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赞•科学家精神】陈国平（1932—2018）

陈国平（1932—2018）

陈国平，1932年11月14日出生在福建省厦门市。祖辈以渔、农为生，其父在乡下仅读了几年私塾，青年时代即赴菲律宾同乡的商店里当学徒。但因不习惯当地湿热气候，于20世纪20年代返回厦门，与亲朋合伙开了个杂货店。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厦门沦陷，商店毁于炮火。1939年举家回到祖籍晋江县金井镇溜江村，没有耕牛和农具，其父只靠祖传的2亩薄田及3个未成年的“劳力”，勉强糊口度日。在乡下的7年间，陈国平在小学读书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劳作代牛拉犁，挑粪上山，下地耕耘，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与家人返回厦门，进入大同中学和福建省名校厦门一中学习。

1939—1945年在乡下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他密切接触农业生产，细心对农作物进行观察和思考。如甘薯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翻蔓；稼缺肥时叶子发黄，施肥后就慢慢转黑；趁早晨露水未干往甘薯、花生叶子上撒草木灰等，他想其中必有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常放映一些反映苏联集体农庄生活的彩色电影，如《幸福的生活》等，那行走在金黄色麦浪中收割的康拜因、库班草原迷人的景色、庄员幸福生活的幅幅镜头深深地吸引了他。米丘林学说的气候驯化方法，使南方的果树逐步北移，还能在北方开花结果。这一伟大创举则进一步坚定了他学农的决心。在填写高考志愿书时，家人都希望他能学医，让家人看病方便一些；而按他的基础和爱好是报考美术和外语；但从中国人多、急需粮食的角度着想，他毫不犹豫地填写唯一志愿是农业院校。4个志愿中第一志愿是金陵大学农学院，依次是山东和浙江农学院，为保证能学农，第四志愿还填了黑龙江省北安农业专科学校。他高中学习成绩名列全班第一，1951年提早半年被第一志愿金陵大学农学院录取。金陵大学农学院后与中央大学合并为南京农学院，师资和仪器设备均较充实。在四年的学习期间，他聆听过马育华、李扬汉、冯泽芳、魏景超、邹钟琳等教授的课，受到很好的学术熏陶。

大学毕业后，陈国平先被推荐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后进入苏联的最高农业学府，成立于1865年，以伟大的植物生理学家命名的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深造，师从斯捷潘诺夫H.H.教授。这是一所众多青年学子梦寐以求、争相进入的学校，曾培养出植物生理学家季米里亚捷夫、育种学家瓦维洛夫、土壤学家普良斯尼科夫和威廉姆斯等一大批世界知名学者，也是培养外国留学生的摇篮，科学研究成果也十分卓著，曾荣获列宁勋章。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他努力吸收营养，接受科学训练。

当时中国驻苏大使曾多次提醒大家，培养一名中国留学生的代价，大约相当于25个农民一年辛勤劳动所得。留学生们时刻记着这句话，严于自律，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在苏联的三年半多的时间中，他们没有节假日，没有回国休假，往往进图书馆看书是从早上八九点一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宿舍。

苏联培养研究生最大的特点是着力提高学生的独立操作能力。除了选择论文题目和审阅试验总结而外，无论是查阅文献、试验设计、田间试验、化学分析，还是准备基础课考试，都由研究生单独承担。如果说在国内大学阶段他得到基本知识的系统学习的话，那么在国外当研究生时的进一步深造，则大大提高了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也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

学业之余，陈国平还利用每年的暑假外出考察，到俄罗斯的库班草原、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中亚细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实地考察了各地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农业生产情况，了解科学研究动态和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

1960年7月，陈国平提前两个月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苏联高教部颁发的农业科学博士学位，充满信心地准备着回国后投身于祖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回国后，陈国平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与栽培研究所，主持玉米栽培研究课题。1971年随所下放北京市，1978年他自愿留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回国初的15年基本上未接触到研究工作，整天不是下乡搞样板和“四清”，就是搞“文化大革命”和在干校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了部分研究工作，并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从1979年起，随着耕作制度的改变，转入以夏玉米为主要研究对象，先后研究了夏玉米的生育规律和高产栽培技术，夏播京早7号的试验、示范与推广和夏玉米的简化栽培技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转向宏观问题的研究，先后从事中低产田改造、农业节水技术、商品粮基地的技术攻关和ABT系列的研究和示范推广。这些研究获得多个国家、北京市的大奖。1980—1996年陈国平还担任北京市玉米顾问团的领导，主要运用他的科研成果指导生产，使全市玉米总产和平均单产几乎翻了一番。

陈国平历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作物学会作物栽培研究会副主任兼玉米学组组长、北京市政府玉米顾问团团长、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兼玉米专业组长、北京市政府科学委员会委员、《作物学报》和《玉米科学》编委等职。

1956年在苏联莫斯科留学

从1964年到1978年，他14年生活在农村。先是在京郊大兴县搞样板田，继而到上海市嘉定县搞“四清”，“文化大革命”中到河南确山和安阳干校劳动锻炼，尔后又在京郊长期蹲点，即便在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也经常下乡考察。乍看起来，下乡对科研工作似乎是个时间上的浪费，但回过头来看，下乡是一堂必修的农业科学实践课。学农的人不仅要不怕吃苦，更重要的是熟悉农业生产全过程并学会找准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只有下乡和农民建立起感情，才能针对生产上存在的问题正确选题；只有感受农民的疾苦，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坚决反对在京郊推广“三种三收”的错误做法，为农民说话，深受基层干部群众赞扬。懂得农民的语言，知道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讲课时不但有针对性，而且大量引用农谚和农民的习惯用语，农民喜闻乐见。在乡下，与当地县乡村负责人、科技人员和农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互相信任，也对田间联合试验和推广科研成果有利。

他在十多年的科学研究中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与他长期蹲点，熟悉农村、农业和农民有莫大的关系。抓住了生产上的主要问题，研究成果才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他自己尝到了甜头，也用这条经验指导他的研究生。他的两名研究生虽都来自农村，但当他们毕业之后，他还派他们到农村蹲点5、6年，在农业生产中摸爬滚打，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农村、农业和农民，再从事农业科学研究。

一般人认为，人的一生中25—45岁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段，是出成果较多的时期。陈国平真正开始搞科研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已经47岁了。当全国恢复职称评定时，他被破格免试，晋升副研究员。1981年晋升为研究员。为挽回失去的科学研究时间，他只能争分夺秒，将热情和智慧投入到科学研究工作中，连走路、吃饭、睡觉时都在思考科研问题，为撰写科学论文打腹稿，不论双休日还是节假日，他日夜兼程往前赶。

由于农作物生长期较长，一年只能做一次试验，所以往往出一项成果一般要二、三年或更长时间。但是，陈国平以高昂的热情和干劲，经常同时承担着两项课题，加之他的选题都是从生产需要出发，从1978年到1996年的18年中，他有9个科研课题获得了12项省部以上的成果奖，其中国家级成果奖就有4项。“套种玉米生育规律及高产栽培技术”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京早7号的选育、高产模式及高产栽培技术”198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高郊中低产区粮食增产综合开发技术的研究”1988年获首届国家星火科技奖，“ABT生根粉系列的研究及示范推广”获国家科技进步特奖和香港红利达精英科技奖。在北京市方面，“京郊中低产区粮食增产综合开发技术”（1988）和“北京市商品粮基地建设技术”（1991）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夏玉米简化栽培技术”（1988）、“农业节水技术”（1991）、“紧凑型玉米增产机理及配套技术”（1990）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京早7号的试验、示范和推广”还获得1985年农业部的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所选的科研课题都是生产上的主要存在问题，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马上能在生产上得到应用。十多年来，他以北京市政府玉米科技顾问团团长的身份，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于生产，从根本上改变了京郊玉米的生产面貌。如种植方式由小麦、玉米套种改为两茬平播；品种由平展型改为紧凑型；田间管理由繁琐的手工劳动改为简化的机械化作业。在秸秆还田、一次化肥（缓效性）底施、化学除草、精量播种等方面也都留下他科研成果深深的印记。

他取得了丰硕科技成果和科普以及先进作物栽培技术示范推广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四部委”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北京市劳模，全国归侨、侨眷优秀知识分子，农业部先进个人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编著著作10部，其中专著3部、主编3部。在《作物学报》、《中国农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他曾经访问美、日、法、俄、朝和乌克兰等国，大大地开拓了他的科研视野和思路。

农业科学研究为农业生产服务，从生产中发现问题，经过科学研究，再把成果应用于生产是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20世纪60—70年代，北京市科协每逢关键农事季节，都邀请中央、市县专家和科技人员下乡考察，为生产“号脉”，提出改进意见。考察收到了成效，引起北京市政府的重视。自1980年起北京市政府组织了小麦、玉米、水稻、植保、土肥、果蔬等多个顾问团，并提供经费。还设有顾问团办公室。

1980—1996年，陈国平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府玉米顾问团的常务副团长、团长，成员10人左右，来自中央、市、县，学历都是大学本科以上。顾问团一般年初讨论并制定全年计划，编写出年度全市玉米增产措施的意见，印发各区县参考。有的还在报刊上发表，在主要农事季节组织下乡现场考察4~5次，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年终做出总结。在有区县农业部门领导人参加的生产会议上，他都要代表顾问团发言，指导玉米生产，并提出翌年的工作要点。顾问团的活动卓有成效，北京市玉米每公顷平均产量由1979年3435千克提高到1996年5760千克，总产量由6.2亿千克增加到11.97亿千克。1949—1979年北京市玉米平均年公顷增加75千克，而设立顾问团后1980—1996年则平均年公顷增加到150千克。

他还很关心全国的玉米生产。针对华北地区普遍存在的重夏轻秋的现象，为了引起各方面对玉米生产的重视，他于1991年上书时任国务委员的陈俊生，力陈玉米的巨大增产潜力，应扭转“粗粮粗管”的旧观念，把主攻玉米作为粮食增产的主攻方向。陈俊生十分重视并把信批转农业部部长何康，并在农业部专家顾问办公室主办的《咨询与决策》第13期上刊登他的建议。1991年9月农业部在山东省莱州市召开全国玉米生产会议，决定全国“八五”期间重点抓玉米，特别是把推广667万公顷紧凑型品种作为增产玉米的关键性措施。在推广紧凑型玉米品种过程中，他担任农业部顾问，并主持9省、市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参加的紧凑型玉米栽培技术联合攻关课题。1991—1994年累计推广紧凑型玉米500万公顷，增产玉米75亿千克。他被评为农业部先进工作者，他所在的单位被评为先进集体。1996年他接受新华社驻京记者站的专访，写成“专家建议主攻玉米生产的战略”，同年发表在仅供中央领导人阅读的《内部参考》第16期上。他还曾应湖南、新疆和黑龙江等省、自治区政府的邀请，考察和指导玉米生产并讲授玉米科技知识。

陈国平虽身为科研人员，但也在玉米科技培训上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是一名不执教鞭的教员。

北京市各区县每逢农闲季节均进行科技培训。陈国平以扎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生动的讲课技巧，成为各区县培训班主要的玉米讲课人。在20多年中，他几乎为京郊每个区县的培训班都讲过课。

陈国平还应农业部的邀请，先后在武汉、昆明为高级农艺师培训班的学员讲课；应11个省、市的邀请，先后到天津，吉林九站，辽宁沈阳和瓦房店，河北唐山、石家庄、张家口和涿州，山东莱州、烟台、潍坊、青岛和招远，安徽阜阳、宿州和凤阳，湖南长沙和武岗，广西桂林，福建龙岩和漳州，甘肃兰州，新疆喀什、石河子和伊犁等地讲学共达25次。每次讲课之前，他都先了解当地玉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听众的学历和水平，做到有的放矢，因人而异，紧紧抓住问题，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多讲道理。听众全神贯注，全场鸦雀无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陈国平6次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际杂交玉米学术讨论会上作“中国玉米耕作制度”的报告。他还与有关院校合作培养两名研究生。他们的硕士论文在学术期刊《作物学报》和《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两人都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不到35岁就晋升为研究员，在科研上做出突出的成绩，都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分别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所要职。他还结合课题，先后为区县培养了9名科技人员，学习时间为一年，参加课题研究的全过程并结合阅读参考文献，年终写出专题总结，毕业时发给证书。这种做法既培训了人才，又充实了课题组力量。

1991年在中美两国杂交玉米学术研讨会作报告

玉米虽被列为中国第三大粮食作物，但往往不被重视，科研队伍和工作基础都远不如稻、麦。玉米栽培学组是全国玉米专家、教授自愿组织起来的社会学术团体，既无经费来源，课题经费也比较少，有的参与学术活动的差旅费都缺乏。他作为学组组织者，首要的任务就是筹措经费。先后得到中国农学会和陕西省作物学会（1981）、河北省唐山市和秦皇岛市农业局（1984）、江苏省泰兴市农科所（1988）、中国林业科学院和北京市昌平县政府（1992）、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1995）、山东农业大学（2000）、河南农业大学（2003）等单位的资助。他组织发通知、收集和审查论文、组织会议和出版论文集，为学术活动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后，标志着科学的春天到来，各行各业逐渐走上轨道。同年全国玉米栽培专家、教授齐集大连，在审查农业院校玉米栽培教材（北方本）中，痛感国内玉米科研资料的匮乏，于是发起成立“北方玉米栽培研究会”，由苏献忠、顾慰连、李伯航和刘百韬同志负责，随后组织赴黑龙江农垦系统考察，以筹备第一届学术讨论会，把全国玉米科技工作者组织起来，自力更生搞科研，促进玉米生产的发展。

1981年在陕西武功召开了第一届北方玉米栽培学术讨论会，因陋就简，住西北农学院招待所，吃学生食堂，利用教室开会。尽管开会条件有限，但与会者精神饱满，除编辑出版论文集外，还着重分析了我国北方玉米生产中的存在问题。

1984年在河北北戴河召开了第二届北方玉米学术交流会，代表来自全国19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2名专家、教授。由于与会者突破了“北方”范围，所以决定改为“全国玉米栽培学术讨论会”。1988年在江苏扬州，1992年在北京昌平，1995年在北京市农科院，1998年在江西庐山，2000年在山东泰安，2003年在河南郑州先后召开了6次学术讨论会，对学术交流，促进全国玉米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鉴于长江以南地区玉米少而分散，但畜牧业则相当发达，对玉米饲料需求更为迫切。为了扭转南方普遍用大米喂猪的状况，在1988年的扬州会议上决定在玉米栽培学组之下增设“南方玉米生产开发协作组”，推选湖北农学院刘百韬教授为组长。协作组先后在福建厦门（1989年）、广东广州（1991年）和江西南昌（1994年）召开了3次学术讨论会。陈国平作为学组主要领导人都参加每次会议的策划。他还组织学组部分单位和科技人员，在新疆、北京、济南、扬州等不同生态条件下进行玉米库源关系的研究，配合农业部主持9省、市的院校、科研单位进行紧凑型玉米生长发育规律及栽培技术的研究，为推广紧凑型玉米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20多年中，玉米栽培学组为团结全国玉米生理栽培科技工作者协作攻关、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为宣传和普及玉米科学知识，促进全国玉米科研和生产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而在这个过程中，陈国平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1996年他因年迈退休，但还担任玉米栽培学组名誉组长，参与论文的审阅和会议组织工作。

按规定他应在1992年60岁时退休，但工作需要他直至1996年底64岁时才办理退休手续。陈国平从1956年攻读研究生学位开始，就一直以玉米为研究对象，半个世纪的玉米之缘，对玉米有割舍不了的感情。人虽老了，但心未老。退休后他被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聘为顾问，参加了“提高京郊农田化肥利用率”课题研究和北京市农办“优质大穗型玉米及菜粮间作高产高效配套技术的研究与示范”以及“早熟、优质、高产单交种京早13”的推广工作。2003年又参加了农业部重点课题“发展生态农业治理土地沙漠化的研究与示范”。他在中国玉米生产和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化事业中，继续发挥光和热。

1971年到1995年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工作

在京郊延庆开展春玉米收获和考种

（本文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北京玉米中心”）