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科学家精神】李竞雄（1913—1997）

李竞雄（1913—1997）

李竞雄，1913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小手工业家庭。父亲和叔父都以雕琢玉器饰品为生，靠劳动所得糊口，家境十分清苦。他3岁丧母，7岁失父，孤身一人，由堂伯父收养。为了方便上学，从初小二年级起就寄宿校内。读完小学后，随伯父转辗京、鄂、鲁等地。1926年又被送回家乡就读，直到1932年从苏州中学高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申请到一年的奖学金暂且升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校期间，他以成绩优异连获校内奖学金，勉强读完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李竞雄留校当助教。半年后由冯肇传教授推荐，应聘到武汉大学农学院当李先闻教授的助教。由于他工作勤奋和研究才华出众，被推荐参加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中华农学会建国前的最后一次年会，并宣读了论文摘要，这是李竞雄进入细胞遗传学研究领域的开始。七七事变后，他随李先闻到成都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稻麦改良场工作。后来鲍文奎也来到这里，他们三人先后在秋水仙精引变植物多倍体、粟类远缘种间杂交及其进化、小麦染色体联会消失基因、小麦矮生性状的遗传分析等方面做出了独创性的研究成果。

1944年秋冬至1948年初秋留学美国期间，李竞雄先后获得密苏里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及康乃尔大学研究助教的名额，以研究生的名义注册入学。他在密苏里大学的指导教授 L. J. 斯塔德勒(Stadler)是在大麦、玉米中首先发现X射线诱发植物基因突变的遗传学家。李竞雄受这种思路的启发，后来在康乃尔大学以射线诱发染色体结构变异为题从事了论文研究。由于密苏里大学那时不开系统的遗传学课程，他不得不中途辞去助教工作，转到明尼苏达大学就读。按着预定计划，他去明尼苏达大学是作为短期过渡的，所以在那里只注册上了一个学季的课程，帮助细胞遗传学家C. R. 伯能(Burhnam)教授观察鉴定玉米染色体易位材料。1945年6月初，学季刚刚结束，他就应康乃尔大学遗传学家L. F. 伦道夫(Randolph)教授之邀，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协助一项玉米研究。这样在他正式攻读学位以前就有机会结识美国的一些老一辈著名遗传学家。

经过几次转学奔波，李竞雄终于在1945年8月，从加利福尼亚州来到纽约州的康乃尔大学入学。在校的三年期间，他除了用一半时间帮助导师伦道夫教授从事研究工作外，则把主要精力花在玉米相互易位研究上，同时也选读一些必要的课程。他在完成了硕士论文后，紧接着选用了X射线照射玉米花粉分析杂种一代各种染色体畸变的频率及其分布规律，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课题。后来从中发现和积累了不少富有细胞遗传学意义的材料，如臂间倒位9A等。后来他和别人在此基础上又继续钻研了好多年。

1946年秋，李竞雄接受了指导教授的邀请，第二次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农场，参与美国农业部主持的比基尼岛原子弹爆炸试验对玉米细胞遗传效应的研究。这项生物效应试验与李竞雄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有密切关系。他与伦道夫及E. G. 安德森(Anderson)共同完成了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科学》和《遗传》刊物上，当时国内报纸对此也有电文报道。

1948年6月，李竞雄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因离回国船期还有两三个月，在事先安排下，他第三次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安德森教授的实验农场，进行他所发现的玉米第9染色体臂间倒位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第一手可贵资料。但最主要的是趁着各地玉米遗传学家来此聚会做假期内研究的机会，可以了解到许多新的研究进展和学术见解。

李竞雄学成回国后，于1948年11月初，不顾亲友劝阻毅然北上，应聘到清华大学农学院任农学系主任。当他带着家眷由成都到上海，再乘船到天津转来故都北平西郊时，离 12月5日发起的平津战役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就在这既决定国家命运又关系个人安危与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作出了自己的正确选择，在清华园坚守岗位，迎接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的调整，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李竞雄先后在北京农业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兼农学系作物栽培教研组、遗传教研组主任，从教20多年。在此期间他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9年8月，李竞雄作为北京农业大学赴大寨教育革命小分队的成员，被派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厚庄大队蹲点，一边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一边根据地方要求开展玉米育种工作。1970年12月，北京农业大学迁往陕西，这个教育革命小分队转归中国农林科学院领导，并改成科技服务队。1972 年9月，他作为中国农业代表团的成员，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考察访问。1973年初，他正式离开昔阳县回到北京，作为中国农林科学院农业所(筹建中) 的一员，将几年来重新征集到的一些育种材料带回北京，继续从事上下结合的玉米育种研究。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亲自组配了“中单2号”组合，在各地试验颇著成效，产量超过当时推广的生产用品种，故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4年6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197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恢复建制后，原中国农林科学院农业所的部分人员和下放北京市的原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的人员合并组成了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李竞雄被任命为副所长兼玉米育种室主任、研究员，主持玉米育种研究工作。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先后被聘为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农业部杂交玉米专家顾问组副组长，当选为中国作物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第三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83年以来，他被聘为六五、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全国玉米新品种选育技术课题专家组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担任了《作物学报》副主编，《中国科学》、《中国农业科学》编委等职。1989年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李竞雄从学生时代起就对遗传学有了很大兴趣。他的一位启蒙老师棉花专家冯肇传教授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兼课，讲授遗传学整整两个学期，把新出版的辛诺特和邓恩合著的《遗传学原理》作为指定参考书。这本重要文献成了李竞雄不忍释手的读物。大学毕业后，他师从李先闻，进行过细胞遗传方面的工作; 在美国留学期间，无论是做研究助理，还是搞硕士、博士论文也都是在细胞遗传学领域内开展研究的。从 1938年到1948年，他在这个遗传学新兴领域整整花了10年的时间。李竞雄在美国期间把主要精力放在玉米细胞遗传学研究上，不仅是因为玉米是探索细胞遗传的好材料，可以触类旁通;更重要的是，他考虑到我国将来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那时我国玉米遗传育种和生产都很落后，应该急起直追，为国计民生作点贡献。他在回国时，除了带回研究用的遗传材料外，还广泛征集了一批珍贵的玉米自交系，作为以后开展玉米杂交育种的准备。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苏联李森科关于“环境决定生物遗传变异论”的宣扬，加上采用行政和政治手段干预学术争鸣，错误地批判遗传学，把这门重要的生物科学斥之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连玉米自交系也被看成是“反动”的。所以，经典的遗传学课程不能讲授，更无法开展细胞遗传的研究了。李竞雄只好改做栽培教研组的工作，一边从事教材的编写和授课，一边开展玉米育种研究。这种由学术之争发展起来的政治压制，一直延续到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方针和召开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才开始好转。这一年他代表国家到苏联出席关于推广玉米杂交种的讨论会，心情比较舒畅，因而更加全力地投入到玉米育种工作中。当时经费非常困难，连授粉用的纸袋都没有钱买。时隔40年后，曾经是李竞雄多年助手的郑长庚，在回忆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道：“当时我们跟李先生一起工作，条件多么困难啊!现在看来有一条经验应该肯定，那就是看准了就得坚持。”事实正是如此。在李竞雄及其助手们多年坚持不懈努力下，1956年育成了首批“农大号”玉米双交种，接着发放各地试种、示范，表现生长整齐一致、抗倒抗旱和显著增产，许多省 (市)纷纷要求种植。为了把玉米杂交种的繁育技术和优良种子一起送到农民手里，李竞雄多次应邀深入山西、山东、河北农村和北京郊区进行讲解、传授和技术培训，并和地方一起研究解决疑难问题，为我国选育和利用玉米自交系间杂交种奠定了基础。以山西省而言，从 1960年试种玉米双交种开始，在短短5年内就发展到500万亩，占当时全省玉米总面积的50%以上。从全国来说，1965 年玉米杂交种面积仅占玉米总面积的4%，平均亩产仅为100.5公斤; 到了1987年玉米杂交种面积已占到80%，平均亩产达到263公斤，而且用的杂交种都是我国自己选育的。这是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人们并未忘记开创这项科学技术者的功绩。

李竞雄不仅在自己的育种研究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且还把从国外引进的优良自交系如“W20”、“W24”、 “Oh43”、“M14”等提供给许多育种单位，使他们利用这些自交系先后育成了“双跃3号”、“双跃150”、“吉双1号”、“吉双83”、“吉单101”等杂交种并大面积应用于生产，促进了我国玉米育种和生产的发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些自交系还作为选育新自交系的亲本材料，广泛地为各单位所利用。例如20世纪60年代育成的优良自交系“吉63”就是从“吉双1 号”(含有“W24”、“W20”自交系)中选出来的。而我国育成的一个最著名的自交系“自330”，则是从“可67×Oh43” 杂交种选出的二环系，后来由这个自交系组配的杂交种累计推广面积达到4. 5亿余亩。这里提到的亲本系“可67”，也是李竞雄和他的同事在早些年选获的。十分明显，李竞雄和我国玉米育种事业的发展确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1966年，北方玉米突然受到流行性大斑病的侵害，使多数杂交种遭到了严重减产，一片责难之声向着李竞雄冲来。他清楚地知道这是自然灾害，但只能在“牛棚”下等待批判。1969年秋，虽然从清队中获得了解放，但仍戴着资产阶级权威的 “桂冠”被学校以教育革命小分队成员的名义派到山西大寨接受再教育，并要他“为革命”而搞玉米育种。就这样他重新在山沟里操起育种旧业来了，并把抗病性作为重要的育种目标来抓。为了选育出可在当地推广应用的玉米新品种，并帮助全县搞好繁殖制种，李竞雄不顾自己脚上骨刺的剧痛，经常跋涉于秃岭陡坡之间，走遍了周围的许多公社。当他们的辛勤劳动成果“大单1号”等玉米良种布满了全县的屹梁和坝地时，广大群众对李竞雄“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劲头更是由衷地称赞。在昔阳蹲点三年后回到北京，他一如既往地奔忙于玉米试验田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为寻找更加抗病丰产的玉米新品种而挥汗工作不止。几年之内，他和助手们便选出7个“中单号”玉米杂交种，其中以 “中单2号”玉米单交种最突出，实现了抗病丰产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以来，病害已成为玉米生产上一个重要威胁。据20世纪70年代末北方8省调查估计，玉米大、小斑病在中等发病年份，危害玉米常达1亿亩之多，减收玉米约17亿公斤; 在陕西、山西、辽宁、四川等种植春玉米的9个省内，每年因玉米丝黑穗病的危害损失玉米达3.25亿公斤。近年又有玉米青枯病的流行和玉米矮花叶病毒病在局部地区的危害。这些病害目前还无法用药剂加以防治，将来即使有了药剂也会使成本提高，并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培育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对策。这些病害往往混合发生，一个品种只抗一种病害是站不住脚的，所以生产上迫切要求兼抗或多抗的品种。多年来从美国和欧洲国家引进了上百个玉米杂交种，大多因为抗病性不过关而未能表现出应有的增产潜力。这是我国抗病育种面临的一个难关。

1973年，在李竞雄亲手选配的组合里，有一个组合经过两年的试验鉴定表现十分突出，1975年被定名为“中单2号”。多年试验证明，这个杂交种比当时生产上推广的杂交种，如“丹玉6号”、“郑单2号”、“群单105”等一般增产15%～25%，并高抗玉米大、小斑病，高抗玉米丝黑穗病，实现了多抗的目标，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该品种从1976年用于生产以后，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开来。到1982年全国种植面积达2403万亩，成为当时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1983年又上升到2629万亩。1984年6月这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发明一等奖。此后，“中单2号”玉米的面积继续扩大，1989年曾达到3434万亩。这个杂交种从1977年到1989年累计推广26975万亩，共增产玉米134.8亿公斤，为我国玉米生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单2号”的育成与推广，标志我国杂交玉米育种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实现了三大目标即丰产、多抗和适应性的统一。随着我国施肥水平和栽培技术的提高，在北方一季春玉米区，大范围种植的“中单2号”亩产可达750公斤，并创造了大面积一季吨粮田的记录。从东北、华北、西北到西南，我国玉米主产区都有“中单2号”的种植，1989年，在我国每100亩杂交玉米中就有14亩是“中单2号”。从它的育成到今天的发展已历时十几年。但年种植面积依然保持在二、三千万亩左右，可谓经久而不衰，这在杂交玉米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可李竞雄并不满足于这个成绩，他不失时机地提出我国玉米育种还要更上一层楼的奋斗目标。

1982年农业部召开第四次全国作物育种会议，李竞雄在会上提出了提高玉米营养品质，开展玉米品质育种的建议，并被纳入国家计划。1983年，由他起草的国家六五重点科技项目攻关有关玉米育种课题的论证报告里，就把这项工作列入攻关研究; 七五期间又进一步加以完善成为特用玉米品质育种专题，包括选育高赖氨酸玉米、高油玉米和各种类型的甜玉米等。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参照国际上玉米育种的发展趋势，考虑到我国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将来一定要照顾到加工利用的需要，就在工作单位内着手进行高赖氨酸玉米、高油玉米的探索研究。因为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畜产品的需求将会日益增加。目前，限制我国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饲料，特别是优质蛋白饲料更为缺乏。从不久的将来看，玉米的用途要由以粮食为主转变为主要作为畜禽饲料和工业加工的原料。这就要求通过遗传改良方法，一方面提高玉米籽粒中蛋白质的营养品质，增加必需氨基酸中赖氨酸和色氨酸含量，一方面注意提高玉米的含油量，以及选育适于加工罐头或作鲜食用的甜玉米。在李竞雄的主持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开拓，现在育成的赖氨酸和色氨酸含量比“中单2号”高一倍以上的杂交种，其中一个高赖氨酸玉米“中单206”，在籽粒产量上与“中单2号”相当，并已在生产上大面积示范推广。这一育种成果已达到国际上同类研究水平。近年来又育成了甜玉米新品种“甜玉4号”，经各地试种和示范，表现出抗病、高产和适应性广等优点，南北方均可种植，是国内甜玉米品种中的佼佼者，一些厂家已用来加工成甜玉米罐头，供出口创汇。李竞雄开展甜玉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他们已育成取名为“北京白沙糖”的甜玉米品种，并在20世纪60年代初加工出罐头产品，受到用户好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使这项工作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过去的夙愿现在总算一步步实现了。由此可见，李竞雄对发展我国玉米生产是想得很远，考虑得很周到的。

李竞雄（右）和陈伟程在国家玉米攻关会议期间合影

为了不断提高我国玉米育种材料的性状水平，20世纪70年代李竞雄倡导开展玉米群体改良研究。我国生产上种植玉米自交系间杂交种始于1961年，先是双交种，随后转为单交种。据1988年统计，种植面积在100万亩以上的杂交种有33个，其总面积为19726万亩，占所有杂交种面积的85.96%。其中含有自交系“MO17”的杂交种为11036万亩，占到百万亩以上杂交种面积的55.94%。另外还有两个骨干自交系“自 330”和“黄早四”。这三个自交系的杂交种占到杂交种面积的60%～70%。这说明我国生产用杂交种的遗传基础十分狭窄。假若其中一个自交系出了问题，如丧失了对某种重要病害的抗性，那么就会给生产带来极大的损害。这一潜在的危险，李竞雄早在10几年前就已注意到了。那是通过他多年的观察研究和1977年访问了设在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以后提出来的。他在自己主持的课题内率先开展玉米群体改良研究，组成了“中综Ⅰ号”和“中综Ⅱ号”群体。为了获得适应性广泛的改良材料，当时是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米研究所协作，分别在北京和南宁两地进行的。李竞雄为广西作出的主要贡献是引种南美著名的改良群体“Tuxpeno 1号”，后来取名为“墨白1号”。这是他从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引来的，在广西种植面积最大时达到230万亩，促进了广西玉米生产的发展。通过这一事例，我国和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在玉米上的合作研究逐渐扩大到广西、云南和贵州三省(自治区)。1988年该中心在我国举办了第三次亚洲玉米讨论会，我国借此机会也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科技交流。此前此后，李竞雄还率领一个中国小组分别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第二次和在巴基斯坦举行的第四次亚洲玉米讨论会，并在会上作了不同命题的学术报告。

玉米群体改良研究是一项长期的种质改良计划，近年来该项工作已初见成效。李竞雄采用半姊妹轮回选择方法对中综Ⅱ号群体的改良结果表明，从C1至C3轮，每轮改良选择的遗传增益为7%。经过多轮选择之后的改良群体，有可能从中选到综合性状更好的自交系，因为在组成每一轮的群体时都要有针对性地导入各种优良种质，使群体的遗传基础更加广泛和丰富。为了扩大我国温带玉米种质基础，在育种攻关专题下还设置外源种质导入研究课题，以期将热带、亚热带玉米或近缘植物的种质导入温带材料中。这是一项从长远考虑的育种计划，要有一定时间的延续才能见到实际效果。

李竞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玉米细胞质雄性不育的转育和利用。当时是采用T型细胞质，不久就观察到用雄性不育胞质配成的杂交种，比同型的正常胞质杂交种更加感染叶斑病的现象。这一观察结果比菲律宾有关这方面的报道要早几年，但没有著文发表。后来了解到这是由于小斑病菌发生了一个新的生理小种，专门危害T型细胞质。这个病害新小种的蔓延，导致了1970年美国T细胞质玉米杂交种的大减产，造成30亿美元的损失，迫使种子工作不得不一度恢复人工去雄制种的办法。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又转向C型胞质不育类型的利用，并逐渐扩大了采用C型胞质不育系配制杂交种。但是，1986年我国河北省农业科学院魏建昆又报道了小斑病C小种的发现，于是美国农业部派来专家小组进行专门考察，并肯定了这一发现结果。这样，美国又一次放弃了C型胞质不育的大量利用。为了避免特定细胞质易受专化性病菌小种的危害，玉米遗传育种家着手研究基因型雄性不育的利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E.B.帕特森(Patterson) 1973 曾为此而设计了一个易位染色体断点与特定雄性不育基因密切连锁的方案，依靠细胞遗传学技术，选出了带有缺失、重复染色体和雄性不育基因ms2的“双杂合体”作为保持系使用。但由于这种保持系本身有生理缺陷，即株型偏小，雌雄不调，花粉呈50%的准败育，勉强自交后，其后代穗小粒少，有大、小粒之分，只有小粒才能长成保持系植株，生产上无法利用。李竞雄通过自己的多年研究证实了上述的缺陷，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而改用便于操作的雄性不育基因msl与白胚乳基因y相连锁的材料，作为回交转育的基础。他的研究结果证明，用任何一个黄胚乳自交系可以很便利地转育为白粒不育系和黄白分离的保持系，只是对后者必须用人工或光电设备来分拣两类不同粒色种子而已。然后用另一正常白粒系与不育系相配，就能产生出一代杂种种子。依照这个方案，在转育过程中和大田制种时需要拔除大约5%的遗传交换植株，从实际操作看来，这并没有多大困难，特别在我国劳力充裕条件下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这一方案是以细胞遗传学研究为指导来设计解决病菌专化小种危害特定雄性不育胞质的隐患问题。李竞雄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他所从事的遗传育种研究活动中，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多方探索，锲而不舍，终于达到了成功的彼岸。

1983年，李竞雄主持了六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玉米新品种选育技术研究课题论证报告的起草和计划的实施。到1985年在25个参加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育成品种32个，新品种推广面积达到5613万亩，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受到国家计委、经委、科委、财政部的表彰。1986年他又挑起组织“七五”国家攻关的重担。在他的带领下，整个计划又一次超额完成了任务，其中高产、优质、多抗玉米杂交种的选育专题共育成杂交种46个，推广面积6712万亩，这两项指标均提前超额完成了1990年合同规定的任务。李竞雄又一次代表课题组接受了国家授予的奖状。

在国际科技活动中，李竞雄是我国玉米界的首席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他先后访问了前苏联、罗马尼亚、朝鲜、美国、墨西哥、法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引进了大批育种材料，其中一部分已直接或间接用于玉米生产。比如，他于20世纪70年代初最早引进和鉴定的美国玉米自交系Mo17，已广泛用于杂交种的组配，我国含有这个自交系的杂交种，目前在生产上每年种植面积超过 1亿亩，成为农业上引进、消化、利用国外材料的突出例证。现在我国广泛开展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所用的遗传工具—— 小麦单体系列的“复制品”(转育到其它遗传背景的系列)，也是他在1973年参加中国农业代表团赴加拿大考察时带回来的。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使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更加蓬勃发展，李竞雄虽已年逾古稀，但他矢志不渝，每年盛夏仍坚持到田间进行玉米选育授粉，一丝不苟地做着手脑并用的工作。他一向强调自己动手，亲身实践，50多年如一日全心扑到玉米上。在北京农业大学的20多年教学和科研的生涯中，他不但没有休息过一个暑假，而且在酷暑中天天下地，钻入闷热憋气的青纱帐中坚持工作，甚至遇到急风暴雨也不愿离开现场，星期天也不例外。国家安排的教授休假，很难见他报名参加，因为这往往是玉米开花季节。他常说，“我离不开玉米，玉米也需要我。”在努力搞好研究工作的同时，他还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悉心指导培养后继人才。近年来指导的6名研究生已先后毕业，不久前毕业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也以优秀的学习成绩走上了科研岗位。1983年以来，他所在的作物所玉米育种系共有7个中年科技人员晋升了高级技术职称，并已成为“七五”国家攻关项目的专题和子专题主持人。他的助手中有两人获得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称号。李竞雄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期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他们现在已是全国各地农业教学、科研、生产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李竞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严师，比如请他审阅稿件，他不仅认真地看，而且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连一个用错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是《作物学报》的副主编，轮到由他终审的一期稿件时，往往是伏案半日，片刻也不休息。文稿的错误和不当之处他是从不放过的，不管是谁写的，有时还把作者请来，直言相告。和他接触较少的人认为他太严厉，不敢接近，其实他是最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他的这种耿直的性格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受到了同行和后辈们的尊敬。有一位北京农业大学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现在已是省级农科院院长的湖南籍学生，在一次聚会上回忆起一段不平常的往事：那是在1957年，该生被错划成“右派”，而在当时的一次会议上，李竞雄竟直言不讳地说他不够右派。由此可见他的刚直不阿和爱生如子的为人。

李竞雄一直保持着节约朴素的工作作风，不但不为自己的实验室争设备，“抢”仪器，就连片纸碎物，只要还能利用的也不浪费掉。用过的每个装种子的牛皮纸袋也要擦去旧字，重新使用二三年，其勤俭节约可见一斑。他的助手们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科学技术，也学到了勤俭创业的精神。这对中青年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1981年，在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他对党、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总方针的衷心拥护。

李竞雄已为我国农业教育和科技事业辛勤工作了50多年。他从倾心于基础理论研究逐步演变为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科学技术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务实科学家。作为后辈，我们和他长期相处，往事历历在目，感受到这种变化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他深切地认识到我们的国家还比较贫穷落后，人民还不富裕，一个教育、科技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要时时处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以身作则，带头实践。他就是这样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为改变历史上形成的贫穷落后面貌而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着。踏遍青山人未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继续发扬其美妙之青春。

学生祭扫李竞雄塑像并献花

1913年10月20日 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

1936年 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留校任助教。

1937年 任武汉大学农学院助教。

1938年 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士。

1941年 任甘肃省农业改进所技正。

1943年 任华西大学农业研究所副教授。

1944—1948年 任美国密苏里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康乃尔大学研究助理，研究生。获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农学系主任。

1949—1970年 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农学系栽培教研组主任，遗传教研组主任。

1970—1972年 任中国农林科学院驻大寨科技服务队队员。

1973年 任中国农林科学院农业所教授。

1978—1986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玉米育种室主任。

1980年 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1986—1997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

1997年6月28日 病逝于北京。

（注：本文图片来自百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