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科学家精神】奚元龄（1912—1988）

奚元龄（1912—1988）

1948年，奚元龄得到中英文化协会的资助，赴英国剑桥大学植物学院留学，专攻细胞遗传理论研究，写出了“果蝇红眼轨迹的位置效应”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翻译了由威廉斯撰写的《农业原理》一书，准备回国后传播其土壤学说和农耕理论。

1950—1953年，奚元龄主持长绒3号的选育和长绒2号的决选工作，研究陆地棉蕾铃脱落问题。由他主持的华东地区棉花品种区域试验，于1954年获华东农业科技奖，并以科学实验资料为依据，确保岱字棉15作为华东地区的主要推广品种，取得了大面积增产的效果。

1958—1962年，奚元龄在总结棉花高产施肥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植株糖、氮代谢变化规律，论证其生理基础，修正并完善了棉株一生糖、氮代谢水平规律变化的理论，提出高产施肥应掌握的原则。

1965年，奚元龄再度转入棉花氮素营养研究，深入样板田，将科研成果用于生产实践，为提高棉花产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3年，奚元龄以极大的热情组织了全国棉花花药培养协作组，主持农业部生物技术重点项目，研制的S7-1培养基能促进棉花小孢子启动分裂，该研究结果居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奚元龄曾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三、五届代表，江苏省人大第五、六届代表，第五届省人大常委，江苏省科协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国家科委农业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农业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棉花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第二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江苏省遗传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第二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

奚元龄在他的自传里写下这么一段话：“个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心，必须建立在为国民经济做出有益贡献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坚定不移，不为困难所屈服”。年轻的奚元龄目睹贫穷落后的祖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遏止，棉花生产难以发展，心里万分难受，从而更加激发起为发展祖国棉花而奋发图强的爱国之心。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地点从南京远迁江西、云南等地，工作岗位从科研转到教育，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棉花科研和生产实践。在冯泽芳先生主持下，调查了木棉的生长习性和栽培特性，开展了木棉的三要素肥料试验，推动了云南地区木棉的扩大种植。在此期间，他还主持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委托的棉花品种适应性观察和比较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奚元龄怀着一颗将自己的科学知识贡献给祖国棉花事业的赤子之心，于1950年回国，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在当时的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率先筹建“作物生理研究室”，开展棉花和小麦、水稻作物阶段发育研究。

自1958年起，奚元龄参加全国化肥网试验工作，开展棉花高产施肥和棉花氮素营养研究。他认为，要使植物生理研究工作能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必须把实验室、试验场和产区试验点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在棉花产区，他不辞辛苦，一天步行几十里路，检查指导工作。1962年，他先后到浙江省慈溪县学习总结劳动模范甘金海和国营第二农场的高产植棉经验，以及山西省全国劳动模范曲耀离、吴春安和省劳动模范常修文等植棉“八仙”的高产经验。每到一处，他总是先深入田间认真调查，然后再与劳模们促膝交谈，把棉花氮素营养研究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奚元龄在农业科研工作中，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分析的原则。1958年秋，山东省出现“万斤”棉花高产田。他到江苏省泗阳县农场、山东省临清和高唐县等地考察棉花生产，访问高产队。每到一地，他都亲自下田调查。由于当时浮夸风盛行，公社干部在“高产”田块四周围上篱笆，他只好蹲在田边调查植株的生育性状，测量棉株的种植密度，取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他不顾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可能被戴上“秋后算帐派”的帽子，如实整理材料，并将材料送交给当地的负责人，保持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科学态度。

在研究棉花施肥技术工作中，为确保科学研究的准确性，从盆栽土的配制、试验田的选择、试验方案的设计，到调查分析的项目、标准等，他都做了严格的规定。每逢田间生育动态调查日期，他都坚持做到风雨无阻；对棉株取样进行生长调查、叶面积测定和棉株糖、氮分析时，因小区多、样品多、分析项目多，经常一天连续工作八九个小时。从棉花播种到收获，他始终与青年科技人员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

奚元龄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他的小儿子回忆起当年父亲从英国学成归来时的情景，“全家人满怀喜悦的心情打开先期托运抵宁的一只特大号铁箱和一只更大尺码的木箱，里面没有一件是为家人购买的礼物，全是最新出版的科技书籍”。

奚元龄衣着朴素，家里陈设简陋，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书架和数不清的藏书，真可谓“学富五车”。平时每次出差，无论是乘车还是坐船，他总是手不释卷地阅读文献资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住牛棚期间，仍坚持看书学习，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为夺回失去的宝贵时间，他常常看书写字到深夜。毕竟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有时过于疲劳打起瞌睡，但被滑落的书本发出的响声惊醒后，他会重新打起精神继续看书和写材料。

奚元龄非常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20世纪60年代初新分配的一些大学生因改学语种，英语基础较差，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给他们补习英语，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都集中在他家进行辅导。

1979年，为适应现代农业科研发展的需要，农业部决定在全国组建第一批九大研究中心。年近古稀的奚元龄先生毅然担负起筹建“农业生物遗传生理研究所”的重任。期间，受农业部委托，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举办了两期“全国植物遗传学讲习班”。他在查阅大量原版文献的基础上，认真编写了“遗传学基础原理”和“分子遗传学”讲稿，亲自授课，为提高和扩展农业研究系统中年科技人员的专业基础知识而呕心沥血。

在晚年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工作期间，他主动提供国外最新文献资料，协助制定研究计划和实施方案，让中青年科技人员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当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组织全室科技人员一起讨论，寻找原因，制定对策。他还亲自主持和组织读书报告活动，重要文献由他主讲。针对中青年科技人员承担的不同研究任务提供相应的原版文献资料，对每个人提交的翻译材料他都要逐字逐句地修改，不但在学术上进行业务指导，而且还介绍学习外语的方法和如何正确表达的经验。在他的指导下，研究室全体科技人员共同参与翻译了《植物组织培养参考资料》一书，他的研究室培养出了一批活跃在农业生物技术科研第一线的技术骨干。

1912年11月7日  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1932—1935年  在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

1935—1941年  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农艺系技佐、技士。

1941—1946年  任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讲师。

1946—1948年  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棉作系技士。

1948—1950年  在英国剑桥大学植物学院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50—1953年  任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特作系研究员。

1953—1973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省农业科学分院生理生化研究室副主任、经作所副主任、研究员。

1973—1979年  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所所长、研究员。

1979—1988年  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遗传生理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

1988年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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