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生：我国重大传染病时空流行规律与生态环境演变关系 | 学术季

原创杨林生中国城市规划

导读

2020年9月20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苏州科技大学主办、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承办的学术季之“文化传承·健康发展——第二届水网地区城乡发展与规划国际会议（2020）”在线成功举办。中国地理学会健康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林生应邀作了题为《我国重大传染病时空流行规律与生态环境演变关系》的精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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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杨林生

中国地理学会健康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杨林生教授就传染病与生态环境的演变关系进行介绍，目前传染病仍然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死亡与传染病相关，特别是生态环境相关的媒介传染病与自然疫源性疾病，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协同是新发或复发传染病的主要因素。

杨教授首先谈到长时间的气候演变、极端气候事件等均会增加传染病病原体的流行风险；气候变化驱动下生态环境的变化导致具有自然疾病控制作用的生物学与生态学屏障作用消失；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人口的快速流动等社会环境的协调同样也会影响传染病的传播，并列举了人类活动引起自然疫源性疾病爆发的7个驱动因素。

其次杨教授从我国主要传染病与生态环境的演变关系入手，研究了近20年我国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主要传染病变化，列举了鼠疫、登革热等相关案例，表明：气温、降雨、土地利用、生态系统变化以及发达密集的路网、城中村等非正规建筑聚落的生态环境等均会影响传染病扩散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方面就我国种植结构、农牧业转换、退耕还草还林等农业活动方式的变化；地表环境变化可能带来传染病的时空分布格局变化及人口学变化带来的暴露变化，提出通过生态健康实现人口健康的新思考，最后提出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

全文如下

我们都知道，我国近八个月以来一直面临着“新冠肺炎”的影响。本次议题的重点不完全在于对疫情现状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把握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和社会需要注重的问题和难点。

一

传染病与生态环境

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关注的更多是慢性病，但事实上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占总发病人数的85%，仍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另外，目前全球年均5000多万的死亡病例中，近四分之一与传染病有关。

目前来看，只要是传染病，都和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媒介传染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占大多数，我们常见的传染病也多为人畜共患的疾病。

气候变化对传染病的影响

传染病与生态环境有关，主要体现在这些疾病都与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变化以及目前人类活动的模式有很大的关联。从气候变化这个角度来说，一个长时间尺度的气候演变，比如说气候变暖会导致气候带的移动，会改变媒介生物的地理分布，比如疟疾。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比如说今年的洪涝。我们过去常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所以气候极端事件导致的健康事件和传染病也是一个比较关注的热点。气候变化有可能导致物种多样性的变化、种群的变化、栖息地的变化，都会增加病原体接触的风险因此气候变化有可能是我们新发或者未知传染病病原体流行的重要风险之一。

生态环境变化与传染病

气候变化驱动下的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是传染病关注的一个热点。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的稳定实际上是影响病原体跨物种传播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如果生态系统变化了，那么生物之间的屏障有可能会消失，导致传染病的跨物种传播。此外，环境变化会导致野生动物种群结构的变化。过去的病原体在特定的宿主和媒介里生存，现在因为种群变化会有可能到新的宿主和媒介里面寄生。第三个就是生境的破碎化，可能对传染病的媒介会产生一些影响。此外，现在很多的跨种传播可能都与种间屏障有很大的关联。

社会环境的协调对传染病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就是社会环境的协同。人类活动、农业活动、水产养殖、资源获取，尤其是在水网密集区域的水陆、旱田的这种频繁的转化，可能对传染病的病原体的暴露会产生一个新的风险。另外，人口的快速流动可能会加剧人间传播。

人类活动引起自然疫源性疾病爆发的7个驱动因素

今年7月份，世界动物组织专为新冠肺炎做了 “人类活动引起自然疫源性疾病爆发”的特别报告。他们认为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疫源性爆发有七大影响因素，分别是：对动物蛋白需求的增加，非持续的农业的开发，动植物的开发，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和资源性产业工业开发导致资源非持续利用，旅游交通增加，食物供给的变化，气候变化。

二

我国主要传染病与生态环境

整体来看，我们国家主要传染病和生态环境，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与传统农业有关的传染病都在下降，但是近20年来我国与环境密切相关的一些传染病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说在青藏高原牧区发生了一种新的地方病叫包虫病，以及布鲁氏菌病也在显著增加，还有东南沿海的登革热也在增加。最近，经典传染病如鼠疫和血吸虫，虽然过去得到控制，但近几年时不时会产生爆发性的一些案例。比如，今年内蒙古已经发生了9例人间鼠疫。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半的新发传染病和复发传染病都在我国流行，如新冠肺炎，艾滋病等。我们发现与生态环境可能有关的一些新发和复发的传染病，比如说SARS、新冠肺炎，现在认为病原体都来自于自然界。

鼠疫与生态环境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鼠疫。过去研究认为鼠疫流行主要与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关联，基本上是围绕着疫源地流行和传播。整体上看疫源地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北方的，一种是南方的。南方疫源地与温度变化有关，北方不仅与温度有关，还与降雨有关，而且与前一年降雨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整体上看，在全球变化背景下，鼠疫疫源地整体上在增加，因为北方越来越趋于暖湿化。从内蒙古的几个典型的疫源区中可以看到其草原面积在减少，但是近几年的退耕还草，可能会增加草原的面积，宿主适宜生境增加，有可能导致鼠疫风险增加。

另外，从图中可以看到，内蒙疫源地存在多种疫源地交叉的现象，如果干化的话，沙鼠活动增加，其密度也会增加；如果草原化的话，那么黄鼠密度增加。也就是说，沙鼠和黄鼠存在一个均衡，在不同的条件下，病原体有可能出现多种宿主共生的现象，即鼠间鼠疫一直没有停息过。

登革热与生态环境

第二个案例为登革热。南方地区的登革热过去主要是输入型的，而现在一大部分都属于本地型的。气温是影响登革热在全球分布的最首要要素。除了气温以外，分析发现在珠三角等地，经济变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珠三角内部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广佛地区和中山市北部等地，经济条件对登革热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主要是与发达、密集的路网有关，也就是广佛地区发达和密集的路网可能是登革热快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除了道路以外，城中村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城市内部，生态环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包括城中村、城市内部湿地等容易滋生蚊子的湿热环境。城中村非正规建筑聚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蚊虫的滋生和活动，而村内流动的人群也有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三

我国生态环境快速变化下的传染病挑战

第三个方面重点谈一下我国生态环境变化下传染病的挑战。农业活动方式的改变，包括种植业结构、农牧业转换、退耕还草还林等。在我国东部水网密集区，过去是水田改旱田，现在改水田，形成了频繁的种植业结构调整；农牧业的转换主要在西部地区；还有生态建设里面特别强调的退耕还草还林，东部地区的退耕还湖。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引起一些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栖息环境和宿主的变化。

其次再看地表环境变化。一些传染病的时空格局变化与大型的生态建设工程密切相关，包括促进生态文明、改善人居环境、大型水利工程等，都有可能导致传染病时空格局的变化。人口学变化方面，首先性别、年龄、扩张和流动，特别是现在流动人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城市里面很多传染病最大的风险人口仍然是流动人口。

四

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首先，形成生态环境和人口疾病的协同监测。从环境的角度来说，目前做了很多的环境监测，人口健康则做了一些哨点监测，但是两者毫无关联，在生态环境方面和人工健康没有做一个协同监测。

第二，宿主、媒介对生态环境响应机制及协同演化机制的研究很缺乏，不仅是新冠肺炎的跨种传播，还包括经典传染病如鼠疫疫源地的保存机制等等，在预防医学里面一直没有形成良好的研究效果。

第三点是生态敏感性疾病的时空流行的模拟和预测。

第四点是生态敏感疾病的风险评估和分区和分级的管控。

第五点则是做早期环境信号的捕捉和预警。从环境方面把预防再往前提。

第六点是决策时要考虑气候、生态环境变化和人口的特征。

第七点是强化全球合作。

第八点是重点区域控制。水也是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东部水乡长江流域，从上游、中游到下游，血吸虫现在时常爆发；江南水乡很多地方是疟疾的高发区；另外湖泊和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这几年都是感染禽流感的高发区；还有粤港澳登革热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和水有很大的关系，要加强研究如何通过规划把传染病预防往前提一个关口。

第九点则是探究生态文明与传染病控制的关系。

第十点是注重健康人居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