始恐因此召祸，遂碎其石灭迹。一切都属常人行动。他对骆墓，事先原无藉以宣传的希冀，事后反而怕为此惹是生非，依合理的推断，他不会造意伪托，且亦无其需要。而黄泥口那儿，既僻在郊坰，周围田园村舍，亦复不需要名人古墓来作胜迹点缀，更何况毫无历史关联，谅来，谁也不会凭空把骆墓伪托或附会在这里。比不上说它原葬狼山，倒还可以让人从他的在西湖灵隐寺为僧上来联想。我们肯定说，不存在伪托或附会的需要和可能。我们不能平白地怀疑它。”（管著《淮海集》）这里还须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康熙志·宅墓篇》，编志者审订“正讹”是严谨的。存者言在，废者言废。如云“顾大司马养谦宅在陈司与宅西，今废。”“赠兵部尚书顾养谦墓在狼山东路”等等。可见宾王墓自正德九年以后，时人做过修缮标志。后邵干等才有谒墓咏诗之举。再后到乾隆十三年，虽然骆墓又浸于水，可刘名芳等仍然能按迹找到墓址。不然，掘墓得见“唐骆”二字残碑，哪能有这么巧！因此，黄泥口宾王墓不容置疑。是故，浙江师大骆祥发教授也说，骆宾王“终迹南通说”“可能性更大些”。“因为此种说法最可信，证据也最多。主要有：一、明万历通州志记载最早……。二、清康熙年间的海门县（厅）人李于涛在所著的《雪崖外集》谒骆宾王墓一诗序中，明确记载：三十四世祖尚庵公讳綗者，偕幕府骆宾王，匿于邗之白水荡。久之，宾王客死崇川，尚庵公具衣冠以敛黄泥一穴。表其墓曰唐骆某之墓。载之家乘最详。三、《新唐书·骆宾王传》《朝野佥载》的记载和推测，骆宾王一行……跳水匿隐在河港纵横、芦苇丛生的水荡之中，应该是相当可信的。加之……骆宾王已六十多岁，身体精神倍受打击……几年后……离开人世，埋骨于黄泥口。四、骆氏后人松林支系在编《松林骆氏谱志》中，收录几篇墓考，其观点也倾向于‘终迹南通说’。”确实如此。李于涛的“先大人备兵宝婺，知义乌绣川溪亦有墓，特往礼之。其子孙述云：本墓实在崇川。后人追思莫措，故特为衣冠墓，以志不朽。”尤其自万历《通州志》与《州乘资》等书批露通州黄泥口发现骆墓的信息后，康乾时期的文人学士为之精神一振。不仅通州文人如此，义乌文人亦然。如义乌方崇桓咏道：义乌祠墓草含烟，常自经过一惘然。千载疑情今始剖，谁知真骨葬崇川。 不向天台访石桥，欲寻东海路迢遥。他时来奠黄泥口，若听乡音是我招。然而骆教授也在这里又指出：“自称徐敬业二十五世孙的李于涛，说自家宗谱详细记载骆死后‘徐綗具衣冠以敛’，这也是李于涛自说，如果有现存的宗谱来证明，‘终迹南通说’就能定性了。而南通缺乏的就是这一强有力的证明材料。”这的确是一个切中肯綮的问题。一位诗人做的诗序，自说八百年前祖宗是谁、做了什么事，还说是源于家谱，但要作为信史，就应同时有家谱的证明。现在距康熙时期又近四百年了，再找海门李氏家乘确有很大难度。不过我们在王宜亨（陕西华阴人，进士。康熙9—16年任通州知州）主修，王傚通、王兆陞所撰的康熙《通州志》卷八中，发现了“唐李綗”与宋郑獬、金应等同列为“流寓目”。志曰：“唐李綗本姓徐。其先曹州人。祖勣辅高祖有开国功，封英公，赐姓命名。父敬业袭爵，会武氏簒逆，同李敬猷起义兵于扬州，不克死之。綗偕幕府骆宾王，隐名宵遁。宾王客死，綗实葬之。中宗复位，綗赴阙下，以言事忤当路，挂冠归隐……传至旭，仍赐姓。世隶海门。”（李綗为流寓海门的一世祖。凡有家乘者，志书往往转录。这里也有二例证，如南通保姓为蒙古人。《南通市志》即按《南通保家族谱》转载曰“明洪武元年（1368），元人（罕）之后元善受招抚，以保姓定居通州……”再如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光绪志即有载曰“李氏家乘李贡（方膺五世祖），其先（李元佩）江西新淦人，从太祖平吴，遂家于通……”）这部志修于康熙十二年，次年完成。李于涛（字霞绮）是康熙十六年的海门秀才。其祖李兆星曾官"判温州"，其父曾官金华守备。李于涛与修志者虽是同时期人，但志书成时，李于涛还是个“童生”，那时既不可能与邵干唱和更不可能影响修志。由此也可知邵干发起诗歌唱和的活动，当在志书修成之后好多年。李于涛的“诗序”也自然出现在“志书”以后。在这之前，修志者也不会随便采用同时代任何活人凭空的“自说”入《志》，这是基本的常识。那么，志中这一则条文，就必另有正式出处。我们判断，志书出处，正和上引保氏一世祖等载入南通志书情况一样，都是根据家乘。李于涛诗序所言内容，又正与《康熙志》此条目所记“宾王客死，綗实葬之”相合。也可证实李诗序出处应当同是海门李氏家乘。如果我们分析没有错，那么这一条目也证明了李于涛诗“序”内容是有根据的，“载之家乘甚详”这句话是诚实可信的。因此，骆宾王终迹南通黄泥口是确凿无疑的。另外，生于康熙四年，曾被“征修江南省志实录”、“分校省志人物”三年（见清保培基《西垣集·送李草亭硏文赴金陵志馆》），并参予邵干诗唱和的李堂（字心构、号草亭），也认为李于涛诗序“此则，李氏家乘、崇川志皆非无据也”。这话也可算作一条同时代文士的旁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