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丨 我国中西部高等外语教育规划与发展：供给侧改革的视角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见，其核心内涵是在分析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上，通过去产能、破脱节、补短板、提质量、立框架、创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化解供需结构性矛盾，稳步实现供需长效性平衡。“供给侧改革”作为一项战略命题，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紧密联系着供给体系质量的提升和供给效率的优化，充分适应并正确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新常态”（贾康、苏京春 2016：1）。

当前，供给侧改革理论运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理念、定位和制度三个层面，揭示发展现状与问题，探讨创新和改革进路（如李玉华 2016；张金福 2017；张有声 2016）。供给侧改革与高等外语教育的结合大多从教育的宏观视角梳理外语教育改革的实施背景与发展理路。例如，戴曼纯（2019）从新时代使命任务和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外语教育“三破三通”的结构性规划与改革措施；或是将供给侧改革推行至高校外语专业建设中，通过改变单一的结构供给模式，重构多元、灵活、丰富的供给侧教学要素，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王栋 2017）；也有以大学为例，从“数量、型号、保障、手段”四个维度展开对于外语教学供给侧改革路径的思考（王铭玉 2017）。此外，还有学者尝试将供给侧改革的理念方法运用于大学英语教学生态的精细化建构（贾巍巍 2017）、教学资源的整合开发（柳华妮 2017）、学习者需求分析和教师专业化发展（徐飞、马之成 2017）等话题领域。综上，现有研究偏重学理性的思路探究，抑或聚焦外语教学过程以及对结果成效的考量，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启示我们从语言经济学跨学科视角探索高等外语教育规划与发展的问题。   

随着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加深和中国崛起的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新时代高等外语教育不仅承担着培育创新型外语人才、促进中国与世界在各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更需要主动承接国家战略与规划、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卢植 2018）。近年来，学界对于语言与经济的关注度显著提升，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呈现出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特征。本文借助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框架，从语言政策规划、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等方面探究中西部高等外语教育规划发展的目标与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中西部高等外语教育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中部六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外语类学科专业的调查（汪晓莉、胡开宝 2011）显示：中部高等外语教育不仅整体上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而且在各省份间的发展状况亦存在失衡状态，湖北和湖南两省居领跑地位，山西省却处于相对滞后和亟待革新的行列。

过去十年，山西高等外语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为当地及邻近省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外语专业人才。《山西省2019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招生目录及专业知识库资料显示：山西省内共有普通高等院校82所，其中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33所、高职高专院校49所。截止2018年春季学期，山西省对1392个本科专业开展了“削减余量、升级存量、优化增量”的专项工作，撤停、间招或缓招232个本科专业。另据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2018年和2019年山西省共撤销74个本科专业，其中包含英语专业3个、朝鲜语和日语各1个。由此可见，山西省普通高校的外语专业，经过近20年的大规模扩招之后, 呈现出“收缩”的迹象。

为了更客观、清晰地反映山西省普通高校外语类学科专业的发展现状，本文作者查阅 “学信网”公开信息的基础上，对山西省与中部相邻五省作对比分析，重点涉及语种设置、专业划分和人才培养层次等方面，进而结合山西省统计局发布的《2019山西统计年鉴》中涉及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数据对当前山西高等外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做出研判。

山西高等外语教育的发展水平与其邻省存在一定的差距，普通高校的外语学科建设在供需层面亦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语种规模偏小，配置结构不合理。现有5个外语语种的专业储备，其中英语和日语占比近九成，而法语、德语、俄语的专业数量有限，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以及亚洲其他邻国的官方语种均未涵盖。山西省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度山西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全年全省的进出口总额同比涨幅达20.9%，在国家出口总额中占比较高的金属石料、化工产品、陶瓷制品等均保持较大增幅，反映山西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良好态势。近年来进出口总额排名靠前的贸易伙伴中, 非英语母语的国家占一半以上，包括韩国、日本、意大利、捷克、荷兰、巴西、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等。由此可以推断，现有外语语种储备与专业规划滞后于对外经贸的发展规模，难以满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需要。

其次，专业布局欠妥，学科层次不协调。从专业数量上来讲，本科层次不及中部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而专科仅为三分之一，研究生教育待提升, 其中外语类博士生的培养仍是空白。与此同时，高校外语专业的招生规模在收减，如英语在山西省多所院校被列入“限制招生”或“暂停招生”专业行列。需要注意的是，2018和2019年山西省内新设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先后达到47家和72家，投资体量保持着较大增幅，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外商将参与到山西的经济社会生活，势必带来语言服务、语言管理和语言教育等方面的现实需求。因而在健全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方向指引下，曾经“热门”的外语专业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需求“热潮”。

最后，人才培养定位不清晰，同质化倾向明显。通过对山西省“老八所”高校《（英语等）专业培养方案》的调研发现，专业方向主要集中在商务、师范和科技等领域，仅有不足三成的高校对于外语人才培养制定了具体的能力指标和明确的发展指向；同时学校的办学理念以及师资储备等均有待提升，尤其是小语种专业受限于外部社会环境和学校办学定位，致使专业的“辨识度”不高、人才的竞争力不强，整体办学质量和效益表现平平。在“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下，山西凭借其“承东启西”的独特地理区位，不断扩大并深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多领域交流合作。近年来，山西经济发展由“疲”转“兴”，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外语专门类人才的供给不足，势必会削弱外语高等教育提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有价值。

总之，现阶段山西高等外语教育在学科层次、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供需错位”结构性矛盾，这也是广大中西部地区高等外语教育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汪晓莉、胡开宝 2011：覃美静 2012）。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看，高等外语教育强调需求侧的导向作用，对于抑制无效供给和过剩供给等方面效果显著。倘若人才培养过度依赖现有的市场经济结构，缺乏对外语语言经济的战略性决策，可能导致学科专业的内涵特色不突出、教学科研的创新活力不足，进而陷入“需求约束型”的发展态势。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提高教育质量”。《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等纲领性文件为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推动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目标与路径。本文作者认为，我国中西部高等外语教育要想实现“破局”，关键在于“提质”。从规划角度分析，中西部高等外语教育应主动顺应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特征，在全面对接国家战略和中西部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外语教育工具理性和市场导向性的内核，不断激活并释放语言经济需求和市场潜能，通过高质量的外语语言服务以及高水平的多语种人才供给，满足并激发当前社会、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对外语及其相关行业的需求。就实践层面而言，要将动态变化的外部“需求导向”转化为外语教育自身的“供给驱动”，围绕宏观的语言政策规划、中观的学科专业建设和微观的教学科研实践这三个层面进行结构性的优化与调整，以促生常态化的高等外语教育多元供给平衡。

语言政策最直接地将语言转变为公共政策目标（Spolsky 2012），它关乎国家利益与经济社会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发挥着战略引领和决策导向的作用。中西部高等外语教育需结合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学科交叉的新趋势和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不断加强供给侧层面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

其一，以国家战略部署为指挥棒，积极融入国家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中。从当前全球治理所需人才的专业细分和能力要求看，需在国际政治、金融、法律和新特优技术等领域加强语言资源管理、语言安全、语言服务等的顶层设计。例如，以夯实公民外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国际理解力为前提，加强国家语言能力体系建设，开展全球治理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与评价体系的规划工作（沈骑、赵丹 2020）。

 其二，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凸显了语言的应急价值，结合我国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高等外语教育领域应进一步加强应急语言政策与规划，完善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库建设，优化应急语言信息化管理（王立非等 2020），如语言信息技术开发、智慧应急语言服务、多语种数据安全等，加快提高语言文字助力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其三，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历史语境，充分对接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现阶段，我国的语言文字助力扶贫攻坚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但在中西部边远地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相对受限的外语资源及师资状况制约了当地的对外开放与交流，亦有碍地方语言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因此，高校及科研院所应在调研不同地区和行业对多语种语言资源的需求差异以及相关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差异性基础上，不断优化和改进语言扶贫引智的项目内容，例如，制定完善公共场所语言景观的规范化细则，培育输送精通外语、从事少数民族教育的高水平师资，推广语言人工智能技术在对外信息沟通与传导中的使用。

外语类学科专业的内涵拓展旨在打破传统的学科和专业间的壁垒，实现由学科导向转为问题导向下的“新文科、大外语”建设。这既是经济全球化时代阐释新现象、解决新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外语类学科专业呈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语教育本质属性的体现（胡开宝 2020）。基此新时代语境，中西部高等外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亟需重构学科定位、专业设置与产学研建设等关键要素，拓展并建立外语类学科专业内涵化发展的新生态。

首先，倡导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转化和平衡外语“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二元纷争，推动复合型专业设置和多元化课程体系的建构。譬如，以英语为代表的国际通用语专业可以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立足各校优势学科和品牌专业，瞄准区域经济与行业发展中的细分市场，兴办金融英语、机械英语、语言服务等本土化特色专业，开设跨境电商文化、国际贸易实务、英语公共演讲等专门用途类课程。

然后，根据需求分析逐步增加外语语种和专业数量，解决当前非通用语人才匮乏的问题。如地处“一带一路”沿线和边境地区的高校，在加强国际通用语和区域通用语建设的基础上，重视与国家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非通用语种甚至是非官方的关键战略语种的布局，因地制宜发展马来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等小语种专业教育，不断提升外语对政治民生、国际组织、会展经济、文旅事业等的服务能级。

最后，参与构建学科专业共同体，深化产学研战略合作。中西部高校可借助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等平台，为教师专业化发展和学生能力提升搭建平台、探索多领域的教科研合作；此外，还可通过联合招生、合作培养，骨干教师挂职锻炼、交叉派送，科研平台及学术成果共建共享等校际、校地、校企合作，实现资源对接和优势互补。

高等外语教育不仅关乎人类文明结晶和优质资源的创新型转化与发展，还承担着助力打造全球知识领域多元化智库的使命。如何以语言铺路拓展不同领域内知识的外溢效应，达成国别与区域间的沟通理解，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提质创新至关重要。

一方面，树立高等外语教育鲜明的育人导向，培养精通一门外语、会用多门外语沟通交流，掌握一种专业、具有多种外语能力，“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吴岩 2019）。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和金融体系必然会发生变化，这是外语人才创业实践的新机遇，因为他们在对外沟通和交流中拥有语言能力上的极大优势。但也面临新挑战，他们必须通晓外语使用国家的国际规则，并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因此，外语人才的培养需提前布局，加快建设“多语种+”复合型专业和国别区域类人才实验班，培养“互联网+”和“多语种+”相融合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强化学生的领域外语能力，如增开国际经济法、国别商务文化、互联网金融等通识类辅修课程，以及网络营销、虚拟物流管理、国际组织调研等实训课程，巩固提升外语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立足语言与社会的多学科界面，推动语言科学研究。譬如，我国中西部拥有厚重的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外语学科可通过与传播学、文艺学、历史学等的交叉融合，创新外宣翻译、区域国别研究以及多语种智库的建设，构建以中华文化为载体的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时代精神的外语学术研究体系。最近，国内语言学界组建的“战疫语言服务团”（李宇明等 2020），以互联网思维，将语言学专业知识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新技术成功应用于抗击疫情的应急语言服务中，凸显外语学术研究的应用价值和服务功能。综上，外语学术研究应立足语言与社会的多学科界面，打通与全球知识领域的学科专业壁垒，不仅关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交叉融合，还要重视文理交叉、文工交叉、文医交叉等跨学科的范式和方法（胡开宝 2020），大力推进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大数据智能等领域的语言科学研究。

【声明】感谢《外语教学》编辑部授权iResearch发布此文。因篇幅有限，在原文基础上有所删节。阅读原文请移步中国知网：《外语教学》2020年第5期（总第2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