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异存同”：性取向的进化悖论

图源：tamedcynic.org

同性恋行为具有遗传基础是得到基因研究和跨物种观察的普遍证据支持的。首先，同性恋在人类的历史中长期存在，但人们对之一直缺乏客观的认识。直到基因技术的发展为探索同性恋的遗传物质基础提供了大量证据(Mills, 2019)。

近期《Science》杂志发表Ganna等人，对英美两国大样本开展的同性恋基因研究，被解读为“同性恋基因不存在”或者“同性恋不可能通过基因预测”，笔者认为两种说法都有误导大众之嫌。首先，文章结论只能说明在其样本资料和分析方法基础上，不能找到单一、专门的同性恋基因点位，而是发现了多个具有统计意义的复杂的基因点位;其次，在当前的研究阶段就认为“不可能”，为时尚早。

“我们视野中的云层就是我们知识的边界。”——罗伯特·特里夫斯

除了基因研究的证据，跨物种研究的证据也支持着同性恋具有遗传基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证据是来自人类的近亲。2001年动物学家在雄性苏门答腊猩猩身上观察到同性性行为(Fox, 2001)，2016年西澳大学的科研人员对雌性山地大猩猩的同性性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一行为的发生和表现既有遗传背景，也有社会背景(Grueter & Stoinski, 2016)。这与Ganna等人发表在Science的研究观点一致：性取向多样化的基因基础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其决定因素有遗传物质，也有外界环境和个体经验等(Ganna et al., 2019)。所以，同性恋是有遗传基础的，但还受到环境和经历的影响。

即使有如此多的证据，反对者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过滤掉神创论者的言论，最主要的一个反对的观点是：只有异性恋是符合自然选择的进化规律。“如果支持同性恋，大家都搞同性恋，那人类不就灭绝了吗！”这一说法显然是缺少概率论和统计学基础的，但有一定的启发性。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开始思考：

进化悖论——“同性恋如何得以在人类的繁衍中长期存在？”

性别除了有广泛的社会分工意义，还具有繁衍后代和促进差异化和进化的重要内涵。即使社会发展弱化了性别的社会分工作用，但是两性的繁衍后代的功能一直是人类生理性状代际传递的主要途径，那么同性恋者是无法在内部实现繁衍的，其性状和基因如何得以保存至今？有人认为是迫于社会压力和异性通婚了。但是，这种被迫的行为一代两代行得通，不可能在长期的生存和繁衍过程里保持传递给后代的性状优势，毕竟连猩猩都有了，那说明性状的遗传和激活应该是有更复杂的原因作为背书。

因此，同性恋的进化悖论问题就被提出，并引发了许多科学家的探讨和求证。对其解释的理论也已经比较丰富(林振林和王国芳, 2010)。笔者认为，同性恋是与异性恋相辅相成的。同性恋的产生和传递是人类为了整体的风险回避（同盟假说）或者投机（魅力假说和多产假说）而做出的生存能力更大化的选择，也就是“求异存同”的过程。

基于原始社会的生产背景，女性主要从事采摘和居住地内务，男性外出狩猎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男性的分工有更高的风险，和更高的死亡率。这一假设被用于解释出生性别比中男性略高，也被社会学家用于解释藏婚（一妻多夫）产生的原因。

再增加一个假设：从黑猩猩到原始人类，种群内的阶级分化普遍存在，所以男性内部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有地位差异。在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地位高的男性将获得更多的配偶，而男性的自然出生比例又更高，两种因素的叠加意味着没有交配机会的男性会在各个时期的人类社会普遍存在。

根据同盟假说，没有交配机会的男性与有交配机会的男性形成了生物意义上的“同盟”关系。当社会发生动荡，比如部落间的冲突或者狩猎意外，原来没有交配机会的男性需要补空，但是在补空之前需要能够保持其生殖能力，同性恋基因也应就需而生(Muscarella, 2000)。

这一理论可以比较好地解释早期突变的产生后得以保留的机制，但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社会，社会分工变得更加复杂化之后，可能并不适用。

在同盟假说能够比较好的说明同性恋基因的产生过程之后，新的问题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或者到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同性恋为什么还会一代代产生和存在，得以传递和保留至今？魅力假说和多产理论提供了两种可能的机制。

魅力理论认为同性恋群体的成员更具有魅力，更容易得到其他个体（包括同性和异性）的青睐(Kirby, 2003)。这一理论也得到Ganna等人论文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支持。但是仅有魅力是不够的，如果魅力高就意味着有同性性取向，假设魅力高或低的群体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后代，那么魅力低的群体的繁殖优势明显，也就意味着魅力高的群体在自然选择中存在劣势。因此，在魅力之外，还需要多产。

多产假说认为，从基因组的自然选择层面考虑，同性恋个体自身表现出的劣势，会被其兄弟姐妹所补充。研究人员发现同性恋群体的兄弟姐妹会生育更多的子女，这样便能弥补同性恋个体缺失的后代数量，从而实现在基因组整体上的遗传优势（戴维·黑格）。

一个著名的相关研究是Brendan等人在2008年通过双胞胎数据发现，有同性恋同胞的双胞胎个体，会有更多的异性性伴侣(Zietsch et al., 2008)。这一研究同时支持了更大魅力的假说和生育更多后代的理论。根据Ganna等人的研究，性取向并非是非黑即白，而是存在连续性，也就是部分个体的性取向是在同性和异性中存在偏好，甚至中立，而不是非哪一者不可。这意味着，在同胞身上表现出的多产优势，在个体自身身上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因此，同性恋基因可以使基因组在群体上体现出遗传优势，更像是一种进化的投机和冒险，但历史的长度足以证明其内涵的可靠性。

综上，笔者认为同性恋有着客观的遗传物质基础和为之背书的进化过程。同性恋相关基因不仅能增加个体的魅力，还能增加种群的后代数量。所以看似不符合自然选择的基因，其实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存在。它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以“求异”为目的而“存同”的铤而走险的选择，但正是这一选择，让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